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徒的战争
你可能遇到过这种情况：一个浑身酒气、喝得烂醉如泥的人从你身旁踉跄而过；你也可能在公园的椅子上，街边的垃圾桶或电线杆旁见过醉得不省人事随地而卧的人；你可能会和同伴说，嘿，看那个醉汉。
他或她可能是一个酒精依赖症患者。
国家卫计委医学科普平台对这种病症的描述是：饮酒者无法控制自己的饮酒行为，并且出现躯体化和戒断的症状。它的病因包括遗传、心理和社会因素。
这种病可能找上许多人，男人或女人。酒精依赖症已成为世界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它的对抗与意志力无关，酒瘾像恶魔一样侵蚀患者。
但一些想摆脱恶魔控制的患者正走在戒酒的路上。戒酒将是他们一辈子的战争。
2015年11月30日，安徽省蚌埠市，安徽30岁男子饮酒成性，苦求母亲将其用铁链锁住。视觉中国 资料图
“酒鬼”
“我是一个酒鬼。”
40岁的女人安宁端坐在椅子上说，她的目光投向远方，没有焦点。在一个男人分享完自己的故事后，她主动发言。
“他的故事让我很有共鸣，只有酒鬼才能懂。”她有五分钟时间，让其他人听到自己的声音。
这里是Alcoholisc Anonymous（嗜酒者互诫协会，以下简称AA）的现场，房间里一共坐着20个男人和女人。
安宁看上去是一个精明干练、气场十足的女人，丝毫嗅不出酒鬼的气息。虽然已经停酒几年，但她每次和会员分享自己的故事，都会哭得稀里哗啦。
她讲的故事，只和酒有关——
小时候，她的父亲经常喝酒，家里隔三差五就有人来吃饭喝酒。15岁时，她初次端起酒杯，几秒钟，就将一杯啤酒咕咚咕咚灌进了肚中。她瞧不起那些在酒桌上扭扭捏捏的女孩，而她，要表现得与众不同，酒可以让她成为焦点。
前几次喝酒的经历已经记不清了，她依稀记得18岁时喝完一杯红酒后，通体舒畅，直到现在还难忘那种感觉。
从2003年起，酒精成为20多岁的安宁的生活必需品。那年夏天，她通过了执业医师的考试，立即买了两瓶啤酒庆祝。
此后的每一天，她脑中都萦绕着喝酒的念头。“工作顺利，生活美好，怎么开心怎么来”，从两瓶到四瓶，从啤酒到白酒，喝完一场再换地方喝第二场，从一家卡拉OK换到另一家迪厅。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年。
2005年，安宁开始独自喝酒。那时她在外地学习，没有朋友陪伴，每到夜幕降临，就想痛痛快快地喝一场，然后一觉睡到天亮。她给自己找了很多喝酒的理由，然后自然地将小瓶的二锅头白酒送入口中。
学习结束后，她返回家中。朋友邀约她吃饭喝酒，她坐立难安，熬到下班，迅速脱去身上的白大褂，骑着自行车顺路买上熟食和酒，就往朋友家奔去。
那年年底，她喝酒的频率越来越高。早上起来就期盼夜晚到来，好尽情喝酒。
伴随酒精渴求的同时，是轻微的戒断反应。每天凌晨5点，安宁会从心慌中醒来，只有喝酒才能让她平复。
“怎么就那么爱喝？”她隐约觉得不对劲，但又没太在意，还是那么喝着，量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多，晚上，中午，早上……
又过了一段时间。她自觉一个女人不能毫无顾忌地喝酒，或许自己该结婚，成了家，也许就不会喝那么多酒了。
她开始找男朋友，但男人也爱喝酒，他们吃饭，去KTV，夜宵，都离不开啤酒。一直到结婚几个月后，他们计划要孩子，这才开始戒酒。28岁时，她怀孕了，到儿子出生满月这段时间，滴酒未沾。
但出了月子，身体里的那个魔鬼又蠢蠢欲动了。那时，安宁回了趟娘家。舅舅从宁波带回来一桶杨梅泡的酒，告诉她，酒刚泡上，不好喝，要泡上一段时间。她看着玻璃罐子里红颜色的酒液中泡着梅子，有些按捺不住。当着全家人的面，她要求先喝一口尝尝味道。“就那么一口，我一年都没有停止喝酒。”
她盯上了那桶酒。等家里没人时，从里面偷偷舀出一斤，喝完后再揣着矿泉水瓶到街上打一斤散装白酒，灌回那桶酒里。很快，桶里的10斤酒被喝光了，梅子酒的颜色也被添加的劣质白酒稀释得越来越淡。直到有一天，她还没来得及往里灌白酒，就被哥哥发现了。
从那以后，她开始从外面买酒。
每天下班后，她都要买上两瓶酒，塞到斜挎包中间的夹层里。这种酒的味道偏淡，她以为可以避过家人的注意，但她喝完酒嗜睡，还是被母亲察觉不对劲。
她想戒酒，但已经戒不掉了。早晨上班前，她从家里带走一瓶啤酒，从六楼往下走，刚到楼底酒瓶就空了。她又跑到小区卖早餐的地方买上两瓶白酒和两瓶劲酒，一股脑倒进喉咙里。
她问自己到底是怎么了？如果天天这样喝下去，又该怎么办？但只是想一下而已，很快就有一个强大的声音在她耳边说：“喝吧，没关系，到你想停的时候肯定能停下来。”
病人
又连续喝了一年。
一天，安宁突发急性胰腺炎，疼痛至休克，她被母亲送进医院。看到同病房的两个患者相继离世，她决心病好了再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喝酒了，只在逢年过节和家庭聚会时有节制地喝。
“但没有想到这种病是对酒失去控制的”，当身体的痛苦刚刚消退，大夫告诉她可以喝粥，没过两天，她又开始喝酒了。
几天后，胰腺炎复发，肚子疼得直不起腰来。母亲急忙找车送她去医院，在等车的十几分钟里，安宁捂着肚子跑到小卖部买了一瓶二两的白酒喝下去后，才上了救护车。
她是一个糟糕的母亲和女儿。躺在病床上时，她想到了自己一岁多的孩子和父母，罪恶感袭来，“我怎么那么没出息？都这样了不怕死吗？”
但两次住院后，她依旧没有停止喝酒，鬼使神差般一次次端起酒杯。
母亲问她，为什么要喝。她随口说了一堆理由：抑郁，不开心，睡不着觉。母亲催促她去精神病医院看病。她拗不过，去了。
医生给她开了抗抑郁的药物，她吃完药继续喝酒，清醒让她自责和痛苦。有次醉酒之后，她带上几百块钱，疯疯癫癫从家里跑出来，打辆出租车，跑到当地的精神病医院，找到医生，把那一把钱放在桌子上，说自己很难受。
那是她第一次住进精神病医院。但是治疗没有任何效果，从医院出来之后她依旧在喝酒。而丈夫已经厌倦了这个每天喝得醉醺醺的女人。
在一次喝酒之后，她很难受，跑到丈夫跟前跪倒在地上，让他照顾好孩子。丈夫让她回屋睡觉，她当时感到绝望，猛地从桌上拿了一个啤酒易拉罐拉环片在手腕上一刀一刀划下去。“我也不知道什么想法，我太恨我自己了。我也不想喝酒，但是我做不到。我想他们理解我，但没有人理解，我很茫然。”
那一刻，她恨她自己。但她顾不了那么多了，她必须喂饱潜藏在身体里的恶魔。比起男人，一个总喝酒的女人是离经叛道的。每喝一次，她脑中也在强化这种想法，自己不被原谅。
血流了一地，几条暗红色的疤痕像细绳般永远绑在她的手腕上。安宁主动提出再次去精神病院戒酒，她向医生袒露自己的酗酒问题。
21天里，她和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一起住在封闭式的病房里，穿着病号服，定时被人叫出去晒太阳，放风。
治疗结束后，她满心欢喜地从医院走出来，准备迎接新的生活。但没几天，又重新拿起了酒瓶，那时她只感觉自己“是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人，是一个坏人，用世界上所有狠毒的语言来形容都不为过。”
她记得特别清楚，早晨醒来，母亲已经带了孩子一夜，她睁开眼的第一反应是怎么又醒了，自己怎么还活着，怎么面对这一切。母亲抱着孩子走到她床边，满脸愁容，问她怎么又喝多了。
她看了孩子一眼，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伸手往外推孩子，让他们都走。“那一刻我觉得我不配活着。”她恳求父亲给自己打了针安定剂，“我真的没有办法睁开眼睛去面对这一切，面对我身边的任何人。我觉得我是一个罪人。”
有一次，父母带她出去旅游，坐在飞机上，母亲突然说，“如果这一刻飞机落下来多好，我把你跟你爸都带走了，这世上我唯一不放心的就是你们两个，我们三个人一块死多好。”那一刻，她才知道父母每天在刀刃上过日子。
无法戒酒的自责让她选择喝酒逃避。《小王子》一书中酒鬼的自我剖析，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她的心理：喝酒是为了忘记自己感到难为情的事，什么事让他难为情呢？因为整天喝醉酒。到后来，她不是害怕喝酒，而是害怕醒来。
安宁再次被送往精神病医院。那次，她也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往死里喝，还吃了20片安眠药。昏昏沉沉醒来时已经在去省精神病院的路上了。
她只在那住了一天。第二天，医生带她去检查的时候，她试图逃跑，心里盘算着先躲到卫生间，把衣服换掉，再跑出去找一个小卖部喝两瓶酒。但是逃跑没成功，又被抓了回来，很多人把她往封闭病房拖拽，她抱住一根柱子，嚎啕大哭，以死抵抗。母亲没有办法，只能接她回家。
离开医院后，她独自走回家里。丈夫提出离婚。她不愿离，承诺自己一定戒酒。她开始做家务，照顾孩子，上班，努力尽一个妻子的本分。但就在返回上班的第一个晚上，元宵节，她值着夜班，抱着酒瓶喝得酩酊大醉。
醒来时已经躺在家中，父母坐在她的床前，满眼焦虑，央求带她去北京看病。
最终，她又一次住进了精神病医院。
2017年6月27日，沈阳，一男子酗酒后砸车泄愤，被巡逻民警带回派出所进行审查。图为在沈阳市第一拘留所里的赵某对自已的行为非常后悔。东方IC 资料图
失控
安宁的另一个身份是内科医生。
上班时，为了不让同事闻到酒味，她戴双层口罩，嚼口香糖，但那股刺鼻的味道还是会钻到别人的鼻子里。同事问起，她编织谎言搪塞一番，说昨天晚上喝多了。慢慢地，就无所顾忌了，每天带着满身酒气出现在人前。
生完孩子的第一年她还能正常工作；但第二年，身体就垮了，没法再正常工作。现在回想起来，她甚至庆幸当时没有出现什么医疗事故。
长期的酒精依赖，导致她整张脸变了形，头发大把大把掉，“像个鬼似的”，“酒瘾在身体里面，灵魂在外面，完全进不去，我看着魔鬼在一点点折磨我，却无能为力。”
她试过很多办法戒酒，旅游，锻炼身体，喝黄鳝泡酒，烧香跳大神，看风水。但没有扛过身体的戒断反应。只要几个小时不喝酒，她就会严重心慌出汗，舌头发硬，血压升高，晚上失眠，听到开门声或者滴水声，就会惊慌失措。
酒瘾上来时，她心跳加速，双手颤抖，满脑子想着怎么弄到一瓶酒喝。早晨空腹，白酒二两三两的往下灌，心没那么慌乱了，她再去洗脸刷牙，夜晚喝到昏迷，喝完就睡。
她不知道为什么要端起酒杯，也弄不清楚为什么这样抑制不住地想喝。喝酒最严重的那段时间，母亲整天盯着她，拿走了她所有的钱。
但喝酒的欲望盖过了理智，这个体面、威严的医生想方设法溜出去，到超市偷酒，再跑到一个废弃厕所或者阴暗的楼道里，用颤抖的手拧开瓶盖，汩汩送到嘴里。喝完以后，她泪流满面，呆呆站在原地不敢动。一旦动了，肚子里的酒就会翻滚上来。
2010年开始她陆续三次住院戒酒，复饮了就请假在家或者住院，工作和生活成了一团乱麻。
AA的会员大多都有和安宁相似的经历，疯狂饮酒，抑郁，自杀，被送到精神科戒酒。
2014年8月5号是齐昊进入AA互诫协会的第一天，当时他已经是一家上市公司的项目经理。
齐昊习惯性饮酒是从大学开始的。那时他喜欢一个女孩，表白被拒绝，心情很差，总是跑去小饭店喝酒，每次喝一两斤的白酒。
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工作后，齐昊常有应酬，饭桌上需要喝酒，他无所畏惧，日积月累，酒量逐日上升。
2000年，领导派给他一个千万级别的软件项目，那是他第一次独自做项目，在青岛待了大半年，只要一遇到问题，他就找人吃饭喝酒，自信“能用酒摆平”。
顺利做完那个项目之后，齐昊对酒的渴求越来越强烈。他盼望每个周末到来，从早上10点开始喝酒，持续到第二天。一个喜欢他的女孩知道他喜欢喝酒，定期批发几箱啤酒送到他家中。
就这样到了2003年，一发不可收，每个早晨他都在喝酒。星期一上午，他带着满嘴的酒味到公司开例会，同事问起来，他只说前一天晚上喝多了。非典期间，公司放了两个月假，他整天关在家里，肆无忌惮地喝酒。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三年，公司的同事都已经知道齐昊是一个嗜酒者。那年公司裁员，他首当其冲被赶出那家服务了18年的公司。
齐昊感觉自己从高处被重重地摔了下来。没多久，他转战到新的公司，但不过两个月，他又在酒瘾的驱使下每日中午狂欢饮酒，再次被公司开除。
绝望
2004年，齐昊去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寻求戒酒治疗，接待他的是研究酒精依赖的精神医学教授李冰。
齐昊告诉李冰，自己不喝酒的时候心情会非常低落，抑郁。李冰给他开了一盒百忧解，服药期间本不得饮酒，但他趁妻子不在的时候把药丸吐了出来。
他恐惧戒断反应。过去，他自己尝试过戒酒，孤独地躺在床上，恶心、手抖等戒断反应通常持续两三天，最严重的时候，他出现过幻视幻听。
几次戒酒都失败了。妻子备孕期间他也没有停止喝酒，2008年10月，他的孩子出生了。当在得知孩子健康平安后，他兴奋得调头就跑出医院，第一件事是买了瓶酒庆祝。
2009年，齐昊进了现在的公司。起初，他戒了几天酒，但没多久，被公司派往工地办事，新同事请吃饭喝酒，他又不可遏制地喝起来。
很快，齐昊又变回了以前的样子：每天顶着酒气出现在公司同事和领导面前；他成了小区里被人指指点点的“那个酒鬼”；以至于每回买酒，他都像老鼠一样贴着墙走，生怕被人发现。
他戒不掉酒，但喝完之后就迅速被内疚感包裹，他拿头撞墙，责怪自己不争气。
每天早上5点半，他准时被砰砰的心跳声唤醒，咽下第一瓶喝酒；即使在冬天，瓶装的啤酒也只需几十秒就被他灌进肚里，最糟糕的时候，他连续喝了21天啤酒，没有任何进食。
2013年，齐昊和公司老板共同处理一个项目，两人整天待在办公室，他只得找机会溜到宿舍喝一罐啤酒，但回来后身上散发酒气，有次更是出现戒断反应，老板发现了他的秘密。
他停掉了齐昊手里的工作，安排他住院戒酒。他在医院住了41天，每天看书，写文章，吃药，打针，自信能凭着自己的毅力克服酒瘾。
从医院回家后，他又坚持锻炼，看书，吃药。这样过了一百天，齐昊以为自己能够掌控酒精了，他买了啤酒，又喝了点红酒，短短四天，再次失控了。
出路
安宁最后一次入院戒酒是在2012年2月9号。
那时北大六院的医生向她提到“AA”（互诫协会），说这个协会的会员每周一到医院开会，也许对她戒酒有帮助。安宁决定住院试试。
她过去一直认为，喝酒失控是道德问题，戒酒失败是毅力问题。直到医生笃定地告诉她，酒精依赖是一种病。
确认自己是个病人后，她释然了一些，问医生怎么治，得到的答案却是“无药可医”，并且会逐步恶化，想要康复的唯一办法是终生与酒精绝缘。
安宁再次坠入绝望中，“我做不到滴酒不沾啊”，她无法想象不喝酒的生活将怎么过。她焦躁不安，加上戒断反应，那时总是情绪失控，拿书或枕头砸到病房的墙上。
她也为自己得了无法让人理解的病而伤心，丈夫因此抛弃了她，更让她感到屈辱。
互诫协会成为她最后的救命稻草。
周一的会议现场，所有人聚集在一间屋子里，安宁很紧张，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打量四周。
她猜想，人群中那位气质出众的女孩应该是聚会的负责人，但聊起来才知道，这个高学历、英文流利的海归女孩也是一个酒鬼。而其他会员，不是博士生就是公司老板，她突然“如释重负”，“原来世界上还有女人跟我一样，我不是唯一这样喝酒的人”。
但接下来，安宁没有等来她想象中的治疗方案。她对眼前的一切疑惑不已：到场的人嘴里念着上苍，手里捏着书，还手拉手做祈祷，就像美剧里患有隐疾的人聚在一起寻求救赎，连彼此间礼貌也显得“虚假”。她有些失望。
护士拿给她一套书，她翻看其中一本：“生活中还有一群人，他们往往聪明能干，而且善解人意，但失去了对酒精的控制能力。”这是对酒鬼的描述。
她在书里拼命寻找可以填补内心落差的话，让她觉得自己没那么丢人。
停酒第10天，一个会员告诉安宁，他们在医院外面举办会议，她可以搭乘一名会员的便车过去。到了会场，人们相继和她打招呼，报出自己停止喝酒的时间，有的一年，两年，有的五年，十年。
她听到了一个时长40分钟的故事。那个男人和她的经历并不一样，但是喝完酒以后痛苦纠结的情绪触动了她，“他把我想说的全说了出来。”她坐在那里呜呜地哭起来，觉得自己去对了地方。
接着，会员们陆续发言，有人戒酒为了儿女，有人为了父母，有会员会鼓励安宁也发言，她说，想为自己戒酒，找回自己。如果不是酒，她是一个好女儿，好母亲，好妻子，但是现在她什么都不是。
她一个人租住在会议地点附近的地下室里，自怜自艾的情绪撕扯着她。她决意要戒酒，每天带着本子和笔去开会，坐第一排，积极发言，酒瘾发作的时候拼命喝可乐抵御。
协会的每个会员都会找一个助帮人，助帮人的任务是无条件接受某个会员打来的电话，通话的目的是聊天。
安宁也找到了一个助帮人。对方讲述自己的酗酒经历，让她仿佛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后来，她一次次去开会，出院前夕，她跟一个会员说起自己的担忧，害怕出院后会复饮，对方告诉他，“怕就对了，只有对酒足够的恐惧才会去抵抗它”。
一个月后，她回到老家，一下子回到现实，离婚，失去孩子抚养权等等，很多事情一下子涌过来，她给助帮人打电话，诉说自己依然无法驾驭的痛苦。
2013年，单位有一个在北京进修一年的机会，她争取到了，再次收拾好行李来到北京。她一周参加四次AA的会议，无法静心工作，想要离开，但看到那些离开后又复饮的人，她又打消了念头。
从北京进修回去，她成了单位重点培养的骨干，即将被调到ICU病房工作。那意味着更繁重的工作，她不确定，离开AA后能否独自抵抗酒精的诱惑。
最终，她决定辞职，告别了十几年内科临床工作和公立医院的铁饭碗，回到北京，开始另一种生活——如果不是酒精依赖症，她的人生轨迹或许全然不同。
2017年7月2日，匿名戒酒会的互诫活动结束时，会员们手拉手互相勉励。视觉中国 资料图
嗜酒者互诫
1935年，美国阿克伦市，一个戒酒的纽约商人遇到了另一个嗜酒者。他发现，当他试图帮助那个嗜酒者时，自己喝酒的欲望也降低了。
后来，他和一个酗酒的医生一道戒酒时发现，戒酒的耐力与给其他嗜酒者的帮助和鼓励的程度密切相关。
四年里，美国的几座城市相继成立了戒酒小组。1939年，随着《嗜酒者互诫》一书出版，嗜酒者互诫协会的名称问世。AA向所有人开放，戒酒的愿望是入会唯一条件。
在将AA引进中国之前，李冰研究酒精依赖治疗多年，但没有戒酒成功的案例。
2000年，她到美国进修时参加AA互诫协会的国际会议。大会现场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五万名患者，每个人戒酒的时长不等，但其中没有中国患者。
事实上，中国酒精依赖症有相当的发病率。北京大学回龙观临床医学院副主任医师杨可冰等人曾经做过调查，中国汉族人群，酒依赖的发病率大约在6-8%之间，男性患者远多于女性患者。
在杨可冰看来，酒精依赖症是酒精中毒慢性脑病的表现，发病的机制主要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环境因素主要是饮酒文化地域，此外，跟饮酒的人群、习俗也有关系。
戒酒者要时刻跟酒瘾做斗争，“那种瘾时刻侵扰着他们”，李冰说，酒精成瘾的人只要停止饮酒或者减少酒量就会出现心慌，手抖，出汗，意识障碍，癫痫发作等戒断反应。
杨可冰解释说，目前治疗酒瘾主要通过药物和认知强化的一些动机治疗，包括探索开发一些物理治疗，但总的来说还没有很有效的治疗方法，难题在于防止复发。而AA，严格意义上说不属于治疗手段，是一种康复模式，一种团体的心理训练。它经过多年以来的实验证实，是康复治疗中非常关键的一环。
从美国进修回国后，李冰开始筹划在国内举办AA的会议。她形容AA的方式是“用精神的力量替代酒的力量”。
李冰每个月大约接收20名酒精依赖症患者，她在医院设置了开放式病房，AA的会员人数并不稳定，发展至今，网络会议从最初的四五人增加到一两百人。会员有男有女，年龄从20岁跨到70岁。
互诫协会常提到三要素：一是强烈的戒酒意愿；二是诚实；三是行动。“这对酒鬼来说是另一种生活，它教你以后的人生中除了喝酒怎么去生活”，齐昊认为，这很重要。
有人维持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不喝，也有人中途复饮，喝死了，还有人失联了。
加入AA是免费的，会议更像一种仪式，有固定的流程，宣读誓言，重复12个步骤，介绍新来的会员，报出停酒天数，再分享故事。
“会议就是我们的药”，王伦说。他是北京地区AA的负责人，建了一个会员的QQ群。这个群设置为只允许管理员发言，他反对会员在群里交流，担心他们“习惯打字而不打电话交流”。每天有新人进来，管理员发出会议通知，其他时间群里鸦雀无声。
在AA待了十年，王伦见过有人20来岁就喝死的，也见过有人60多岁开始恶化的。他接到过无数绝望者的电话，坚持戒酒到最后的人并不多。
很多戒酒者只是短暂摆脱酒精的控制。包括王伦，尽管断酒多年，但在闻到酒精味时他仍会出现流口水的生理反应，尤其是劳累、孤单、生气时，愈发渴望酒精。
在意识到自己无法独自戒酒后，齐昊参加了AA的会议。在那里，他说生活中的琐事，工作上的烦恼，他把那里视作能说话，能被人理解的地方。
那里是许多酒精依赖症患者的秘密花园。他们不用掩饰自己是个酒鬼，可以无拘束地释放压在心底的苦闷。
每听完一个故事，齐昊感觉自己的人生被回放了一次，不断提醒他回到过去有多可怕，而他想清醒地活着。
沉迷酒精的十几年消磨大把光阴，如今，他正奋力追赶，频繁参加职业证书的考试，下班后复习考研资料到深夜，努力让生活变得不一样。
迄今为止，安宁加入AA已经有5年9个多月，这几年她滴酒未沾。戒酒之后的前三年，她并不快乐。过去遇到过不去的坎，棘手的事，她喝酒逃避，如今要清醒地直面这些。
在新的公司，安宁隐匿了前嗜酒者的身份，她妆容精致，跑步健身，维持一种健康向上的姿态。
在互诫协会她还遇到了现在的爱人，一个停酒12年的“酒鬼”，一个能够理解她过去和现在的男人。他们没有打算要孩子，两人都担心疾病会遗传到孩子身上，“我们活着就已经不错了”。
无论停酒时间多长，没有人敢说自己戒掉了，“只能说在路上”。
戒酒初期的夜晚，齐昊经常梦到自己在喝酒，喝完又轻松戒掉了。“我依然有喝酒的欲望，但我可以选择不喝。”有次喝茶的时候他误喝了一口啤酒，快速吐了出来，暂时抵御住了酒精的诱惑。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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