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厨房那杆秤
□龙敦仁
一杆十六两进位的吊钩秤，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一直挂在我家的厨房。那是一杆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秤，一尺三寸的秤杆，一副打铁双吊钩，配一枚鹅蛋大小的圆形石秤砣，秤杆乌黑发亮，秤星子已经部分脱落。父亲说，这是他解放前挑盐巴时，进茂县、走松潘卖盐用的秤。
别小看这杆秤，它见证和衡量了一个时代，伴随我们一家九口度过了最最艰难的岁月。
四十年前，我家是一个十口之家，父母生育了我们八姊妹，我排行老四，也算长子。上有三个姐，下有三个妹，还有一个弟。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姐出嫁，剩下大大小小一家九口，挤在一起吃着双重“大锅饭”。家里人口多，劳力少。那时，是靠挣“工分”吃饭。每年年终决算，队上生产的粮食，除了上交国家“公粮”，剩余的就按人平的“基本口粮”和“工分粮”进行分配。我家不仅是缺劳大户，也是缺粮大户和“倒找”大户。每年春夏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得向生产队借储备粮。记得那时，一张节约用粮的布告就贴在我家门口：“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青菜、萝卜、蕃薯……”这充满贫寒与酸楚的昭告，至今还历历在目。
那年月，要吃啥没啥，买什么东西都得凭购物“号票”。我印象最深的是：从那时起，这杆秤就挂在我家厨房的墙上，专门用来计划、节约用粮，每天煮的细粮都要称后才能下锅，多一点母亲也得抓出来，她还经常教诲我们。“一天节约一口，一年节约一斗”。当时，我们编了个顺口溜：“早上红苕饭，中午饭红苕，晚上苕丝当面条”。那时候真是，过节能吃碗面，过生日能吃个蛋，要想吃肉就得等过年。一年到头，生产队可分得人平四两食油，母亲炒菜时有个习惯动作，就是用一个塞油罐的玉米芯子，在油罐里粘上油，在锅里擦拭一下也算放油了。那时的菜油，主要功能就是解决不粘锅。不仅是缺米、缺油，还严重缺柴烧。
有一件让我最难忘的事，那是一九七一年的一天，我和父亲担起箩筐，带上扫帚，到离家二十多公里的白马关王家大山的铁道边去捡“二碳”。父亲说，火车在那个地方上坡，蒸汽锅炉加煤，鼓风机把没有燃尽的煤灰吹出烟囱，我们就在铁道两边去扫碳灰。那天，扫了一个中午，我们真还扫了两大箩筐，当时够我家做饭烧十天半月，正在高兴之余，铁路巡道工来了，没收了扁担、箩筐不说，还把我们叫到白马车站警务室关了半天。这些心酸的往事，至今记忆犹新。
记得那是一个寒冬，我家养的一头四五十斤重的猪生病死了，父母气得不行，因为要靠卖了那头猪，给全家老小过年添制新衣服。我和几个嘴馋不懂事的弟妹，还暗中高兴，喜着可以开荤吃几顿瘟猪肉，哪知道父亲说，这猪肉不能动，要拿去卖了做本钱另买小猪仔。第二天一大早，父亲把猪肉砍成四大腿，煮熟后就要去赶场卖肉。我和父亲背起猪肉，去到黄鹿镇的一个自由市场，因为这里是德阳、绵阳、中江三地交界处。父亲让我把多余的猪肉背到市场附近，德安水库的山边上守着，他就用篮子提去市场卖。那天很冷，吹着雪风。已经中午两点过了，父亲提去的肉还没卖完，我实在饿得忍不住了，就把背兜里的猪脚拿出来啃吃了半截，等父亲过来，看到猪腿也被我啃烂了，多半是卖不掉了，加之时间也不早了，就把剩下的一腿猪肉拿回了家。我这一啃，也给我们一家带来了口福，吃了一顿久违的猪肉。现在想起来，才知道什么叫“饥寒交迫，穷困潦倒”。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像春风吹进了山村，“出门一窝蜂，干活磨洋工”的“大概工”终于结束了。队上实行分组作业，包产到组，责任到人。四十年家乡巨变，现在不缺吃，不少穿，家家有余粮，户户有存款。我家厨房经过几次翻新，但是，厨房的那杆秤依然在那儿挂着，每当看到这杆秤，就勾起那段难忘的岁月，激起我们全家勤俭节约、艰苦创业的精神。
今天，我家又多了一只秤，一只带脂肪测定的人体电子秤，它时刻提醒我们一家，生活好了，也要合理膳食，不可营养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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