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川刘家寨：风化5000年的记忆
□本报记者 陈四四
4月的金川河谷阳光灿烂，大渡河西缘的绰斯甲河波光潋滟。河边高山巍峨的二级台地上，分布着10多个大小一致的考古探方。此处，海拔2700米，属于阿坝州金川县二嘎里乡二嘎里村，因近年在基本建设中新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从此有了一个新名字“刘家寨遗址”。
4月9日，“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刘家寨遗址榜上有名。在专家们看来，这处面积仅有3500平方米的史前遗址，虽然不大，却是首次在川西北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一线发现距今5000年前后的马家窑文化，对探索史前时期东西南北之间的文化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A
3500平方米的奇迹
2012年度考古成果丰硕，评选竞争极为激烈。在终评环节中，25个参评项目中有5个为新石器时代遗址，刘家寨遗址并不在呼声最高之列。
2011年9月，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队队员、刘家寨遗址现场发掘负责人陈苇带队启动遗址发掘，根本没想到会在两年后收获一个巨大惊喜。
最初，遗址的发掘面积定为1300平方米。当年9-11月，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阿坝州文管所和金川县文管所组成联合考古队驻扎在了考古工地。
随着泥土一点点揭开，灰坑、灰沟、房址、陶窑、灶和墓葬等遗迹逐渐出现，丰富的陶器、石器、骨器以及动物骨骼等文物被逐渐发掘，考古队员发现，可清楚判别出遗址有5层文化层，尤其是没有晚期文化堆积，意味着遗址在以后数千年中并未受到破坏。
或许，这将是四川又一重大发现。
2011年考古发掘结束后，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召开了专家论证会。鉴于刘家寨遗址的重要性，建设方主动提出追加发掘面积。陈苇告诉记者，经过考察后发现，由于地形限制，刘家寨遗址可供人类居住的台地面积近万平方米，但适合人居住的位置和有土壤分布的部分只有3500平方米，于是双方决定将3500平方米全部发掘，以便能全面探讨先民在如此狭小的地区是怎样利用环境保证生产生活的。
2012年5月，陈苇带队开始第二次发掘。4个月里，遗址全部发掘完毕，共清理灰坑278座、灰沟1条、房址20座、窑址26座、灶12座、墓葬2座。出土大量陶片、动物骨骼、石制品。其间，国内众多考古界专家也曾到考古现场考察。
去年11月，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将刘家寨遗址申报参评“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与全国上百个考古新发现角逐。3月中旬确定了25个参加终评的项目。
4月7日，陈苇到北京参加终评汇报会，现场演示汇报刘家寨遗址发掘情况。此前，他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觉了，根据专家们的意见，紧急修改汇报时使用的PPT材料。汇报之前，他已经知道25个终评项目里有5个是新石器时代遗址，且呼声最高的是另外两处遗址。陈苇感觉不到有入选的希望。他是当天下午第6个汇报的。由于怯场紧张，他全身发冷、手脚冰凉，直到20分钟汇报完后，才恢复了正常。
刘家寨遗址最终还是获得了专家们的青睐。北京大学教授李水城认为，这是首次在川西北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一线发现了距今5000年前后的马家窑文化，将这一文化的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展至大渡河上游的甘青川接壤一线；不仅证实了自甘南至川西北地区史前文化的交往线路，并以考古实物确认了这个史前通道的创始时间在距今5000年上下；其地理位置暗示这一区域与青海东南部及黄河上游一线存在可能的文化传播孔道。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则表示，刘家寨遗址作为马家窑文化分布范围，不仅是器物传播了过来，更通过器物看到了族群的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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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5000年的“自足生活”
“十大考古新发现”是一项学术性评选，刘家寨遗址被认为是填补了大渡河上游新石器考古的空白。在这里出土的带柄石斧、鹤嘴石锄等利用天然形状略作加工的大型石器，是四川的首次发现。
陈苇请朋友绘制了一张“刘家寨新石器时期场景想象复原图”。崇山峻岭间，半山的平地上树林茂密。林间有几座茅草屋，有人坐在屋外烧陶，有人在林中捕猎，还有人在河边打鱼。一只猪，悠闲地在树林外散步……
5000年前的先民是这样生活的吗？透过在刘家寨遗址发现的遗迹和遗物，似乎可以触摸到。
先来看“住”。在探方中的不同层位，共发现20座房址。
“部分晚期层位房址修建柱洞方式考究”，陈苇说，这是一种名叫“磉礅”的建筑形制，即柱础的早期结构。修建时，先在地上挖一个大坑，再在坑内垫上碎石或石板，上面立柱子，最后用泥土把坑夯实。“以往的考古发现已证实，磉礅建筑在夏商周时期已是很成熟的技术，主要用在大型房屋、尤其是宫殿的修建中。”然而，在刘家寨遗址，10多平方米的房屋修建中也出现了磉礅，且年代更早、结构还更原始，无疑为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材料。
再来看“吃”。灰坑是先民丢弃垃圾的地方，也是今人寻找遗物的重要地点。刘家寨遗址的部分灰坑壁、底发现工具痕。在坑中，集中堆积大量大型动物骨骼。通过辨别，考古队员发现有猪、羊、鹿、麂、獐、猴、豪猪、龟、鱼、禽类等，尤其以羊、鹿、獐、鱼居多。
这些动物骨骼，大多是先民猎杀动物食用后留下的，少部分成为了骨器的材料，能看到上面有切割的痕迹。“从动物骨骼的种类和数量可以看出，在当时渔猎经济占有极大比重。”有意思的是，猪骨的发现引发了一段猜想：或许当时先民已经开始养猪，当然是与今天不同的放养。
发掘同时，考古队员对所有遗迹中的泥土进行了植物浮选，发现了上百个野生桃果核碳化标本、谷物类碳化种子等。因此，复旦大学教授高蒙河推测，刘家寨遗址应该不是一个纯农业或者纯狩猎的形态，而是集农业、狩猎、手工业加工的综合经济体。距今约5000年这个时期是黄河流域的文明起源非常重要的节点，种种迹象表明，刘家寨遗址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中原地区、黄河上游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的角色。
最后来看“用”。先民们使用了大量的石器和骨器。在遗址中，出土了用硅质岩、石英、石英砂岩、页岩等材质制作的石器。磨制的石斧、市锛、石刀、石磨盘……打制的刮削器、小石片、细石核、细石叶……成为生产生活中的主要助力。
用动物骨骼加工而成的骨器，有骨锥、骨针、骨凿、骨削、骨笄等等。陈苇说，部分骨锥并未加工，只能看见轻微使用痕迹。骨锥锥尖也有锋利、厚钝之别，推测锥尖厚钝的骨锥与
出土的大量
钻孔陶片有
关系。
C
关于制陶的猜想
刘家寨遗址被断定为马家窑文化的扩张范围，重点依据在于出土的陶器。这些夹砂陶和泥质陶，以及彩陶，彰显着先民们的审美。
在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文物修复室，近200件复原的陶器静静矗立，有侈口深腹罐、鼓腹罐、小口尖底瓶、钵、杯等等。仔细辨认，有的是夹砂陶，以褐陶、灰褐陶居多，上面装饰着绳纹、交错绳纹、附加泥条堆纹等纹饰；有的是泥质陶，装饰着黑彩或弧线纹、弧线三角纹、网格纹、圆点纹、垂幔纹、水波纹、草卉纹等纹饰，也有的不作装饰。
这些在刘家寨遗址出土的陶器和陶片，有着与成都平原同时期陶器不同的风格，反而与甘青地区的同时期陶器风格更为相近，即学术界所称的“马家窑文化”，它出现于距今57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因1923年首先发现于甘肃省临洮县的马家窑村而得名。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地区及甘肃、青海境内的洮河、大夏河及湟水流域一带。马家窑文化以彩陶器为代表，器型丰富、图案绚丽，是人类彩陶艺术发展的高峰。
在刘家寨遗址，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片，其中不乏彩陶。陈苇将40多个彩陶、夹砂陶和土样送到国内专业机构进行检测。“3月初，初步结果显示，至少有一半彩陶是在刘家寨本地生产，一半为外地流传进入此处。”
刘家寨遗址具有生产陶器和彩陶的条件。在遗址中，发现了26座陶窑，且分为3种类型。
尤其吸引考古队员注意的是，在遗址中还发现了10多处红黏土堆。经过检测成分后发现，其化学成分与出土的彩陶化学成分一致，由此可证明这是用于制作陶器和彩陶的。考古专家介绍，彩陶和其它陶器不同，并不是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品，而是用于祭祀的礼器。这也说明刘家寨遗址有了早期的祭祀生活。
专家视线
四川新石器考古标杆
在学术界看来，刘家寨遗址对于构建四川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时空构架和谱系研究具有标杆作用。在该遗址被发现之前，四川已发现了不少新石器时代遗址，如川西的营盘山遗址、川南的石柱地遗址、川东的擂鼓寨遗址、川北的边堆山遗址，以及成都平原的宝墩遗址等等。然而，刘家寨遗址的年代比这些遗址的年代更为早远，且与甘青地区的联系更为密切，人工、自然遗存丰富程度远超川西北地区已发掘的同时期遗址，对深入研究马家窑文化地方类型和分布区域诸问题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川西北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麓，紧邻甘青地区。早在上世纪初，该地区已经发现彩陶并引起关注，后来在该地区的历次调查和发掘中，发现数处出土彩陶的遗址。新世纪以来，四川考古人员在岷江上游、大渡河上游做流域调查发现了更多出土彩陶的遗址。但学界对其文化性质争议较多，对该区域文化交流、生业形态以及聚落结构等问题鲜有涉及。刘家寨遗址的发现，无疑为横断山区文化交流、传播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如在遗址中出现的壶，部分尖底瓶底明显可见套接工艺，对研究彼时由瓶向壶演变提供了珍贵实物样本。
链接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河南栾川孙家洞旧石器遗址、江苏泗洪顺山集新石器时代遗址、四川金川刘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新疆温泉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山东定陶灵圣湖汉墓、河北内丘邢窑遗址、内蒙古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重庆渝中区老鼓楼衙署遗址、贵州遵义海龙囤遗址。
（本文图片均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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