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理想的高校师生关系：从如何做一个好的导师谈起
【编者按】
“在任何学科领域，是否有一个好导师将决定学生的研究生涯初期的成败。”在高校师生关系问题越来越受关注的当下，鱼宏亮从自己指导研究生的切身经验出发，从专业选择、学术训练、导学关系、情怀与责任等多个方面对如何培养研究生给出了一整套深入而具体的建议。
鱼宏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导师，中国社科院撰五卷本《中国通史》（华夏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6）作者之一。本文为2017年10月鱼宏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晋导师培训会上的讲话，据录音整理，有删节，经本人审定。
在大学与研究生教育问题上，过去我们听到更多的是如何指导学生完成好学业，做一个合格的大学生、研究生。探讨如何做一个称职、合格的导师，或者导师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些什么，我们听到的很少。实际上，这个问题中外大学与科研机构都很重视。《自然》杂志2005年设立了一项旨在表彰指导研究生方面卓有成效的导师的奖项。该杂志还收集了学生们对其导师的评价，总结成给导师的16条建议，其中包括对学生的智力与能力的尊重、对学生职业发展和选择的尊重等方面。
就我的专业来讲，近年来也有许多知名学者给出了非常好的建议。台湾中研院的王汎森院士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假如我再做一次研究生》，其中有许多真知灼见和宝贵经验。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荣新江教授也写过一本《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史入门》的著作，对于导师和研究生都非常有价值。
《自然》杂志给导师的建议中有一句话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在任何学科领域，是否有一个好导师将决定学生的研究生涯初期的成败。”（Adrian Lee, Carina Denis and Philip Campbell. Nature's guide for mentors. Nature 447, 791-797,14th June 2007）这说明导师与学生的关系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却是学生进入学术研究或者从事其它职业至关重要的时期，导师肩上的责任重大。更何况，在我们这个崇尚尊师重教的国度，许多学生将与导师建立一种终生的联系。所以我愿意就我个人的一点儿经验与思考与大家交流一下想法，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在专业选择上尊重个体差异
《自然》杂志总结的其中一条准则是：“每个学生想要追求的人生目标是不同的，每个学生也都有自己的私生活。”因此，每个导师都需要一种与每个学生形成一种独特专业方向关系的能力。
导师并不需要强制将学生的专业方向设定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在某些情况下，鼓励学生的专业兴趣，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引导者的角色，会使得研究生更快地进入专业学习状态，甚至有更具创造性的想法出现。以我的个人经验为例，中国史研究第一考虑的当然是深厚的制度史研究传统，所以我当初也为学生设计了制度史的方向。但在几个星期的交谈中，我发现这位学生对生态、环境的问题有异乎寻常的兴趣，相关的文献基础也不错，于是正式和他讨论，调整了培养方向，允许他选择十七世纪以来的北方草原地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研究的题目。
这样的调整看似简单，实际上后面会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第一就是导师的工作重心的转换，导师在满足了学生的专业兴趣后，也需要在相关领域做大量了解和研究，这样才能发现学生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索出真正有价值的研究焦点；其次是学生面临的问题。选择一个主流的方向意味着可以集中精力将中国史学科的文献基础都打扎实，而选择一个交叉性学科无疑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达到我们对学科基础的要求；第三就是探索新领域带来的挑战。交叉学科和新兴领域的研究，能否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其中最大的挑战来自文献方面，如果相关材料短缺，那你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来发掘材料，以达到研究的最低要求。众所周知，关于十七世纪以来的长城以北的草原地区的文献资料非常匮乏，有关生态、气候、环境的资料更是少之又少。另外，交叉学科的范式大多还不成熟，需要学生对多学科的基本理论、方法进行认真学习领会，才能在方法上站得住脚。而选择主流方向则很容易确立一个中规中矩的研究题目，在方法上会少很多困扰。我们现在的研究生教育非常重视创新意识的教育，但实际上，一个比较有创新的方向的选定，需要导师和学生付出更大的努力和艰辛。我希望导师们在确定学生的选题的时候，都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为学生提供规范的学术训练
研究生教育最基础的任务就是为学生提供规范的专业训练。这种专业训练在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要求，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我今天讲的是另一个问题，经过专业训练的学者和业余的爱好者应该有什么区别？
作为导师，要让经过专业训练的学生和社会上的业余爱好者、甚至我们所说的“民科”有一个根本的区别。不仅学生自己的观点、意见甚至日常生活的言谈举止应该显示一种专业素养，也包括他本人能够对业余的、非专业式的、民科式的所谓研究、观点有一眼鉴别的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大众文化甚至专业领域经常会充斥一些看上去惊人高妙的宏论，但往往经不起专业的推敲，甚至是完全虚假和作伪的东西。
据说手机上有一个应用软件，叫“一眼卸妆”，说能够将PS或者美颜过的照片还原回原照。我要求经过专业训练的研究生能够对某些非专业的观点或者民科式的研究具有“一眼卸装”的能力，这个“装”是装神弄鬼的装。如果读了几年研究生，或者再读几年博士，还形不成对学术性文体、表述、思维特点的敏感的话，我觉得他的专业素养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最近某知名大学一知名教授公布了一项研究成果，声称对比了宋代至清代中国与西方的GDP并得出了若干结论，且不说这结论有没有价值，那经过中国古代史专业训练的学生应该第一反应就是你那gdp数据哪来的？古代有关经济、货币、贸易的数据都分布在什么样的文献中，使用起来要注意哪些问题？从而不是盲目相信什么大牌教授的什么大数据结论。
我们的研究生教育要在学生的知识范围、逻辑思辨能力方面给于足够的训练，使得他们能够快速识别什么是专业的意见，什么是值得怀疑的意见。这正是我们强调规范的学术训练的原因。学术训练主要分为阅读和写作两个方面。
对于研究者来讲，阅读是一项最基本的功夫。每个导师第一件事情就是为学生提供参考文献的书目。通过阅读训练，我们要让学生形成这样一种习惯，即在面对某一个问题是，只有对有关的专业文献有足够、全面的了解，才可以谈论自己的看法，否则他应该选择闭嘴，作为一个学习者学会倾听。这往往是我们引导学生进入学术领域的第一课。我们一般将研究生的阅读文献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最基本的专业文献的阅读，第二层次是相关学科的知识储备。我印象最深的是台湾“中研院”的黄一农院士在为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生的授课中经常强调的一句话：“建立你的知识地图。”他认为我们现在具有了广泛的获取信息和知识的途径，世界以一个普遍联系的网络存在，我们的认识也需要进入一张关系网。今后的学生的学习模式将呈现为网格化的学习。在你填充了某个网格的知识空白后，它的周边立即就会出现新的空白网格，如果你不了解这些空白，就无法理解单一网格的知识。这个思想我非常赞成，我们现在的学生培养中存在严重的学科分割和碎片化知识的倾向。过度强调专业导致学生在相关问题上的知识非常薄弱，大大局限了对问题的深入理解。如果说第一更层次的阅读范围决定了你能否进入专业领域的话，那第二个层次的阅读将决定你专业水平的高下。第三个层次的阅读，就我们历史所中古史专业的领域来讲，也很值得重视，这就是一些经典和与专业无关的阅读。无论是学者还是其它从业者，都生活在一个充满价值评估和意义解释的世界。离开专业，他们还要面对更为广阔的人、事、生活。研究生也处于人格养成的重要阶段，我也经常推荐一些经典名著和纯粹好玩的书籍给学生，也鼓励他们休假、放松的时候阅读一些与专业无关的书籍。在当今这个信息化的时代，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学生将来成为一个“书呆子”或者“不食人间烟火”的人。
除了阅读能力的训练，导师还应锻炼学生的学术写作能力，直到写“好”文章成为学生的第二天性。学术写作与普通写作、甚至作家的作品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要能明确的进行指出。我们对学术写作的基本要求实际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学术回顾与文献综述；完整的引用、注释；严密的逻辑；审慎而明确的结论，一针见血的内容提要。
经过这样一套看似“套式”的程序写出来的论文，能够从根本上与非专业的、业余爱好者的文章区分开来，这正是我们要进行专业教育的基本目标之一。
注重导与学的平衡
在老师与学生这样一种特殊的关系中，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导师是占据了主动的一方，主导着学生的学习与生活。这其实是一种误解。真实的情况是，学生往往主导了师生关系、教学关系、引导与研究关系的质量和走向。
我记得社科院哲学所的李泽厚先生曾经给他的博士赵士林先生的专著写过一个“著名”的序言，这个序言说：“赵士林是我的学生，这本书是他完全瞒着我写的。因为他知道，我不会同意他在准备博士论文的时候弄这些东西。他写完后告诉我，我当然没办法了，总不能叫他去烧掉。但我拒绝看这本书的任何一个字，也不对这本书负任何责任。”
我想说，这样的学生请来上一打。如果我们能碰上这样的学生，你不用负任何责任，他还能写出专著，这不正是我们所有导师的梦想嘛！哈哈！回到现实，我们还是有操不尽的心来辅助学生确定培养目标，甚至考试、作业、论文等事无巨细的问题。
一．先定一个“小目标”
研究生教育有很明确的阶段性。在短短三年的时间内，除过完成论文、毕业、考试甚至找工作的时间，学生能够集中学习、讨论问题的时间基本上不到两年。所以我们首先要在培养目标上设定一个有限的目标。比如除了研究生院所要求的专业学分和课程外，论文与研究方面，我只要求学生做到尽量自己提出一个大小适中、或者比较具体的问题，然后用比较扎实的材料和逻辑论证将其解决，这是基本要求。最终衡量论文的高下的，是你提出问题的水平和解决方案的依据是否充分。这样一个有限目标的设定，可以避免学生在短短的两年中在选题方面走弯路，要么太过宏大，导致自己难以驾驭，要么又太过琐细，达不到建立基本学术素养的目标。
二．有教无类
我们实际上很少有机会主动选择到自己满意的学生，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在既定的范围内挑选或者被分配学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秉承一种古老的“有教无类”教育道德与教育智慧，默认所有的学生都是值得教导的，对他们的付出都是有价值的，关键在于为不同层次的学生设定适合的目标。
所以，衡量一个导师的付出和成绩，有时候并不完全以学生取得的成绩的高下来比较。许多情况下，也许某个学生毕业的时候还是表现平平，但是可能他的老师在他身上付出的更多。这就是教育的本质，教育并不指盯着光彩夺目的取得成就的学生，而是一种更普遍的事业。
三．再定一个大目标
不管学生的方向是多么小，多么具体，但有一点是要给交待的。导师应当给一个一步站在学术前沿的问题，让学生去琢磨、锻炼；同时也要用专业方向最前沿的进展加以提示，要求学生去了解，至少能读懂问题所在。
例如，我现在基本上建议学生不要轻易拿笔写论文。达到基本的学术训练目标后，就会鼓励他进行一些深层次的思考。有一次谈话后，学生提出想写一篇论文，我说那个主题的不是写了两篇了吗？他说又发现一些新材料，有点新想法。我说你先不着急写，再读一段文献再说。他答应了，但有些不理解，我就问他，环境生态史研究中“原生态—人活动—环境破坏—灾害周期—尝试恢复”，这样的模式有什么问题？如果你的论文只是为这个模式增加一个案例，那你的创新价值在哪里？你从事这个方向的研究只是跟随一个现成的结论来亦步亦趋吗？多读书，是为了让你跳出这个模式，从更高的层次来审视环境问题。土地大量开垦导致植被破坏，是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这是公认的结论。但是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取代游牧文明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田园牧歌式的游牧生活到底是文明还是野蛮？欧洲许多地区中世纪都是游牧区，现在都变成了发达的农业和工业国家，比如法国和荷兰，这个过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怎么考虑？经过一系列这样的讨论，学生终于跳出了传统模式，开始思考更深入的问题。
在提高学生思考问题的层次方面，导师有着起决定性作用的重大影响。
我们社科院研究生院培养研究生的模式还采用传统的师徒制，这是个非常好的模式。在这样互相切磋砥砺的过程中，我培养的这个学生在两年多的时间中，独立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其中有四篇所谓的核心期刊，一篇权威期刊。这样的成绩，可能算是对我们贯彻这样的教育理念的一个小小的肯定吧。
为适应变革而做准备
抛开社会经济方面剧烈的变化，就学术研究的方法与范式而言，我们也正在面临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的成就在许多方面将产生影响。即便是我们历史学这样的冷门学科，也催生了所谓数位人文学、数据库方法等学问。这些科技成就对每个学科的影响都是看得见的。今天我想谈一谈更为深刻的变化。
由于我们现在采用和身在其中的学科体系是百年前中国近代建立起来的，过去我们习惯于谈论传统与现代的话题，讨论什么样的传统学科转向了现代，其中有什么样的断裂与传承关系。
但是，近二三十年的全球性信息流通与资料开放，使得我们进入了得以从更为广阔的背景来看待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问题。过去我们认为的现代中国学科体系、学术概念、学术话语等等，现在都面临着重新审视和反思的境地。我在两年前《中国史研究动态》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讨论就历史学、社会学中使用的国家、族群、民族、帝国等概念在中国史的认知中所产生的种种歧义和问题，也讨论了西方社会学、包括年鉴学派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在解释中国问题上的一些局限。最近我读了一本书，叫《族属的考古》，令我吃惊的是，考古学上的有关各种“文化”、“族群”的种种认定和划分理论，与殖民主义、经济利益、文化霸权有着密切的关系。就连考古学这样的传统上远离现代社会的学科都与现实有着如此紧密而隐晦的关系。我想其它学科，比如宗教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就更面临着整个概念体系与学术话语的重新检讨的问题。关于现代社会的理论，我们过去熟悉的马克斯·韦伯的有关“祛魅”的理论，认为现代性建立在人们从宗教的迷信和蒙昧中解脱的基础之上。而最新的宗教社会学的观察却是我们正在重新面对大量现象，宗教社会学称为“复魅”现象。这很容易理解，弥漫世界的各种原教旨主义、灵修活动、散布在北京的几万“朝阳区仁波切”，一方面科技高度发达迅猛，另一方面宗教信仰大量复活，种种社会现象都在冲击着传统的宗教、历史、思想、政治、哲学的基本理论和概念。
我们面临的这个大变动的时代，对学术研究来说具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还很难做一个判断。但是，从批判性思维的角度来看待传统学术范式中的提问、设问、处理方式，我想是我们每个学科都面临的严峻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研究生教育和学术研究，无疑要将这种趋势和发掘出来的问题加以点明和重视，否则面对未来的变革将会落伍或束手无策。陈寅恪先生曾经说，一代有一代的新材料，有一代的新学术。能够进入这种新学术的，叫作预流或者入流。不能够进入这种新学术的，叫作“不入流”。这样的时代对我们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导师有责任关注这种变化，更有责任引导学生入流。
责任与情怀
无论是大学教育，还是研究生教育，都在经历着严重的病诟。这几年，媒体上广泛流传着我们的大学正在培养出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论调。无非是说教育在传授知识技能与养成人格方面的不平衡。这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但学生未来的职业道路越来越艰难、发展环境竞争越来越激烈也是很重要的原因。这导致学生采取短平快的模式来进行学习和研究，希望能尽快的出成果、出成绩，占据一定的竞争优势。自由思考、安静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这对打好基本的学术基础是不利的。在这方面，我想有两个问题要强调一下。一为适当的安排或者指引学生读一些离专业相对较远的名著，拓展他们的思想范围与视野。比如我给学生买了一套布罗代尔的《菲利普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三卷本，让他有空可以读读。学生觉得很有感觉，一个周后就要找我谈感受。我说这个你不着急，你可以慢慢品，一个月后你再跟我谈。我的方向是中国古代史的清史，我也经常提醒他们抽空读《左传》、《礼记》、《前四史》等先秦文献，培养他们的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源头有一种感受，而不是只停留在“流”的末端来看问题。
第二个方面，我觉得研究生也罢，学者也罢，经过这样的训练，从事了这样的事业，更为重要的东西，是得有一种超越你自身所处的境遇和时代的品质和关怀，往小了说，你能够跳出一己的局限来思考问题和看待问题，往大了说对人类社会过去和未来有某种关怀。就我们专业来说，我常推荐两部书请他们一定在未来慢慢品味。学历史的，容易沉湎于帝王将相的故事中产生某种权力崇拜的意识，但历史中超越这种权力结构和个人命运的伟大作品也很多。比如《史记》，司马迁从上古写到他所处的时代，对自己生活中的帝王、将相有大量的第一手的记录，但史记体现出的是历史学家一种纵横古今、气吞山河的气势，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帝王将相有时候也像蝼蚁一样，有各种各样不得已的命运安排，这就是历史学家的超越性。还有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这部书写伏尔泰生活中的法国皇帝，他也是伏尔泰的朋友。伏尔泰对他有称赞，有批评，有挖苦讽刺，这是一种跳出了时代和自身的环境来审视这个时代的气魄。这才是我们学术研究、学者、未来从事这一职业的青年们更应该拥有的一种专业素质。陈寅恪说“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在这方面一定要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将勤奋当作一种学术品质
并不是说从科研成果的数量就可以来衡量一个学生或者老师的付出指数。在许多情况下，某些专业、某些老师可能会较早的、短期涌现较多的科研成果。而有些专业、有些学者可能需要更长期的、艰苦的积累，才会解决比较重要的问题。不管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中，勤奋一直是一项最为重要的非学术品质。鉴于现在的研究生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压力与他们的成长环境的不同，有必要至始至终引导他们形成勤奋的习惯。
我们在衡量从古到今众多在历史上留下踪迹、能够进入历史书写的那些有成就的历史人物和当代人物中，勤奋甚至单独可以导致最终的成功。哪怕你各方面资质平平，但你也可以因勤奋而日积月累而到达某个高度。
微博上最近经常流传一些段子，比如“世界在偷偷奖励善良的人”、“世界在偷偷奖励孝敬父母的人”、“世界在偷偷奖励对老婆好的人”……各种各样的鸡汤，我就在想，那么“世界明目张胆地奖励”什么呢？我想勤奋在其中会占据重要的位置。
总之，在教与学的这一不对等的关系中，导师总是被寄予厚望，被抬到了似乎具有主宰学生生杀大权的地位。但是你知道这是一种严重的错觉。你可能付出很多，制定了完美的培养计划，但最后实现了60%你就会觉得谢天谢地。有的学生迫于现实会从事其它职业。有的学生可能转投他师，你会觉得为人作嫁白辛苦一场……
无论如何，教师也许已经不是金字塔顶尖的高尚职业，只是普通职业中的一种。但是，一切依然值得期待。如果你能建立一种创造性的师生关系，那你依然会在一个年轻的未来之星的身上涂抹上浓重的一笔，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打上你的思想的烙印，甚至，决定他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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