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意象
100年前,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杂志刊发了署名“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这是“鲁迅”这一笔名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这部作品也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鲁迅研究专家王富仁先生曾对《狂人日记》进行细致的分析研究,指出“狂人”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人物根据,而是鲁迅内在意识中“自我”的象征物,是一个艺术的意象、主观的创造品。
□王富仁
在“五四”前后,中国少数知识分子的文化价值观念开始发生一种根本性的变化,假若从意识深处的变动来说,鲁迅大概是变动得最剧烈、最深刻的一个了。如果我们深入到鲁迅最内在的精神体验中去,我们就会感到,《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便是他内在意识中的另一个自我,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完全得到表现的自我。
同一文化环境中的人都有基本相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所以不论敌友,都视对方为一个理智健全的人。但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鲁迅,所怀疑和否定的恰恰是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一系列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他们认为正是这些价值观念的荒谬性,才导致了中国的贫穷落后。中国民族要自强,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树立新的价值观念。由于这种基本价值观念的变化,鲁迅不能不感到内在的自我已经游离开了自己所处的现实文化环境,已经失去了与这个文化环境的最起码的协调和适应的关系,而这也恰恰是一个疯子的表现。一个精神叛逆者和一个疯子在与自己的文化环境的难以协调、难以适应上是完全相同的,因而他们在自己的文化环境中所处的地位、所能起到的作用以及所经历的命运也会是完全相同的。非但如此,一个有理智的精神叛逆者甚至还不如一个疯子更能体现彻底的精神叛逆者的特征。所谓“理智”,就是对旧的文化价值观念还有某种程度的理解,还能依照为自己文化环境中多数人认可的价值标准说话和行动,还能被周围的人视为一个正常的人。而真正的、完全的精神叛逆者,甚至连这些也是难以做到的,因而他的特征更像一个纯粹的疯子。不难看出,正是在鲁迅的内在意识中,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精神叛逆者与精神病患者有了完全相同的性质,但这种相同是“青松”与“英雄”的相同,是“春花”与“美女”的相同,而不是二者客观上的同一性。总之,“狂人”是鲁迅内在意识中“自我”的象征物,一个艺术的意象,一个主观的创造品。在客观现实中,两种“狂人”是不可能完全统一在一起的。
“狂人”是作者的一个主观创造品,但这绝不意味着它没有任何客观的依据。在这里,我们需要用现代精神分析学的观点认识精神病患者。现代精神分析学说认为,精神病患者是由于精神压抑造成的。一个人有各种不同的本能感觉,因而也有各种源于本能欲望的生活直感,但由于社会文化的关系,有一些本能欲望找不到一定文化价值标准予以表达,无法升华到意识的层次,受到“超我”和“自我”的束缚和压抑,被沉淀在潜意识的领域。压抑产生精神苦闷,而一旦这种被压抑着的苦闷由于特定原因挣脱了束缚,被解放出来,这个人便陷于精神分裂状态,超我与自我的控制作用失灵了,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解体了,从而失去了与自己的文化环境的协调关系。当然,鲁迅当时未必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直接影响,但他显然能够感到,他所感到的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精神压抑,中国历代的同类人同样也会感到,只是由于旧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压抑作用,使他们没有可能升华到理智的层次,而在精神病患者的疯话中,倒有可能曲折地或直接地表达出来。也就是说,“狂人”这一形象应该是有客观基础的,但要直接从现实中找出这一类的精神病患者,仍然是不可能的,并且与现实中的精神叛逆者仍然不是同类性质的人物。
鲁迅把这个精神病患者设定为“迫害狂”,就使他与精神叛逆者有了更加相同的特征。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归根到底来源于对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非人性性质的认识。它的非人性性质,使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深深感到中国人民的生存安全感没有起码的保障,人的精神生命更受到它无形的扼杀与摧残。这种在中国传统文化面前的恐惧感,恰恰又是与迫害狂患者所感到的恐惧相通的。
“狂人”是鲁迅主观想象的产物,为了区别于现实主义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我将它称为“意象”,而不称为“形象”。
(摘选自《中国需要鲁迅》,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闻推荐
本报讯（记者李飞月）为了更好地迎接2018年度中央、自治区文明城市测评，推进玉林市各项创建工作任务落实，5月16日，玉林市举办...
安徽新闻，弘扬社会正气。除了新闻，我们还传播幸福和美好！因为热爱所以付出，光阴流水，不变的是安徽这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