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随风而去 □王 青
我要叙述的两桩诱拐案都发生在秋天。以至于我认为秋天这个季节有着异乎寻常的摧毁力量。在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情况下，我一直主观地认定迷幻因子的存在，在一定的契机里，它甚至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同谋。很多的时候，人们对它毫无察觉也没有能力觉察罢了。在讲述1944年的那场遭遇之前，我必须讲述的是1966年秋天的那次未遂的诱拐。
1966年的记忆
记忆的闸门好像就是从那年的秋天开启的。之前的漫漶，如退潮的席卷，全都冲刷得不知所踪。1966年的秋天，就像是一个崭新的纪元，我的记忆从混沌突然走向清晰，个中的节点完全是因为一场突发的事件。
那年我4岁。另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我舅舅，他28岁。1966年秋天的某个午后，根据我外婆后来的补充回忆，时间大概是三四点钟的样子，玻璃厂盐水瓶车间青工李金良因为夜班休息，被他的母亲即我的外婆委派带我，她要脱开身去忙点别的什么事。
我隐约记得院子里还有一两声短促的蝉鸣，声嘶力竭地哑着嗓子，秋应该渐深了。舅舅带着我走出幽静的交通三巷巷口，进入的就像是另外的一个世界了。喧哗的高音喇叭，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密匝匝攒动着的人头。长大后我常常纳闷，为什么我的那段记忆的颜色是黑白二色？从客观存在来讲，那一定是错误的，但记忆的筛子的的确确滤去了其它色彩的存在。
舅舅有个深蓝色的硬壳笔记本。这个本子后来一直留在我的手里，至今还在。里面内容很杂，开头几页都是赠言，接着有十几页是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歌词和朗诵词，再往后是申请书、请战书，间或还有几封家书，其余的几乎都是手抄的大字报，有整篇的，也有摘录的。写到这里，我才恍然，原来我刻意留存的这件属于舅舅的私人物品，就是想保留下来那件诱拐案最直接的物证啊！尽管我不知道、也从没问过，事情发生的那天，舅舅抄录的那段究竟是什么？
安徽财经大学那时叫安徽商学院，还在交通路上。大门旁边的那一排阅报栏是各路消息的集散地。开始的时候，舅舅拉着我的手，只是伸长了脖子在看。那时我还不识字。多年以后，我在任何状态下看到“淋漓”两个汉字的时候，就有最直观的画面跃然而出，就像那年我看见的大字报上的一模一样——浓重的墨汁顺着纸面流淌而下，狰狞地扭曲着那些字原本的横平竖直。那天，周围的人似乎都有着莫名的亢奋，像一团不断弥漫的热源。对于这种情绪我当然是绝缘体，而年轻的舅舅很快就被这股热力传染上了，他松开我的手，掏出本子和钢笔，开始抄那些莫名其妙的大字报。我无法追忆这其中的时间到底过去了多久，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童年的时间与现在的时间根本不能用同一个尺度来衡量。那是一种犹如失重状态的慢速，令我足以一种更缓慢的速度让自己的身体游离开。
我像一尾漏网之鱼偏离了那片沸腾的水域。一只手适时拉住了我。我一直记得那只手传递的若有若无的温度。似乎就是这温度搭建起的桥梁，在舅舅、我、陌生人之间做了悄无声息的过渡转换。没有一句话语，我被这只手拉着，梦游似的向着交通路的南端走去。火车站就在不远处。或许是有一趟列车即将进站吧，那人拉着我加快了脚步，连车站里女播音员懒洋洋的声音都听得见了。感谢上天，关键时刻是他的手出卖了他。那只忽然汗津津的手心让我感到非常不舒服，想挣脱又挣脱不开，于是我仰起头喊了声“舅舅”，说话的同时我惊骇地发现，眼前的人竟不是我的舅舅。就在我嚎啕的哭声中，狂奔过来的舅舅及时地救下了我。
我无数次地臆想过，假如那年那个陌生人如愿以偿，拐骗我坐上那趟秋天的火车，我的命运真的会堕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吗？或许不会，但我的世界必将从此改弦易辙。这些年来，每当我游历到偏僻的乡村，我就不由自主回溯那次未遂的诱拐，不止一次地在一些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农妇前怔住。我在她们身上一次次地看见自己。无法佐证的假设，无法印证的结局。
这样的心悸始终如影随形。中年以后，我糊里糊涂地成为一名写作的女子，享受着文字带来的愉悦，有时也被文字折腾得心力交瘁。某个暗夜，我又一次从1966年的噩梦中惊醒，一时间竟想不起身处何地。我想起前不久遇到的那个臃肿憔悴的乡村妇人，抱着襁褓里的重孙子，一脸自得地在晒着太阳。而与她同龄的我却为一篇文字纠结了多日。我问自己为什么要写作？在黑暗中我茫然了良久，“我感到有一阵恐惧袭上心头，我又无法向人诉说，于是我就歌唱，好比一个男孩路过坟场时所做的那样，因为我害怕。”——也许艾米莉·狄金森的这句话正好可以为我做答吧！
我常常想潜回到1966年，去修改自己的个人史，把这令人惊悸的一笔抹去。那年的秋天如同一辆失控的列车，鸣响着刺耳的汽笛驶向崖巅，尽管在即将坠落的那一瞬间又戛然刹住。无论何时想起，我的手心总是沁满了冰凉的汗水……
1944年的记忆
过去的时间里布满了飞扬的尘土，1944年的回忆就夹杂着水腥、雾霭的混沌气息，以及萦绕着一个女人几乎一生的酸苦。如果个人的叙述能够还原那种场景的话，那么在长江边的芦苇荡里，植物干枯的味道也将此刻一同汹涌而出。“凡是过去，皆为序章。”1944年是个闰年，就是侵华日军投降的前一年。1944年的时候，南京姑娘小英子17岁，距1938年她从山西路难民所侥幸逃生，已经整整过去了六年。在电灯厂捡煤渣时被日本兵刺伤的额头，长长的刀疤也已被齐眉的刘海遮挡住。“从下关的中山桥复兴后街的家里出来，离江边的苇荡没多远”——2015年夏天，我在采访中意外地发现，89岁的“小英子”代常华老人，竟是南京大屠杀时“女拉贝”明妮·魏特琳从日军屠刀下救出的幸存者。我在采访过小英子之后不久，曾专门去了趟南京，按照她的叙述，我能找到的当然只是大致的地理方位。中山桥已被拆除，复兴后街的地名还在，大江依旧，芦苇荡毫无悬念地荡然无存，我只能在一片林立的楼盘前想象着1944年秋天的情景。
在我现在看来，1944年的诱拐充满了偶然性。一个路过苇荡的人贩子，忽然看到了一个正在砍苇子的少女。只见她奋力挥舞着镰刀，面前干枯的芦苇兵团浩浩荡荡，有一种前赴后继慷慨送死的悲壮。而这个路过的妇人却以人贩子的职业精明，从砍苇子的少女脸上看到了一种求生的不甘和渴望。几乎没费什么曲折，17岁的小英子在人贩子巧舌如簧的攻势下，很快就放下了手里的镰刀，也放下了心里所有的戒备，鬼使神差地连家都没回，就和这个陌生的年轻妇人以姐妹相称，一同坐上了从下关开往未知远方的火车。
火车在蚌埠停下后，她俩就在车站附近的一个小旅馆住了一宿。那年我采访她时，已经89岁的小英子依然记得，那晚有人“砰砰砰”地敲门检查证件，好在那贩子随身装着“县民证”。小英子不知道的是，也就在那晚，在她的酣睡中，关于她命运走向的一桩买卖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谈妥。第二天，她们坐上了一辆平板大车，辗转拉到凤阳门台子，那时还叫凤阳府镇永安村。这天黄昏，南京姑娘小英子以600元钱被卖给了一户张姓人家，大她13岁的男人成了她的丈夫。
我查阅过1944年的物价资料，那时的物价是以实物比形象表述的。法币100元钱可以买到半只母鸡(在1943年的时候是1只)。张家以3只母鸡的价格为光棍儿子买到了一个很划算的媳妇。自然没有当事人的同意或不同意，那个人贩子嘴里子虚乌有的天堂工厂，就实实在在落在了有着一间半茅草房的张家。逃跑，逮回，暴打……几轮下来就被打服了，服了就是认命，认命的根本是因为有了孩子。解放后小英子哥哥曾到安徽找到了她，要带她回南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的她却怎么也不愿意回去了。穷是穷点，可天下太平了，她也就心甘情愿地留在了那里。她的这个丈夫是在六零年大饥饿中去世的。百般无奈中，她只好改了嫁，共生育了6个子女。从颠沛流离到穷困坎坷，几乎缠了她大半辈子。好在后来日子好过了，几个儿女也都孝顺。我之所以能够去采访她，就是来自她小女儿小梅夫妇的朋友老严，以及老严的朋友、《蚌埠日报》一个编辑老师的邀请。
小梅向我说起母亲这辈子的不容易，我知道我的笔很难把这一切描摹出来。说到底，文字在苦难面前的无力感，还是源自没有亲历苦难者的浅薄和隔膜。小英子老人虽然不识字，但记忆清晰，语言表述能力很好，她说的许多片段串起来，很有老电影的画面感，可我依然回不到1944年去。而且，更多的时候，我望着老人被时间重压成佝偻的身体，我不忍发出那种职业的刨根究底追问。假如没有这次拐卖，她现在该会怎样？我也不愿去探究这毫无意义的假设命题。我怕触动那些结痂的伤口。1926年农历八月十四、中秋节前一天出生的小英子，在2015年夏天向我述说过去那场苦难的时候，仿佛在说起另一个女人的陈年旧事，毫不怨恨命运的不圆满。
2016年末，确切地说是12月31号的晚上，在一次聚会中我见到久未谋面的老严。见到他，我边吃边自然而然地问起小英子老人。他一怔，说她走了。我惊问：走了？什么时候？他说了个日子，那声音不算小，我却好像什么也没听到。一口菜噙在嘴里，香椿头炒鸡蛋。因为我忽然想起了老人说过的被拐骗时的一个细节。当人贩子带着她路过一个村子的时候，看见有好几棵椿树的枝头上都套着鸡蛋壳，远远望着好像树上结着白花花的鸡蛋。年少的她不懂，就好奇地问人贩子树上怎么结鸡蛋？人贩子正好顺嘴编了个天方夜谭似的神话。我想起自己也曾见过这种养香椿头的办法，有点残忍，开春后香椿的叶芽就会蜷曲在蛋壳里，这样不见阳光生长的香椿头特别香嫩。我告诉了她答案，她咧着瘪瘪的嘴对我不好意思地笑：你看我多傻啊多傻啊！
一口香椿炒鸡蛋噎在嘴里，我怎么也无法下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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