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少年时代那些身体性的记忆存在，那些对世界原初的感触存在，我就拥有一个完整的故乡。 用文学照亮那片土地
◎阿 来
我的母语被认定为一种藏语方言，除了宗教语境之外，在这个只有口语而没有文字的语言中，一切文字表达都叫做“达斯觉”，就是文字的意思。而通过报纸、电台、文件和小学校的教材，通过外来的人——商贩、医生、小学教师、筑路工人和伐木工人传导到我生活的那个村庄来的汉语，也只是呈现其最实用最简单的部分，“文学”这个更趋于审美与咀嚼生活深意的名词也还没来得及包含其中。
即便是这样，在我的成长历程中，文学中最重要的那些内容已然发生。智识渐开时，与生活的美好与苦难相逢，看见美丽的自然与急剧变化的社会，感受一个个的人，他们的成长或衰亡，坚定或彷徨，还有自己身体成长中欲望的开张，以及由此生出的对于人对于爱的渴望，对世界的种种想象与向往——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情感世界。这个世界里潜藏着那么多未解之谜。要再过好些年，直到我十四岁的时候，才第一次遭逢“文学”这个词汇。于是，那些少年时代的经验开始产生意义，开始尝试在内心解答被周围的文字世界忽略不计的询问与迷茫。
又过了八九个年头，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文学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勇敢地担负起启蒙的重担。虽然我并不曾立即从那些诗歌与小说中得到关于人生与世界的直接答案，但这些作品给了我不同凡响的启示，使我觉得惟有文学，可以解释我自少年时代就沉积心中未有答案的那些疑虑：个人与家庭苦乐的因由，地域的开放与闭锁，信仰的正道与歧路，以及过往话语未曾予以足够关注的地方性历史叙事。我想，如果有一天我要从事文学书写，就会从这里开始；如果有一天我要从事文学书写，肯定是因为，到我获得写作能力的那一天，还没有人用我期待的方式书写这个地域、这些人群。那我将开始书写。
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想法，让我开始大量阅读。阅读之后，是书写的尝试，一些诗歌——关于故乡的自然与人，一些短篇小说——带一点自传性，有关一个少年在偏僻乡村的觉醒与成长。开始是比较顺手的，但随即难度出现，超过了我的想象。把“我”当成书写对象稍微容易一些，但当这个“我”需要扩张成“我们”时，困难就出现了。文学书写还需要把我少年时代成长的故乡扩展一些，使其在地理与文化意义上都更为广大，这个困难也超乎想象。最大的困难在于我进入的是一个从未被文学之光照耀的空白地带。我要书写的人们几乎从未用诗歌的语言呈现过自己的情感与理想，也从未在小说这样的文学方式中尝试探求人性的不同面向。
那些困难巨大到差点使我放弃文学书写。
在那些年里，我频繁地四处寻访，寻访那些比故乡村庄更大的地域，村子所在的那个乡，那个县，那个自治州，那个省，还有别的省。我向唐代诗人杜甫学习在大地上漫游的方法。我向美国的惠特曼学习记录这些漫游中得到启悟的方法。我寻访那些与故乡有着某种相似性的地方，寻访那些与故乡绝无相似性的地方。
当然，还有更开放更驳杂的阅读。人类的文学书写，在从狭窄走向宽广，从庸常超拔出诗意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智慧。尤其重要的是，文学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在反抗神学禁锢上提供的强大思想，给予我反思的勇气与力量。我用审美的、思辨的文学之光，把我书写的那片地域照亮，把那些人群照亮。这时我发现，少年时代那些原初性的经验是多么重要，后来的行走、阅读与书写，也不过是把那些初始的来自身体的、来自情感的，而不是来自理念的感触与情绪唤醒。这种唤醒真是太重要了，使得我在追求深刻时，还能保持纯真；在揭示复杂时，还能保持某种单纯。当书写的对象过于丑陋时，少年时代产生的对于世界的美好想象还会使我不至于对世界感到绝望。
在我写作的这三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社会急剧变化，这种变化最大的结果之一，是乐于表达乡愁的中国文学也很难回到往昔的故乡。但对我来讲，这样的结果并不令人惆怅。因为只要有少年时代那些身体性的记忆存在，那些对世界的原初的感触存在，我就拥有一个完整的故乡。
作/家/简/介
阿来
作家，藏族，1959年出生于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现任四川省作协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机村史诗》、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散文集《就这样日益丰盈》、诗集《梭磨河》等。曾获茅盾文学奖、百花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等。
我的创作之源是我的少年时代。虽然，在度过少年时代的那个叫做故乡的地方，我并没有听说过“文学”这个字眼。我的母语里没有，上学以及与外部世界交流所使用的汉语里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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