在旅行中，长久地凝视历史和现实
当如此多的人开始心心念念想着“诗和远方”，我们或许不会意识到，在中国，旅行成为普遍的生活方式，不过是近二十年的事。因此，旅行写作也是一种年轻的文体。年轻，而富于诱惑力，吸引了很多厌倦“此”地、视野和个人风格都在扩张中的写作者。
汇聚了多组旅行文学作品的《旧山河，新故事》，于是成为一本值得一读的旅行之书：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不同人不同的旅行，看到他们如何长久地凝视历史和现实，并将其诉诸笔端；也可以反思，如何才能在旅途中，让被遗忘的复活，并且赋予普通人尊严。
□本报记者 钱欢青
给时间涂上香料使时间免于自身的腐朽
叶三的长篇游记《在烈日和暴雨下》，写到了额济纳、麦盖提、舟山、莆田、厦门、海丰、潮州、京都和动物园。没错，游记一定会写到风光，而风光不是冷冰冰的存在，是被写作者的情感倾注的风光，“胡杨如草原上的牧民和牛羊一样逐水而居，耐寒又耐旱，长相遒劲明丽。它们站在水里，水很凉。它们站在沙地里，沙子很热。它们的姿态很美，也很浪漫。它们自顾自美丽地站着，我停下脚步不往前去，怕惊扰了它们。很多歌在心里唱了起来。”
如果只有“下车拍照，上车睡觉”的匆忙，如果没有个人情感的投注，旅行只能是一场碎片化的走马观花。也许只有慢下来，只有长久的凝视，才能让风景引发我们内心的歌声。
也只有凝视人，和人交流，才能进入他们的生活，宽阔自己的人生。在新疆旅行时，叶三认识了哈萨克族乐器制作和演奏大师吐尔逊，一个住在土房子里乐呵呵的老头，“我们语言不通，但我听得懂他的乐曲。我也记得在新疆的艳阳下，他笑眯眯递给我哈蜜瓜的样子”。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相遇，独有一份令人动容之处，“吐尔逊把他四处演出的照片贴在床边的墙上，几张和年轻姑娘合照的，他特别喜欢。我笑了半天。我又试着弹了一会儿他做的热瓦普，音色有点像琵琶，只是更硬更苍凉。吐尔逊不会说汉语，他又张开嘴傻笑，把手搭在我肩膀上。我心里就很爱他”。后来叶三又在舟山的东海音乐节上见到了吐尔逊，这个一辈子极少旅行的老头第一次来到了陆地的尽头，看到了大海。“照片上是他的背影，他在大海边木讷地站着，像是惊呆了。那张照片让我非常感动，而且有点伤心”。从舟山回到新疆不久，吐尔逊就被确诊了癌症，很快去世了。
再一次翻出图尔逊的照片，注视着他和大海，叶三进一步明白了旅行文学的意义，“将那些旅行记录下来的时候，谁能料得到之后发生的事情。我想，对我来说，这就是旅行文学的意义。它给了我机会将这些偶遇固定。‘给时间涂上香料，使时间免于自身的腐朽’。在我遗忘的时候，它会提醒我：你曾经心动。”
对“所有可能的世界”的探索
在旅行作家刘子超眼里，旅行如同进入一座有围墙的城邦。你偶然打开围墙上的一道缺口，得以进入城邦内部。突然之间，那个此前一直存在于想象中的事物，变成了有形世界的一部分……就像旅行作家芙瑞雅·斯塔克所说——从此以后，不管你和它相隔多远，它都会永远属于你。
假如我们对旅行理解得更丰富一些——譬如，在出发之前多做些功课，发现叠加在旅行线路之上更多的线索，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是不是可以淡化对于编造的需求？旅行是对“所有可能的世界”的探索，当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的写作也会变得更加诚恳吧。于是，从杭州到皖南的旅行中，刘子超写到了千岛湖被标准化了的千篇一律的白汤大鱼头，打捞起了国内第一艘民用潜艇“天清号”废弃于此的故事，及其背后隐藏着的为建新安江水电站而沉入湖底的两座古城以及27个乡镇、1000多座村庄的往事，“颇有隐喻色彩”。而在安徽的碧山村，在狗窝酒吧、碧山书局，有关乡村建设的思索不断延伸。曾经有艺术家在碧山村搞过一场“碧山计划”。发起“碧山计划”的艺术家不止一次地批评过“西递宏村模式”，在艺术家看来，这些原本有机的乡村完全变成了迪士尼一样的主题公园，生活成了表演，邻里关系也变成了抢生意。“碧山计划”让碧山村名声鹊起，而政府还是希望借助名气招商引资，最终，因为与政府和村民的关系紧张，“碧山计划”的发起人不得不彻底搬离这里，曾经的“碧山计划”偃旗息鼓。
不得不说，《旧山河，新故事》里的旅行文学，视野是开阔的。杨潇的《所有可能的世界》，细细密密写了自己“坐火车横越美国”的经历，这样的旅行构筑起了阅读和景点之外最真实的美国景观。而在郭玉洁的《西班牙笔记》中，为了梳理历史，她居然用大量的篇幅介绍起了田晓菲的《赭城》和张承志的《鲜花的废墟》，“……在《鲜花的废墟》中，更难忽视的是张承志的学养和强大的研究能力。这次旅行长达六个月，行踪涉及西班牙、摩洛哥、葡萄牙三国。他自称这本是‘学习笔记’，他阅读大量书籍论文，亲身到达现场（作为一名老考古队员），并常常渴望与人交谈，进入当地文化的内部。”这是另一种坚硬的旅行文学作品，和流行书市的境外旅游书毫不相干，“因为它的举意，首先是对这个霸权主义横行的世界的批判。其次则是对于一段于第三世界意义重大的历史地的追究、考证和注释”。
一样的痛苦，一样的爱与恨
有意思的是，除了收入叶三、刘子超、杨潇、郭玉洁等四位作者的四组长篇游记，《旧山河，新故事》还有“问答”和“视觉”两个独特的栏目，“视觉”收入三组近六十幅照片，展现了从城市中的遗址、废墟到横跨欧亚大陆的公路旅行，以图像重建记忆中的旅行。“问答”则以问卷的形式调查了不同的人有关假期的回忆，其中既有大家熟悉的作家阿乙、周轶君、小转铃，也有上海的退休工人、一边做育儿嫂一边写作的范雨素。
在被问到“你还记得第一次国庆长假在做什么吗？（那是1999年）”时，范雨素的回答是：“记得1999年国庆，我带孩子去天安门广场看花篮。那一年，每个省各在天安门广场摆个花篮。湖北省的花篮表述内容是黄鹤楼、三峡大坝、诸葛草堂。我看到湖北的花篮，脑子里弹出了‘云横秦岭家何在’，顿时泪如雨下。”而在面对“最不喜欢的地方是哪里，为什么？”这一问题时，作家阿乙的回答是：“国内的陌生城市。到处是敌意而漠然的眼神。没有和解的可能。”
也许真正的旅行就是这样，一些内心里情感的涌动，一些冷漠的面孔，那么多绮丽的风光，比风景永远重要的人。在放诸卷首的一篇《旅行的问题》中，郭玉洁如此写道：“很早以前，我读到贾樟柯的一篇文章，大意是，年轻时想去远方，但是真的去了远方，却发现所有地方的人们，都是一样的悲欢，一样的痛苦，一样的爱与恨。这真是我读过的关于成长最伤感的一段话了。在旅行中，人们是否看多了‘奇’，而忽略了那些相同的部分？它也提醒我，有些作家一辈子住在某个地方，却是伟大的心灵旅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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