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雎鸠”元年与“蝴蝶”元年
◎吴少东
吴少东，1966年出生，安徽合肥人，曾获2015年“中国实力诗人”、首届安徽诗人大会“新世纪安徽十大诗人”等多项诗歌奖，出版有《灿烂的孤独》《最美的江湖》《立夏书》等。
中国诗歌有两个元年，一个是“雎鸠”元年，一个是“蝴蝶”元年。
“关关雎鸠”是无名氏所作的《关雎》里的首句，《关雎》是《诗经》的开篇之作，《诗经》成书于春秋初期，开启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先河；《两只蝴蝶》是胡适《白话诗八首》里的第一首，发表于1917年2月的《新青年》，是中国公开发表的第一首新诗，开启了中国新诗的先河。有趣的是，这两首开创纪元之诗都是爱情诗，都是以轻灵的飞翔之物为美好意象。从《关雎》到《两只蝴蝶》，绵延了中国3000年的诗脉。
雎鸠在距今100年前停止了关关和鸣，代之以两只蝴蝶翩翩起舞，中国文学的一种全新文体——新诗，诞生了。用鲁迅的话说，是“别立新宗”。
一百年的风雨兼程、崎岖开拓，开辟了现当代历史与时代的诗歌星空，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走势，引领了几代人的文学追求，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创造了经典，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和精神财富。一百年的新诗发展在文学的圣殿里已打下了不可动摇的基座，成为文学金字塔的塔尖与“皇冠上的明珠”。“五四”以降，新诗一直是文学的先锋，一首首璀璨的经典诗篇启蒙并引领人们向着光明前行。毋庸讳言，当今的中国新诗已经雄列于世界诗歌的第一方阵。
关于新诗的标准问题
新诗一百年了，百年来“如何写”依然困惑着大批的写作者。“何为好诗”，更是困惑许多阅读者和诗歌初写者。这就有涉好诗的标准问题了。
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呢？对此众说纷纭，没有一个权威的统一的完全服众的定义。这个问题的模糊不清导致了诗坛乱象纷生，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诗歌的创作与鉴赏。新世纪以来，学院派与民间派，意象派与口语派，中产阶级写作与草根写作，依然人为对立，一诗各表，两厢不服。说实话，我是讨厌诗歌划有派别与阶层的，无非是表现形式与题材的侧重而已。新诗虽是师法西方，在中国也已经发展一百年了，但不少人依然“洋腔洋调”，拿腔拿调。有些人却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凿平了诗歌的门槛，敞门入场，放弃了语言的张力与审美。我认为，诗是语言的刀锋，必须质地坚硬、有力、明亮。好诗必是难度写作的结晶，必是简洁，诗意，且有高度的，体现了这三要素，就是好诗。具体来说，好诗要蕴涵情感，美感，痛感，意义。百变之诗，皆有纲维，我将此八字视为诗之四维。
关于新诗的情与怀的问题
《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也说：诗者，吟咏性情也。可见，情为诗之源也。
一百年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我们诗歌创作显然患上了“情之不足，怀之低狭”的“无力症”。从民刊到官刊，从网络到纸质，我们都能看见大面积的“无力症”——写小情绪的多，写大情怀的少；写小格调的多，写大格局的少；写无意识的多，写有意义的少。不少诗写者由于“乏情”，无力将“性情”写出来，诗中无我，所发之情并非真情与实情，为写诗而写诗，为赋新辞强说愁。另有不少诗写者由于“乏情”，忘了“心志”，用一些狠猛之词和修辞来搭盖一座看上去五颜六色、花里胡哨的花园，或踩着语言的西瓜皮滑行，滑到哪儿算哪儿，以此掩盖自己情感的虚空，丢给读者一大堆塑料花朵，所写之辞都是王国维称之为的“游词”。这些都是舍本逐末，都是无效之诗。殊不知，诗以情胜。情感是诗的源头与力量所在。在这个滥情的时代，诗人们却“乏情”，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诗人与社会的“古老敌意”和内心间的紧张关系，却又乏力、无力，或力不从心。由于“无情”，因而“无力”，所以“无怀”，空有诗之数量，而无诗之度量。中国第一首古诗与新诗都是情诗，似乎有着巨大的隐喻。
关于新诗的同质化问题
同质化问题，是新世纪以来新诗存在的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这是一个同质化的时代。城市建设千篇一律，乡村建设大同小异，在每个异地我们都会有恍然曾见、似曾相识的感觉。社会的同质化导致了人的思想、心态和行为的同质化。落到诗歌上，写作与文本的同质化就不足为奇了。不少诗写者缺乏深入思考、深远探索、深度创新，缺少写作抱负与雄心，一个区域的人，一个圈群的人，相互高仿。许多人从表现形式到写作题材，横向竞相互文，纵向重复自我。许多人误将同质化当成风格，殊不知，雷同不是风格。同质化也不是风格。
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一个有品位的女人，每天早晨对着满橱的衣装发呆，踌躇再三，最终选出了一套，并精当地搭以巾与饰，决不与她人撞衫，满街的琳琅衣袂中独见其飘飘卓然，这才是风格。她可能会偏爱一至两个色系的某种衣衫，但决不会将同一样式的袍子简单地染成红黄蓝，简单地顶着一个帽子，因为她不认为这就是文艺风。
同质化让许多诗人丧失了风格，降低了段位。风格，是言说的习惯，是语言的气息，是词语间散发出的排他的独有符号。风格，是这一个，而不是这一些。风格没有复数。诗的同质化正在滞缓，甚至扼杀中国新诗上升进程。
百年新诗，成就辉煌，有目共睹。对中国新诗的这第一个100年，我们还不能盲目乐观。我之所以提出这几点问题，意在警醒，意在纠偏，意在更好前行。我看好中国新诗的第二个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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