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亏赶上了好时代
闫振田
近年来，女儿闫红先后出版发行了《误读红楼》、《诗经往事》、《她们谋生与谋爱》等十多本书，安徽教育出版社为她出版发行了文集。红学家王蒙还为《误读红楼》写了书评：《青春与时尚的〈误读红楼〉》，对这本书作了较高评价。最近，《环球人物》杂志以《闫红，质疑流芳百世的爱》为题，对她近年来的创作成绩作了突出报道。她还先后在腾讯《大家》栏目、《京华时报》、《新安晚报》、《读者》等媒体撰稿或开设专栏，并应邀到多所大学和电视台作专题讲座。看到女儿取得的成绩，我自然十分高兴，庆幸自己没能耐，没有挡住她前进的路。同时，更让我感谢的是人事制度的改革，让女儿找到了用武之地。
闫红小时候就酷爱文学，上小学的时候，就书不离手；上初中时，在《少年写作报》、《阜阳日报》上发表诗歌、散文；上高二那年，参加全国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大赛中获三等奖，那篇纪念文章《隔着历史的述说》发表在《语文报》的头版头条。1996年至1997年她在复旦大学作家班读书期间，在《散文》、《随笔》、《人民日报》（海外版）等报刊上发表多篇散文。
1998年她从复旦大学作家班结业后回到家乡，我本以为凭她的写作才能和我的“面子”，在本市新闻单位或文化单位找个工作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没想到，找到一个个熟人，都处处碰壁。尤其是一位多年的老朋友，他曾对闫红的文章赞赏有加。有一次，他当着我的面评价另一位作家的散文集说：“别看这本书这么厚，没有一篇的水平赶得上闫红的文章。”可是当我带着闫红找到他时，他却冷若冰霜，连一句宽慰我们的话都不说。我说：“过去你不是夸奖闫红的文章写得好吗？”他说：“我手下的人哪个不会写？”闫红恳求说：“你给我个机会，让我试试吧。”他说：“那是不可能的，想进来的大学本科生就有几十个，你连个大学文凭都没有，我怎么能让你进呢？”
我本来对这位朋友满怀希望，却被兜头浇了一瓢冷水。闫红流着泪从那位朋友家里出来，回到家里，我安慰她说“天生你才必有用，不要灰心，耐心等着吧，机会总会有的，我对你的前途充满信心。”尽管我对女儿这样说，但我心里还是很发愁的：没有那一纸大学文凭，上哪给她找工作呢？没有工作，今后婚姻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都困扰着我。
两年之后，有一天，闫红到合肥玩，遇到合肥一家报社招聘编辑记者，他们的招聘条件是，大学本科学历、从事新闻工作三年以上，这两条闫红一条也不具备。当时，她除了一张身份证，没有别的证件。她去报名时，跟工作人员说明情况，一位女士问招聘的负责人：“吴老师，你看能给她报名吗？”那位负责人说：“够条件就给报，不够条件当然不给报。”闫红当时没有转身走开，而是径直走进总编办公室，作了自我介绍，那位总编没有表情，但是听完后，对她说：“走，我带你去报个名。”
报过名，笔试、面试，结束之后，她没抱任何希望地回来了。可是到家的第二天，居然接到报社办公室的电话，要她后天到报社报到。她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编发了大量的好稿件，年年被评为“最受读者欢迎的编辑”，连续十多年年年获得读者评出的“百花奖”。
闫红上初中时，就对古典文学特别喜爱，读了不少古典名著，尤其是《红楼梦》。编辑工作之余，她把读《红楼梦》的感想写成文章，发表在“天涯社区”网上，没想到好评如潮，跟帖无数，成了全国知名的网络写手。多家出版社找上门来，要为她出版发行，这是她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误读红楼》出版发行后，她一发而不可收拾，接着她几乎一年出一本书，一版再版，实现了多年的作家梦。
每当闫红的新书出版，喜读之后，我就想，幸亏当爸的没有能耐。要是当年靠我的“面子”或“本事”，把她留在本地，到一家新闻单位或文化单位当一名临时工（因为当时在本地找工作对学历要求很严，不是大学本科生，只能当临时工），拿临时工工资，逢年过节还要给单位头头送礼，眼巴巴地等着转正，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在漫长的等待中，女儿的进取精神和才华会不会在等待的过程中消失呢？
我想，更重要的是女儿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如果没有人事制度的改革，像她这样没有大学文凭的人，连找一份工作都不可能，更不可能到省级新闻单位工作，报社也不可能给她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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