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光以外奇异的光中”——敬悼余光中老师
12月4日接获香港友人电邮，劈头就说余光中老师住院，向我打探详情。我心中又惊又惑，惊的是老师怎么住院了，惑的是我没接到任何消息。我心里着急，便打电话到余府。虽说是四十多年的老学生了，但我总担心会打扰老师，平日极少致电。电话是师母接的，她向我说明情形，语气相当平和，让我放下悬念。13日清晨，我竟然梦见余老师，情节清晰，醒后犹历历在目。我觉得忐忑不安，因为我从未梦见过老师，于是匆匆将梦境记在手机内，并向好友李有成提及此事。谁知次日中午就接到老师弃世的噩耗，几小时内网上出现海内外各路讯息与评论，可见此事引发华人世界广泛瞩目，甚至可说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版本的余光中。
我的版本始于1972年10月。当时我从南投中寮来到台北木栅指南山麓，成为政治大学西洋语文学系新生。初来乍到全台首善之都的大学，不满18岁的乡下男孩心中的惶惑多于憧憬。大一时外系的一场演讲更使我对文学充满怀疑。那时担任系主任的余老师距离我非常遥远，唯二的接触就是刚进系里时聆听他对大一新生的英文训话，以及校庆运动会前他到运动场为大一啦啦队打气。
大二时余老师的英国文学史是必修课，每周都会跟老师见面。他那时诗作转向民谣风，这兴趣也反映在教学上，对《诺顿英国文学选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里的民谣（popular ballads）情有独钟，每首都仔细讲解、朗诵，自得其乐，不少学生也为之陶醉。文学知识的传播固然重要，但老师更特别的是把对文学的热爱传达给我们。他勤于诗作，那时好像也在报上写专栏，经常在课堂上分享，《朋友四型》等文章以及有关中东石油危机的诗作《自嘲》就是那时亲耳听闻的。老师对文坛动态如数家珍，记得杨牧先生有篇散文在《人间副刊》发表时，他称赞之余并期许我们将来有人能写出像那样的好文章。他肯定罗青先生的《吃西瓜的方法》为现代诗开出一条新路，赞许历史本行的陈芳明先生的文学评论集《镜子与影子》，对思果先生的《翻译研究》表示钦佩。老师对英美摇滚乐与流行民歌的介绍更不在话下，甚至模仿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Bob Dylan）的作品。正是这些“闲话”打开了我们的视野，把遥远的英国文学史连结上英美流行文化与当代台湾地区文坛。
当时“冷战”犹炽……面对风雨飘摇的局势，余老师……在课堂上批评一些海外人士言行不一，口中称颂祖国的共产主义社会，却在海外过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舒服日子。记得他在一篇文章中公开挑战这些“左言右行”的人，以十个问题来决定哪个社会好？到底谁能言行一致？（写于1973年6月的《降落》一诗便是这种心境的呈现）。在那段……内忧外患的岁月中，老师的忧国之心溢于言表，经常反映在诗文里。这种情形直到两岸情势和缓、恢复交流之后才改观。
老师的言教身教引发了我对文学的强烈兴趣，除了认真上课，反复细听同学的文学史课堂录音外，并自动自发找了一些补充数据，因此上学期该科得到全班最高分。此外，我多方参加有关文学的演讲与活动，以及系上举办的全校活动，尤其是抱着“以战练兵”的心态参加中英翻译比赛，细读思果先生刚出版的《翻译研究》，竟以初生之犊的姿态得到第一名。当时班上一些同学在文艺方面也有浓厚的兴趣与出色的表现，以致老师对我们这班印象深刻，即使后来赴港教学，每次返台都会相约见面，多所关怀与勉励。1975年6月我们大三时曾前往中山堂，参加杨弦根据老师诗作而谱曲的“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欣赏诗人与歌手同台演出。我们聆听老师亲自朗诵，当熟悉的诗句由歌手口中唱出时，诗与歌的结合彷佛使文字借着音乐活转过来，打心底产生一股奇妙的感觉。
政大西语系毕业生从事文学研究的不多，因此老师对我青睐有加。老师应政大之请捐赠文物以供图书馆典藏，其中包括了数十年前我们这班的英国文学史成绩单，并特别指出成绩最好的那位现在是中研院的学者。记得老师上课时曾偶尔提过学者与作家的差异，并说当学者很辛苦。不过对我来说，人文学者只要有一定的训练，稳扎稳打，多少能有一些成果。而作家讲究创意，甚至“无中生有”，风险更高。以往我不太愿意在公开场合强调师生关系，以免有狐假虎威之嫌。随着年事渐长，愈觉得缘分难得，师恩浩荡，于是近年在两岸许多场合都表明余老师是我文学与翻译的启蒙师，没有老师的教导就没有今天的我，以示不忘师恩。也曾几度当着老师和师母的面宣称是老师赴港前在台的“关门弟子”，两人都未表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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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师恩当然就有事服其劳，老师也多次给我机会。我三度担任梁实秋文学奖翻译奖评审，目睹老师事前逐篇仔细评分，现场全天马拉松式讨论（当时他已年逾八旬），事后撰写评论，纳入专书，广为流传。老师几次跟我提到，这种兼具奖赏、评论与出版的一贯作业方式，能发挥较大的社会教育功能，让大众更重视翻译。2012年《济慈名著译述》出版时，老师邀请彭镜禧教授与我在诚品信义店进行三人对谈，不少学界前辈与文学粉丝前来致意。2015年“余光中特展”于台师大总图书馆展出，老师找我与他对谈翻译，由彭教授主持，当天气温陡降，但现场爆满，有不少大陆学生前来聆听，并与老师合照，这些粉丝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最近一次就是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举办的“第六届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翻译组决审。老师因为不慎摔伤，导致颅内出血，住进加护病房一段时间才出院，身体尚在恢复中，因此虽然命题，却不便评审，改为由我代劳，与金圣华、彭镜禧两位教授决审，并于2017年4月前往香港颁奖，参加文学创作与翻译专题讲座与座谈会。在金、彭两位教授评论得奖者的译作后，我一反前例，没有评析得奖者有关老师命题的那段英文中译的良窳，而以“六译并进的余光中”为题发表演讲，介绍这位“三者合一”（作者、译者、学者）、“六译并进”（翻译、论翻译、评翻译、教翻译、编译诗选集、提倡翻译【前五者来自张锦忠】）的译界典范。结束前我特地附上大学时代与老师在政大四维堂前的合照，鼓励来自全球的翻译新秀，希望他们能从毕生以创作与翻译为志业的余老师身上得到启发。事后不少人向我表示，这种由文到人、由翻译剖析到译者典范的安排很有意义。
中山大学接获企业界捐赠，成立余光中人文讲座，提倡文艺活动，我于2013年起担任咨询委员，略尽棉薄。老师思虑周密，在开会前已有若干想法，会议在他主持下集思广益，很尊重学生辈委员们的意见。决议后许多贵宾由老师出面邀请，因为地位高、人脉广，受邀者视为殊荣，计划都能顺利执行。老师与这些贵宾对谈（依序为电影导演李安、中研院院士金耀基、海派作家王安忆、建筑师姚仁喜、戏剧导演杨世彭、南管名家王心心、乡土作家黄春明等），场场爆满，允为南部文化盛事，为中山大学增添许多人文气息与艺术光彩。活动结束后并发行书籍与DVD，让无法到现场的人也有机会分享老师与贵宾们的专长、经验与智慧。
后来老师由于头伤后体弱，不便与人对谈。2016年9月30日，我前往参加咨询委员会，由老师的女公子幼珊代为主持，决定部分活动改为翻译系列演讲。会后老师特地设宴于汉神饭店。这是老师伤后与我首度见面，精神与体力显然比以前差，说话声音很小，我必须凝神静听，但兴致很不错。在等上菜时，老师在餐巾纸上玩起英文接龙游戏，师母说老师平时以此自娱。果然是中英文俱佳的诗人，随时不忘磨练文字利器。
为了庆祝老师九十大寿，原订2016年10月推出“诗情乐韵余光中”诗文音乐会，但因老师头伤，加上莫兰蒂台风与梅姬台风接连来袭，中山大学逸仙馆严重受损，改于2017年3月4日举行。这是老师伤愈复出的第一次大型公开活动。我前一天南下，在余光中人文讲座主讲翻译，次日参加盛会。为了保持老师上台朗诵的体力，诗文音乐会前的晚餐分桌而坐，而未像以往般同桌边吃边聊。这次演出甚为成功，我们一方面感动于老师为文艺而忘躯，另一方面欣喜于老师身体康复。老师显然很满意于自己的表现。但我万万没想到这竟是我与老师最后一次相见。
2017年7月召开咨询委员会，老师坚持亲自主持。我因在哈佛大学研究访问，并前往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故乡参加作家诞生两百周年年会，不得不告假。会后得知在陈芳明、李瑞腾等委员倡议下，2018年将举办老师九十大寿学术研讨会，出版寿庆文集，并规划老师与一些学者对谈，翻译方面由我搭配。10月23日中山大学为老师庆生，我因诸事缠身，心想不久会在九十寿庆活动与老师见面，就未专程南下，但还是留意相关报导。老师致词时依然妙语如珠，表示任教中山大学三十二年，人来人往，但他依然镇守此地，因此自喻为“西子湾的土地公”，也提到“行百里者半九十”，希望还能有四五年的时光继续健康写作。看到老师恢复了以往的精神与风趣，我心中颇感宽慰，对2018年的九十寿庆活动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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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事弟子服其劳，那么老师过寿学生“交功课”也就理所当然。我大二时受到老师启发，走上文学研究之路，在翻译上一向抱持着昔日参加翻译比赛的态度，兢兢业业，以老师为榜样，多年来也致力于提升翻译与译者的地位。由于老师在诗歌、散文、评论与翻译四方面的成就卓越，我曾誉为“四臂观音”，但自知欠学，虽持续拜读老师各方面的作品，却不敢着手研究。1998年老师七十寿庆时，钟玲教授主编《与永恒对垒——余光中先生七十寿庆诗文集》，向我邀稿，出乎众人意料的，我不像其他学者般交论文，而是交出一篇散文《既开风气又为师——指南山下忆往》，描述老师在政大短短两年间，对校园整体文艺风气的提升，以及对我个人的重大影响。由于以实例展现老师罕为人知的一面，后来收录于陈芳明先生编选的《余光中——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34》，成为性质独特的一篇。
等到老师八十大寿时，陈芳明先生在政大举办“余光中先生八十大寿学术研讨会”，苏其康先生另外主编寿庆文集。十年前那种散文一辈子只能写一篇，而老师的文学创作已有多人研究，也不是我的学术领域，于是另辟蹊径，从翻译研究的角度撰写两篇论文，以回报启蒙师：《左右手之外的缪思——析论余光中的译论与译评》于会议中发表，《含华吐英——析论余光中的中诗英文自译》则收录于苏其康先生主编的《诗歌天保——余光中教授八十寿庆专集》。老师译作众多，各有特色，我既然开始研究，就打铁趁热，再接再厉写出《一位年轻译诗家的画像：析论余光中的《英诗译注》（1960）》与《在冷战的年代——英华焕发的译者余光中》，也特意从翻译的角度与老师进行深度访谈，两万五千多字的《第十位缪斯——余光中访谈录》是有关老师翻译因缘的最详细访谈。此外，我曾就“译者余光中”、“余光中的翻译之道”、“余光中的翻译志业”以及老师翻译的小说《老人和大海》（后来易名为《老人与海》）、剧作《不要紧的女人》在两岸发表专题演讲，获得相当不错的回响。原本计划将这些演讲改写成论文，连同访谈录结集出版，书名就叫《译者余光中》，甚至想请老师在扉页题字，于九十寿庆时作为贺礼，让华文世界重视老师的这个重要面向与贡献，如今这个愿望已无法实现了。
老师数十年来讨论翻译的文章甚多，在理论、批评、实务上都有独到的心得，当今中文西化严重、翻译体横行，这些见解颇有矫正的作用。中国大陆早就出版了《语文及翻译论集》（《余光中选集》卷四，黄维梁、江弱水编选，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与《余光中谈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读者一卷在手，就能汲取老师多年翻译心得，增长不少功力。但台湾地区除了《含英吐华——梁实秋翻译奖评语集》（九歌，2002）之外，其他文章散见于不同书中，有些新作甚至尚未收入书里。我曾数度向老师和师母提到此事，甚至考虑要不要毛遂自荐，代为整理翻译论文集。然而老师忙于整理诗集、文集与两本译诗集，对书稿整理也自有一套行之有年的严谨作业程序，他人难以代劳，所以就未积极进行。
老师对学生非常照顾，提携后进不遗余力，言教身教多所启迪，甚至有很多“授后服务”，包括为学生的小孩命名。我个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老师为人写序绝不应酬敷衍，每篇都是细读后的悉心之作，既有肯定、期许，也不吝提出改进之道，《井然有序——余光中序文集》便是集大成之作。再者，从早期《英诗译注》就可看出老师对翻译的慎重，小自一字一词的理解，一韵一律的掌握，中至通篇的结构、技巧、意象、内容，大至作者生平、时代背景、文学史地位，都能透过雄深雅健的文笔传达给读者，对译作力有未逮之处也坦白承认。他参与其事的《美国诗选》与独力完成的《英美现代诗选》在华文世界影响深远。这些不仅树立了译者的楷模，对我主张翻译的“双重脉络化”也深有启发。至于修订译作再行出版，如《凡·高传》、《老人与海》、《守夜人》、《英美现代诗选》等，更展现了再接再厉、精益求精的态度，因为正如他所言，世上没有完美的翻译，“Translation is an art of approximation”，只能尽量逼近原作，无法完全传达形音义，译诗尤然。然而由于中文的特色，有时翻译能产生原文未有的效果，他在王尔德（Oscar Wilde）的喜剧翻译时提到这点，不免得意之色。有这样精进不已的典范，后生晚辈又岂敢言老、说累？！
近年来师生较多往返，我的著作都呈请老师指教，老师每有新书也签名赠送，大多题字“惠存”，幽默文集则题“哂纳”。2009年新版《凡·高传》除了“德兴惠存”之外，还题了“To a most rewarding fellow-traveler in translation”，视我为翻译同道，语多勉励。2017年6月赠送的《英美现代诗选》更写上“德兴吾弟留念”，打破师徒界线，令我受宠若惊，愧不敢当，深切感受到晚年的老师有如成熟的麦穗，成就愈高，待人愈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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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尊翁超英先生辞世时年近百岁，因此家族有长寿基因，若非先前头伤，当不致如此迅速凋零，一生创作不懈的他，对自己也有所期许。每隔十二年修订一次的《守夜人》在《三版自序》中提到：“再过十二年我就一百岁了，但我对做“人瑞”并不热衷。所以这第三版该是最新的也是最后的《守夜人》了”，如今读来有如预言，却未预期在出版不到一年便告别人世。如今，这粒麦子已落在他生活多年、时时歌咏的土地里，甚至在落地前已透过言教身教与自称的文学写作的“四度空间”、“四张王牌”启发了不计其数的后进。
我曾询问老师是否写日记，老师说没有写日记的习惯，表示他的作品就等于日记。我也问过老师是否计划写自传或回忆录，但他也没有这些计划。我甚至问过有没有考虑过自己将来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则说留待未来文学史家评价。在整理老师的翻译访谈稿时，我曾奢想有没有可能仿照一些先例，以一问一答的方式呈现老师精采的一生，终因不愿麻烦老师，没向老师提起。至于老师的宗教信仰也未明确表示，倒是师母曾透露他们比较倾向佛教，除了教义较契合之外，勤修佛法的幼珊应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老师一生勤于写作，把握当下，不谈身后事，生命最后阶段未采取侵入性治疗，并自加护病房移至普通病房，在家人环绕助念声中安详往生，如今已纵浪大化，不喜不惧，融入“在时光以外奇异的光中”。
本文转载自台北《文讯》一月号。标题取自余光中老师诗作《白玉苦瓜——故宫博物院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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