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政智库 | 李稻葵：中国经济——新时代新思维
李稻葵，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广东珠海，港珠澳大桥周边城市风光。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大场基地的总装车间内，正在进行批量生产总装的ARJ21飞机。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新时代的中国经济有什么特点、有什么挑战，需要用什么新思维去应对，这是我想和大家交流的话题。
新时代中国经济三大特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认为，这个新时代的中国经济有三个新特点。
第一特点是超大规模的实体经济和储蓄过剩。现在随处可见的共享单车几乎是一夜之间蹦出来，它反映了中国人生产自行车的能力很强。目前，我国自行车的生产量至少占全球一半以上，而且生产能力还有余。目前，中国经济实体经济规模为5.5万亿美元，远远超过美国。2001年，本世纪初时，美国的实体经济是我们的3.7倍，日本的实体经济比咱们还高一点。但现在，我们实体经济的规模是美国的1.3倍。
当今中国经济的储蓄非常多。清华大学团队花了13年时间，研究了北宋、明朝、清朝的经济结构、经济规模，发现从北宋到明朝、清朝，增长速度每年也就是0.3%左右，当时储蓄好的年份是3%。
储蓄非常重要，它是经济增长之源。1868年日本才开始明治维新，而在1894年就开始和中国打仗了。按照《马关条约》，清政府赔给日本的银两，相当于日本每年财政收入的6.8倍，对日本工业化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中国的经济增长靠的是储蓄。中国的储蓄大部分是百姓辛辛苦苦攒出来的，股民朋友也是中国储蓄的重要贡献者。另一方面，企业储蓄比重比百姓的储蓄还多。目前，中国整个的国民储蓄一半以上是企业储蓄。
我们不仅储蓄高，而且这个储蓄在国内还没有用完。尽管现在中国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比率非常高，增长速度一般都超过了整个GDP增长速度。2016年是经济增长速度不算快的一年，但是固定资产增长速度仍然超过了8%。尽管很多人批评中国经济存在投资过度的情况，但即使这样，还是没有用完我们的所有储蓄。怎么办呢？于是就出现了资金出国，一部分钱借给我们的“穷兄弟”，比如中国去埃塞俄比亚修铁路并暂时获得经营权，这部分资金就是来源于整个中国人民的储蓄。
此外，中国一年有1.2亿人次出国旅游，接近全国人口的1/11，一些人还出国去买房子，这些现象的本质也是中国储蓄的外流。按照经济学原理去分析，过剩的储蓄通过什么形式消化？一定是我们的产品自己老百姓不愿意消费了，才出国去买。这基本上也可以理解为贸易顺差。
在新时代里，中国经济的第二个特点是要素相对成本的大逆转。
现在的中国劳动力价格已经上涨，但资本和资金依然相对充足。一些重要的电器生产商已经开始用无人车间，在车间里见不到人，全是机器。快递业也方兴未艾，20年前送快递是蹬着三轮车，现在是汽车、厢式火车，甚至是高铁、无人机。这些变化实在不可想象。
在过去十几年，中国的劳动力几乎没有增长，但是，资本存量，也就是设备，正在以300%以上的速度增长，可以发放贷款的银行资金，也就是存款，涨得更快。如果算上贷款，那就是7倍以上的增长。这说明我国的劳动力贵了，但资本已经不贵了，这就是中国经济新时代的另一个重大特点：我们已经不是一个资本和资金短缺的国家，相反我们是资金和资本相对充足的国家。
土地价格过去十几年翻了一番，土地价格上去了，资本的相对成本下降了。此外，获得技术已经不难，资本不再短缺。现在已经有公司在试验用无人机送货，同样说明中国经济的技术获得能力已经很强，技术不再那么昂贵，中国的发明专利数量已经是世界第一。
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的第三个特点是，国民的需求高端化、多元化。
一旦国内满足不了高端需求，消费者就会出国消费。目前，宝马汽车全球最大市场在中国，超过了美国的使用量，他们在中国市场上热卖的车型是中高端车型，在美国反而是低端车型。这证明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在升级，中国的消费已经占到了GDP的47%，而且每年能够上升0.7%至0.8%。这些年来，消费始终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
怎么能够满足高端需求从而让经济升级，怎么能够让产业升级，把这些不断升级的需求留在国内，而不是把消费者推到国外？保证中国经济不断发展？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中国经济新愿景
中国经济的未来怎么样？十九大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值得期待的蓝图，我们把它翻译成经济学的语言去解释。
第一个节点是2020年。经过我们的测算，按照2016年的美元计算，2020年我们人均收入应该能够达到1万美元，这个数字非常接近于世界银行所定义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即1.2万美元。
当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远不只收入水平这一项。2020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们的人均收入将会达到美国的27%至30%左右。到了2020年，中国人也可以骄傲地说，我们没有拖全球经济发展平均水平的后腿，迈入了平均水平之上。
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全球的发展是极其不平衡的，高收入国家的水平很高，但是有大量的地区发展水平较低，两极分化严重。所以，到2020年，当我们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时，同样可以使全球不平衡的格局大大改善。2020年绝对不只是收入水平提高，更重要的是全面消灭贫困，把过去非常贫瘠的农村转变为现代化的富裕农村。
2035年，十九大描绘的蓝图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层面上而言，我们就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了，发展水平进入中大型国家30强，而且人均GDP将达到美国的50%。这个意义很重大，按一般的发展规律，只要人均GDP到了美国的50%，经济就会比较稳定，因为我们的人口数量是美国的4倍。折算下来，届时中国经济总量就将是美国的2倍以上。
到2035年，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将跟西班牙差不多。老百姓收入水平高了，社会民主、法治、百姓的文明程度以及百姓的心态，都需要跟上。
2050年，我国发展水平进入中大型国家20强，人均收入和法国差不多。人均GDP应该至少达到美国的70%，GDP总量是美国的2.8倍，这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前景。2050的发展目标，绝对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社会不断进步，社会法治、民主、文明建设得更加完善。
2020、 2035、2050，这些美好愿景会不会太乐观？事实上，这样的推算是保守的。比如达到前面所说的那几个标准，只要我们在前面的13年按照5.5%去增长；接下来的10年按4%增长——4%是最近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的发展速度，不算很高；再接下来最后那10年按3%增长——3%也不算什么，美国也有几年增长速度达到3%；按5.5%、4%、3%这个标准区间发展。
新时代中国经济面临六大挑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对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够实现的，一定要有艰苦付出的思想准备。哪些地方需要我们艰苦付出呢？我们未来的挑战是什么呢？新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些新思维，有几个方面需要特别关注。
金融危机坚决不能有 国际经验证明，一旦发生金融危机，经济发展可能倒退十几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砸锅卖铁，老百姓连金戒指都卖了，韩国第一国民银行也被卖给了美国私募股权公司。整个金融体系元气大伤，优质企业也得不到融资。
金融危机到底会以什么形式在这些国家出现呢？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自己没钱，借了很多钱。别人忽悠你，“你经济发展情况不错，我利率很低，借给你吧。”拉丁美洲国家、当年的东南亚国家、韩国都是这个情况，别人忽悠他们，借钱给他们。但是，之后债主们突然就变脸了：“你们的经济发展好像不太好，你们的企业好像竞争力量不太行，你们的政治制度没搞好，我不跟你续约了。”甚至说：“你把钱提前还给我吧！”拉丁美洲反反复复的金融危机就是这么产生的，这叫“国际收支的危机”。中国出现这种危机的可能性不太大。中国目前是储蓄大国，同时我们从外面借钱非常谨慎。
关键在于必须提防第二类金融危机。第二类金融危机有点像2008年美国式的金融危机——金融体系自身没有建设好，过分依赖贷款、投资，于是产生了一大堆不值钱的金融资产，短期内的交易一旦出现问题，大家都去抛售。这一些商品抛售资产价格下降，导致公司破产，金融体系缩水，金融体系一缩水实体经济跟着倒霉。
十九大报告指出，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2017年7月份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关键词也是“稳定”，不能发生风险，这是底线，坚决不能突破。
目前，中国的主要金融风险是流动性太大，大量的金融资产以流动性很强的存款和现金的形式存在，约合23万亿美元，而央行只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按照现在的换汇制度，只要有5%的中国人不相信中国的金融体系，准备要出国，我们的金融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未来的十年、二十年，资金跨境的流动恐怕都需要管理，绝对不能听一些所谓的国外主流学者、经济学家的忽悠，这条线是不能碰的。如果把这些银行存款和现金逐步转换成老百姓持有的公司债和国债、地方债，使流动性下降，情况会稍微好一点。
大国发展思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有很多表现，包括医疗、教育、公共服务等。从经济层面来讲，我们现在集中表现为区域发展不平衡。即使是两个相邻的省份，经济状况差距依然很大。江苏省是全国人均GDP最高的省份之一，人均GDP是安徽省的2倍以上；安徽省人均GDP全国倒数第六，这就是中国经济的不平衡。
不平衡恰恰是经济增长的潜力，就是要让那些短期内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地区发展起来。这就是我们大国发展的潜力，归根结底怎么弥补发展不平衡？经济层面上讲，资源尤其是生产力要素，要流动起来：或者资金带着技术从江苏流到安徽，或者是人口从安徽逐步挪到江苏省。
提高劳动力素质 第三个挑战可能更加长远，即劳动力素质问题。现在北京快递员的平均月收入还不错。他们也应该是最有忧患意识的群体。因为未来社会的竞争主要是劳动力跟劳动力的竞争，同样的装配线，同样的流程，中国的劳动力能不能干得比意大利强，能不能够让工厂的生产能力留在中国，而不是去意大利或者匈牙利，这是关键。说到底这是劳动力要提高生产效率的问题，工作能力要提高，单位时间要效率上去，“周末不休息只加班”的模式不可持续。中国要实现2035、2050的愿景，劳动力的技能一定要提高，一定要对标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仅仅对标东南亚、印度是不行的。未来，快递小哥、工人等这部分人能不能够操纵机器，能不能够适应未来的柔性化生产，这是关键。
未来还有一个竞争，就是人跟机器的竞争，会不会出现一个科技陷阱呢？快递小哥们会不会被以后的自动送快递的机器和车取代了呢？十年内恐怕很多快递工作就被机器取代了，届时上百万的快递小哥怎么就业呢？一定要依靠教育、教育、再教育，提升劳动力的素质，去适应未来需要。
我们现在的短板在哪里，事实上是在高中阶段的教育。现在初中毕业的一大批劳动者，收入可能很高，大量的学生初中毕业赶紧去就业，没有耐心读高中。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饭碗很快将被机器替代，必须转变工作方式，所以政府要做点对应的政策，要求他们在学校里多学几年，要多学点软的技能，包括心理学、历史、外语等内容，这才能够适应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需求。
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政府与市场同向使劲，比如政府增加教育投入，在未来几年内迅速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同时政府也必须给相关的家庭提供经济激励，让这些家庭和孩子有经济动力去读书，而不是在初中毕业后就进入工资日益高涨的打工大军。企业也必须有激励，多雇佣短期来看工作能力并没有迅速提高的高中毕业生，而不是简单的年轻的初中毕业生。
合理应对老龄化 根据联合国2015年的预测，2050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3.6亿，约占人口的25%。要通过制度创新、政策创新来解决。最好的前景是，有工作能力还可以继续工作一段时间，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老有所乐也行，建议专门设置老年活动区，给老年人娱乐用。
根据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到了2050年有接近1/4的家庭只有一个人。人最怕的是健康出问题，长期住院，给社会、家庭带来负担。人生应该三件事都得搞好：第一，智商要高。第二，情商要高。第三，“健商”要高，要懂得怎么管理自己的健康。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其实不容易，仅早睡早起这一件事，很多人道理都懂，但就是做不到，所以“健商”很重要。
新型开放发展战略 第五个挑战来自于新型开放发展战略。中国经济储蓄高，必然要走出去投资。投资的学问很大，投资不仅不能浪费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还要获得好的回报，而且要对世界作出新贡献。“一带一路”的目的就是用好我们的剩余储蓄，支持周边沿线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兄弟国家搞建设，让他们跟中国经济一起往上走。所以2035、2050不仅仅是中国梦，也是一个世界梦。
海外投资不能仅仅把储蓄配置在美国资产上，不能像当年日本一样，匆匆忙忙一窝蜂出国购置资产，那样一定会吃亏。走出去投资一定要谨慎，一定不能钱多、人傻，被世界笑话。进行商业谈判的时候，有时候多给人家钱，别人反而会瞧不起你，会认为你傻，认为你不精明。
从中国故事到中国理论 中国发展起来了，世界不理解，觉得中国人占了西方人的便宜。面对误解和曲解，需要讲好中国故事。但仅有中国故事还不够，还要有中国理论，理论上不去，理论立不住脚，在国际上、在政策发展问题上难有发言权。
十八世纪60年代，英国人搞工业革命，1776年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这本书被认为是经济学的《圣经》。《国富论》的基本思想是：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自我平衡。自由市场经济中，人人都能发挥效益，且人人都从中受益。亚当·斯密不仅创造了理论，还创造了一种思想，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
接近一个世纪后，马克思研究当时兴起的英国资本主义市场生产方式。他的《资本论》有着非常鲜明的斗争性、实践性，充满了哲学的思考。他说，资本主义的制度是暂时的，不是永恒的，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有着潜在的本质性矛盾。马克思的理论恰好给当时的工人运动提供了思想指导，并指导了各个国家工人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思想和理论。
1933年大萧条，工人大规模失业，有人想买东西，但是工厂又不能开工。英国人凯恩斯作为那个时代顶尖的经济学家，看到了自由市场经济本身的冲突、矛盾，提出政府必须干预，政府发债券、雇佣工人从事劳动。他的思想在哲学层面实际上是继承了马克思。
美国建国200多年来，绝大部分时间是搞贸易保护的，美国内战的结果是，搞贸易保护的北方战胜了支持自由贸易的南方，完全背离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基本原则。美国从内战结束以后一直到二战结束，没有出经济学的大家，没有出思想家为自己辩护。二战结束，美国要主导国际秩序，蹦出来一位米尔顿·弗里德曼，芝加哥大学自由经济的领军人物，继承了维也纳学派。这符合当时美国所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精神。二战之后，哈佛大学当时最有名、最有影响的教授阿尔文·汉森，把凯恩斯主义引入到了美国，美国这么强大的经济体还要到英国去学凯恩斯主义，可见当时他们的经济学思想还是落后的。阿尔文·汉森的学生萨米尔森奠定了很多经济学的基础，建立了现在整个经济学的技术体系。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讲，萨米尔森是一个技术上的先驱者、完美者，但是并不是思想的领先者，他把凯恩斯主义跟自由市场经济混在一起，称为古典综合。
这就是美国经济学的走势，一步一步地发展，总体而言，称得上成功。但是坦率地讲，思想层面有点欠缺，重大思想都是来自于欧洲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
最悲情的故事发生在日本。日本的经济衰退为什么持续了将近30年？日本人非常勤奋，技术上精益求精，做一件产品几十年如一日。但是日本人的缺点是什么呢？没有学到西方的精髓，思想层面缺乏创新。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日本。此前，日本借了很多钱给东南亚国家，日本非常希望东南亚国家能够缓一口气，能够把这个钱还回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钱不够，日本建议由他们掏钱搞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由日本来营救亚洲国家，希望把这些国家扶起来之后他们能还钱给日本，就像美国人扶持墨西哥一样。美国人说，坚决不行，一定要按照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统一步伐行动，日本就这样放弃了原来的想法。
我们有责任把中国故事在理论上讲清楚，中国未来的发展，在2035、2050不仅要解决具体问题，而且要把中国的理论讲出来，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为什么我们要市场跟政府同时使劲？过去我们成功的经验是什么？未来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这些经验？要把这些在理论上讲清楚，这是我们的责任。中国的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仍然要走过漫长的道路。
来源：光明日报
（原题为《李稻葵：中国经济——新时代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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