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重要岔口 也是生命真正的开始
编者按：1978年12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改革开放的开启改变了他们的人生。40年过去，让我们回到1978年40年前的春节，看看那些年轻人当时在哪里，在做什么，想什么，他们在这一年参加高考、回城、经商……这是他们一生的转折。
1978年的春节，21岁，卢宝荣已经记不清当时具体的情形了。那时刚刚恢复高考，他考中的西昌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并不是理想。整个春节，他都在纠结要不要去。
23岁的金光耀则因为高血压没通过体检，但过线的分数给了他再考的信心。他留在了下放的安徽黄山茶林场，和同样留下的年轻人们一起度过了春节。然后立马投入到第二次高考的准备当中。
两个相隔千里的年轻人，在1978年的冬日里，对于阖家团圆、喜庆热闹的春节并不怎么在意，他们为各自今后的人生和命运充满彷徨、困惑，但更多的是期待。他们不知道，几个月后，两人的命运将迎来人生中最重大的转折。
卢宝荣
文艺范科学家卢宝荣：1978年是我生命真正的开始
卢宝荣的父亲是黑龙江人，母亲是湖南人。父亲是林彪部下，随部队打到海南，回防到湖南，与母亲结识。后来支援四川建设，夫妻俩来到了成都。1957年，卢宝荣在成都出生，没过多久，为了支援落后地区，一家人又迁移到了西昌。
在西昌，这个中国重要的卫星发射基地，卢宝荣度过了自己的中小学时光。小学三年级，学校就开始了“停课闹革命”。武斗愈演愈烈，卢宝荣就回到家里画画，“只能画毛主席像。”
尽管1969年“复课闹革命”，卢宝荣直接升到了初中，但是很快就开始了唱样板戏。直到1974年高中毕业，卢宝荣在中学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就五年。高中毕业后，他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去了农村，但是没多久就因为身体原因被送回了城里。
此后的两三年里，他打过临时工，抬过大石，做过泥瓦匠，修过水渠，还当过代课老师，用他自己的话叫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但觉得长此以往不是个事，“总是要找口饭吃”，在朋友的建议下，卢宝荣去了县文工团。
从小学开始，卢宝荣就是文艺骨干，他唱歌、跳舞、画画样样都行。高中学，地区文工团来招人就看中了卢宝荣，但是他没有去。这次走投无路下进入了西昌县文工团。
在县文工团，卢宝荣颇受器重，除了跳芭蕾舞，唱歌、画画都是一把好手。尽管如此，卢宝荣内心里并不真的热爱这种工作。
“我从来没有真正热爱唱歌跳舞的工作，只是作为一种谋生手段，这不是我一生的追求。”卢宝荣还是想要读书，想要“追求学问，无论是艺术的学问，还是科学的学问”。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社会顿时沸腾。卢宝荣通过广播乍闻消息，“感到难以置信，非常激动，因为一直就有这个大学梦。”
高考废止了十余年，大家对于报考院校和专业都毫无概念，加上只有一个多月的准备时间，所以卢宝荣不时向高中班主任请教。当时他特别想报艺术类院校，但是班主任劝他要考理工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社会风气如此。 “所以听了老师的，报的所有专业都是跟理工有关的。”
但是等到西昌农业高等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下来后，卢宝荣又不太想去了。“当时想这学校叫五七农业大学，我想农业能学什么，就不想去，希望明年再考。”这时候正是1978年二三月份，正值春节。
对于春节，他已经没什么印象了，只记得当时纠结的心情。学校的一位老师听说卢宝荣会画画后，就来到他家做他的思想工作，告诉他有学校就要上，明年的事谁能说得清，建议他先到学校看看再做决定。
1977年的高考，考试方式十分特殊，所有考生都须参加初试和复试，这种两道关卡的高考方式不说空前，也可能绝后。而且录取率之低也是前所未见。经过初试筛选后，全国仍有570多万考生。据统计，第一批本科生共录取17.7万人，录取率约为3%。
因为录取率极低，很多优秀者被拒之门外。于是中央决定扩招。扩招工作在第一批学生入学两个多月后进行，录取工作延长至1978年5月份才告结束。加上第一批学生，全国共录取本科生21万，专科生6.3万，共计27.3万人，录取率也只有4.8%；如算上初试参考生，录取率自然更低，淘汰者之多，简直“惨不忍睹”。
卢宝荣手绘的植物结构图
考虑到这种情况，这位老师的建议可以说不无道理。“到了学校，看校园环境，看到学习氛围，我一下子就被大学生活感动了。”就这样卢宝荣成为了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
在大学里，卢宝荣依然是文艺方面能手，上植物学课时，老师经常上课时让他上去画个根的解剖结构、叶片结构。第一个假期，老师就带着他们去野外考察植物，卢宝荣感受到了科学的魅力。
之后，卢宝荣取得了四川农业大学硕士学位，1987年得到了前往瑞典农业科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199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在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所做博士后；1994年获瑞典农业科学大学副教授职位，同年被聘为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资深专家，分管全球野生稻保护与研究；1996年晋升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2000年9月卢宝荣回国，受聘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在复旦大学，除了从事农作物及其野生近缘种的系统与进化生物学、种群遗传学、保护遗传学和进化生态学研究外，他的艺术情结也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卢宝荣的摄影作品
除了作为爱好搞摄影、绘画外，他还开设了一门别开生面的课程《艺术、科学研究与创新思维》，将艺术与科学结合。与传统课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不大相同，学生们觉得这门课程上课的过程是一种享受，在欣赏音乐、绘画、摄影作品以及科学大牛艺术情怀的轻松环境中，在参与“创新思维”有关的主题的讨论、激辩中，能够充分领悟到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的共性与差异，体验到“艺术思维如何帮助科学研究产生灵感”“潜意识思维如何在科学规律的发现中起到关键作用”以及“如何利用美的原则去判断科学发现的正确性”。
尽管没能如愿进入艺术院校学习，但1978年春节前后的决定，在卢宝荣看来，无疑是一生中最重要的瞬间，最重大的转折。
“高考以前就是完全动荡的生活，如果没有恢复高考，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这一生可能就那样草草了。1978年可以算是我生命真正的开始。从那以后我真正走上了一条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人生道路。”卢宝荣说道。
1978年黄山茶林场考上大学的知青离开农场时与场领导的合影。后排右四金光耀，二排右三曹景行，前排右三曹景行妻子蔡金莲，他们三人都被复旦大学录取。
知青学者金光耀：时代给了机会，不敢想没抓住的情况
1976年，毛泽东逝世。这让当时抱着建设农村理想上山下乡的金光耀产生了困惑：“今后该听谁的？我们这么卖力地劳动，农村的面貌并没有改变，我们一辈子的价值又在哪里？”他觉得“要去读书”，只有读书才能解答这些困惑。
稍后，农场里悄悄流传的要恢复高考的消息，加上1977级工农兵学员没有招生，似乎都暗示着一种改变将要发生，让金光耀充满了期待。
1977年10月21日，早上六点半广播里传来了消息证实了这种暗示：高考恢复了。金光耀当即决定：“我要去考试，我要去读书，我要解救我的困惑。”
1966年“文革”开始时，金光耀只有12岁，上小学五年级。学校停课，本该在1967年小学毕业的金光耀无学可上，就“荡”在社会上。
“中学生还可以参加红卫兵去造反，而我们只能作为旁观者。” 到了1968年，金光耀重返校园，接受中学教育。但1968年到1971年这3年，完全不是一个正常的中学教育，大家学的都是很浅的知识。
“老师无法正常教，学生无法正常学。1971年算是毕业了，但连初中水平都没有达到。”当时没有了物理、化学这两门课，改上工农业基础知识，语文课学毛主席的著作、诗词，到中学毕业时数学课只学到一元一次方程，外语课只学了类似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的几句。
中学毕业后，金光耀响应号召，自愿上山下乡。说是自愿，在金光耀看来，很大程度上是迷信的，没有自己的思维。“我们除了弄堂里传阅了几本小说外，每天读的都是《人民日报》。”
在安徽黄山茶林场待了五六年，勤勤恳恳，是连队的连长。但是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和许多同代人一样，金光耀开始困惑，不知道该听谁的了，不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
当时茶林场有五六千知青，“根本不需要这么多人。卖力劳动，结果每年农场都亏损，还要国家的支援。”
恢复高考的消息让金光耀看到某种不确定的希望。说是希望，因为这正是他期盼的读书机会，可以解救心中的困惑；不确定则是他对自己没信心，毕竟只有小学五年级的知识水平。
但大家都在农场，要参加考试，不知道怎么考，也没有复习书，只能相互交流摸索。“文革”期间，上海印了一套知青自学丛书，当中有代数、三角、几何等数学知识，这套书在当时非常热门，大家便互相借阅。还有人找到一本“文革”前的薄薄的历史复习大纲。针对政治，大家把报纸上重要的东西理一理，再去读。语文不知怎么准备，拿到什么就看什么。
白天要到山上干活，没有太多空余时间，农场考生们早上6点半起床，7点出工，中午有人把饭送到田头，他们就在外面吃完再干活。如果农活中间休息的话，几个要考试的人就聚在一起，互相提问。下午5点下班，吃饭、洗漱完已经是晚上7、8点了。金光耀所在的连队是自己发电，晚上10点就要熄灯，大家就在油灯底下继续复习到很晚。
“但是当时年纪轻，精力充沛。”大家还开玩笑，“缩小三大差别，其中一个就是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那我们就高度统一了嘛。白天体力劳动，晚上就脑力劳动。”
就这样一个多月准备后，没抱太大希望的金光耀，竟然过了分数线，通过了考试，拿到了体检资格。但没想到的是，他的读书梦竟然被高血压挡了下来。
农场里，金光耀身体算是很好的，力气大又强壮，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高血压，也压根儿就没有血压的概念。他也不明白，干重体力活都没问题，为什么脑力劳动就不行了。
当时与金光耀同在黄山茶林场的著名媒体人，也是金光耀在复旦历史系的师兄曹景行也有类似的情况。
“冰天雪地里，厂里用大卡车装着我们去太平县体检。因为我说自己生过肝炎，一个不及格图章就上去了。同行的金光耀因为血压稍微高了一点，也被挤出去。”曹景行回忆。
现在他们应该明白，77级报考人数之多，是远超预期的，相关部门不得已通过初试、体检等关卡重重筛选，严格到无以复加。尽管这样，录取率之低仍是难以想象的。
一方面很羡慕那些考上大学的人，另一方面的情绪就比较复杂，既有过了分数线增添了信心，也有因为运气成分而对下一次考试的担忧。
1978年的春节，金光耀选择留在了农场，准备再战高考。印象中，几个年轻人在山下农民家里买了鸡，加上从上海带的咸肉之类的，自己做了饭菜，就这样算是年夜饭。大年初一，就继续复习。整个春节期间，金光耀都在对未来的不确定期待中度过。
等到春节探亲假的人陆续返回，金光耀错峰回到上海，请当老师的亲戚补习了三四次。因为可能新增英语科目，他还从音标开始学了一些英语。
和77级高考不同，这一次黄山茶林场被安排回了上海考区，而且是出分报志愿。分数出来，500分满分他考了375分，“不算很低”。其中历史考得最高，100分满分考了92分。有了分数作参考，再填报志愿时，金光耀就有底气将复旦大学作为第一志愿。同时为了确保读书，在专业选择上，他也和上次不一样，把历史填到了中文前面。
这种志愿选择有些逆潮流的。当时“文革”阴影仍在，很多知青都觉得不能学文科，文科和政治相关，很危险，而理科是硬的东西。而且受“三钱”、陈景润等全民英雄的影响，“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当时社会的风潮所在。
但是也有像老高中生曹景行那样，有着一定基础，有意识地报考文科的。金光耀不是，他并没有明确的志向，要立志学历史云云，只要有学上就行，分数报什么最有可能就报什么。
“只有小学五年级的水平，考理科不现实。”所以第一次他是中文、历史，第二次则是历史、中文——因为历史分数考得高。
国庆假期的时候，金光耀得到通知，他被复旦大学历史系录取了。异常兴奋的他，马上跑到农场的邮局里发了两封电报，告诉家人这个好消息。同年10月5日，农场专门派一辆车子把他们这些考上大学的人送回上海。
自此，他的人生走向就和同时代的很多人大大不同了。“没有考上大学的知青发展各种各样，好的从政和经商，大多数都是抽调或顶替父母回到上海工厂。”
“我们这些读大学的，真的是很幸运很幸运。正好时代给了这个机会，我们抓住了这个机会。如果没有抓住，真的不敢想。”现在回过头来，金光耀充满感慨。
进入复旦历史系后，像曹景行那样的老高中生基础都很好，一谈什么小说什么书，金光耀都没看过。所以第一年，除了上课，他都跑到图书馆去看小说。到两三年级，进入到专业学习，才对历史有了兴趣。
但这个兴趣也不足以支撑他走上学术之路。本科毕业时，金光耀28岁，一来年纪不小了，而来对做研究没有信心，所以就想做一个编辑、记者类似文字服务性的工作。但是分配结果出来，他被被分配到上海市化工局党校，很不愿意去，“拿到通知，就立刻决定要考研究生。我要再回来。”
1983年，金光耀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师从余子道研究中国近代史，硕士论文做的是陈纳德与美国空军。1986年硕士毕业后留校，担任历史系助教，1989年去英国留学，学习中英关系史，1990年回国，1992年以后就跟着汪熙老师念博士，做中美关系史，1995年成为历史系副教授，2001年升为教授，专注于治学育人。
2001年秋天，当年在安徽黄山茶林场插队的人碰在一起，讨论着要为农场编一本集子，记录下来那个时代的历史。这项任务就交给金光耀和朱政惠这两个做历史的人。
接下来，两人利用2002年和2003年的两个暑假，完成了照片集《知青部落：黄山脚下的一万个上海知青》。这本照片集于200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也成为金光耀在自己学术领域新开辟知青研究的契机。
金光耀觉得自己人生中有很多重要的岔口，充满偶然和变数，但问到其中最重要的岔口，他脱口而出：“那当然是高考了！”
“我们这一代，所谓的77级、78级，对恢复高考、改革开放，真的是充满感激。如果打倒“四人帮”再晚个几年，这代人完全就完了。我当时24岁，还有一点可塑性。如果到了30岁，我们这些小学毕业的人，还考什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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