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不管两辈事?没有的事! 奉献成瘾的“老漂”生活观察
每天早晨,带娃的老人们自发聚集在小区广场,遛娃解闷。5月中旬公布的“七人普”数据显示,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
这些被公认的“老一辈”,通常被认为是流动性较低的群体,但现实却是,这群老人在子女成家立业后跟着随迁到异地,纷纷成为“新移民”。据国家卫健委2017年发布的报告,这类群体有1800万之多,占当时全国2.47亿流动人口的7.2%。
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逐年推进和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被子女“召唤”进城照料孙辈的老年群体还在进一步壮大,约占随迁老人总数的一半。此外,也有部分老人为了与子女团聚而自行选择异地养老,还有部分老人为减轻子女负担而选择异地务工。
有声音认为,这些老了还要离开故土的老人们,其实就是奉献成瘾——“我奉献,我快乐”。也有声音认为,这些老人是被子女“绑架”被迫漂泊的新移民——“被索取,拒说NO”。
这个或主动或被动随迁异地的老人族群,有个代号叫“老漂”,也叫“黄昏漂”。他们照料儿女全家一日三餐,洗衣打扫,每天忙得团团转,几乎没有自己。他们广泛出现于城市社区、学校和菜市场,大多时间往往形单影只,形影相吊。他们远离老伴和“熟人社会”,饱尝思乡之苦,却从未曾向孩子表露心声,终日隐忍……
老伴老伴,老了却成不了伴
这是周传霞老人在步入晚年后才被迫改变的生活样态——
早上5点半起床,简单洗漱后迅速赶往小区附近的千万加菜场买菜,接着赶回家准备早餐。早上7点半前后,把外孙送到距家一里开外的幼儿园,然后回家刷碗、洗衣服、拖地,中午简单对付点前一晚剩下的饭菜,然后靠在沙发上玩玩手机或看看电视,下午4:20,准时起身去幼儿园接外孙回家,给外孙先弄点吃的喝的,然后再给全家做顿正儿八经的晚餐。到晚上8:30前后,准时接水给外孙冲洗,等外孙上了床,再自己洗洗回房,定个闹钟睡觉。一切就像流水作业,规规矩矩。
要是搁五年前,还没从宁国农村来蚌埠时,她的生活完全是另一番模样:白天有活,早上就早点起；遇上天阴,赖到七八点不起老伴也不会催。下河洗衣服时,和邻居们有说有笑；有村民下地干活,总不忘招呼对方进屋喝水。午餐必须炒菜煮饭,正餐绝不马虎对付；晚上休息可早可晚,玩手机、看电视或到邻居家闲话闲话,都行。压根没什么限制,全凭心意。
促成这一变化的,是2016年外孙的出生。为了减轻没有公婆的独女负担,她没等女儿开口,她主动来蚌埠伺候女儿月子。外孙满月后她按计划撤回老家,却在待了不到十天的时间又被女儿紧急“召回”,理由是希望她继续搭把手。看着外孙一天天长高,学会走路、说话,她觉得内心满足的同时,也渐渐对留守在老家的老伴产生愧疚之感:“老家田地不能荒,全靠老伴一人守着种啊收的,辛苦不说,关键老伴年轻时没做过饭,老了还能把饭做成啥样?总是对付,肠胃已经不好了。”
对此,市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研究会会长吴松年研究认为,独居一方(往往是男性老人)对于自身生活的照顾比较勉为其难,懒散凑合,质量下降。“这个年纪的老人,身体走下坡路,是疾病多发期,也是需要照护的对象。远距离、长时间的分居,心理上易产生孤寂感,焦虑感、惆怅感,以及对于自身健康的恐惧感,容易出现郁闷、烦躁、钻牛角尖等情绪波动,这些都会影响其身心健康。”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老人为了照护孙辈“老来分居”,已成为不少随迁老人的现实缩影。
傍晚时分,在龙湖春天社区小花园里,不用特别留意,满眼尽是带小孩嬉闹的老人。“不用问,我们小区除了为数不多的全职妈妈自己带孩子,至少80%以上的小孩都由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帮带,一个老人带的占绝大多数,很少有两个老人共同带的。”说这话的,是一位从河北承德来蚌埠带孙女的李阿姨。她直言,自从只身来蚌埠带孙女至今,她只短暂回承德待过一个夏天,后来二孙女出生,就连过年也没回过老家,老伴在她来蚌埠后只来聚了两次。“去年春节受疫情影响,老伴被迫滞留蚌埠三个多月,算是一家六口团聚时间最长的一次了。”她说。
据她透露,和他住同一楼的邻居,夫妻俩都是蚌医老师,两人的儿子出生后就把爷爷从金寨请了来,后来两人相继考博去了南京,孩子爷爷也跟着去南京待了三年。现在孙子在市中心上了初中,爷爷又去合肥给二儿子带孩子去了。住她楼上的那户人家也有两个女孩,老大由外婆带到上小学一年级,老二由夫妻二人拉扯到上幼儿园的年纪,请外公来帮着接送。外婆在老二尚未出生前去了宁波舅舅家,因为舅舅家的小孩出生日期与楼上的老二前后只差几天。
“我们这一代人,老了不就是给孩子带孩子嘛。孩子到哪就跟到哪,老伴能不能跟、愿不愿意跟,我们也做不了这个主。”李阿姨如是说。
老漂老漂,漂成了“弱势一族”
端午节小长假,韩立开车回蚌埠老家探望父母,顺道去了趟老叔家。见家中只有老叔一人,便询问老婶去了哪?老叔带着苦笑地回了她一句:“还能去哪,又‘漂’走了呗!”
韩立告诉记者,老叔和老婶一共有三个孩子,老大在广州,老二在西安,老三在北京。自从八年前老大有了孩子把刚退休的老婶接去广州开始,老婶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老漂——先是在广州照看五岁的大孙子,后来因为外孙女的出生又漂到了西安,直到几个月前外孙女被送进托儿所才回到蚌埠老家。没过多久,定居北京的小儿子又将添丁,五一就被喊去北京照顾小儿媳了。
韩立转述她老叔的话说,有几次老婶给老叔打电话,说着说着忍不住就有了哭腔。老叔劝老婶狠狠心回老家,老婶又不肯,说雇保姆的费用太高,自己对几个孩子也要“一碗水端平”。
事实上,在苏州第一工园工作的韩立,也是在自己女儿上小学那年,才将父母“放”回老家,原因是:女儿上的小学离自己工作单位只有不到五百米,夫妻俩顾得过来。而在此之前的五六年,她的父母被她哭求着来到苏州,共同帮她料理小家。“我是父母掌上明珠,苏州的房子父母也出了钱,喊他们来苏州也是回另一个家。”韩立回忆,当年她就是这么做通父母工作的。
现实生活中,孩子的家真的是父母另一个家吗?从安庆来蚌埠照看孙子的桑老太太,坚定地给出否定答案。
“大事小情全都儿子儿媳说了算,我就像个免费保姆,对他们言听计从,执行好了大家皆大欢喜,出现失误了我心里还自责得不行。”桑老太太今年刚六十出头,在没离开老家之前,家中各种大小买卖、人情往来、出账进账,想做主就可以做主。“到了儿子家,儿子听儿媳的。我不光不能做主,凡事还得小心翼翼,有时感觉心里比身体还累。”
她还说,自从儿子成了家,不光小家的事插不上嘴,就连老家的事也开始听儿子安排。比如老宅子要不要翻修、什么时间翻修、预算多少、翻修成什么样,大主意全由儿子出,就连一辈子爱拿主意的老伴,也早已退到幕后。
吴松年据此认为,老漂们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群体,他们克制自身需求和欲望,把奉献当成一种习惯,把儿孙的“好”当成自己的“好”。“他们大多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内敛、隐忍、勤劳,吃苦甚至‘吃亏’的特征在他们身上深深印刻。只要儿女不‘过分’对待自己,他们基本都会感觉自己是幸福的。”吴松年这样分析。
也有老人在被索取和奉献之后,产生强烈的心理落差、挫败感和不平衡感,进而自卑、焦虑,甚至自我否定。
“有的老人因为在子女的婚房上出过钱出过力,在原生家庭里做惯了主,来到子女的新生家庭后,也习惯事无巨细安排一切,干涉到子女生活。”吴松年说,这些老人一旦管的过多、过细,又不被子女认可,往往就会闷闷不乐、抱怨唠叨,从而产生无力感、无用感,继而变得格外敏感、沮丧,甚至愤怒。“这种缺乏边界感的自我认知,加上来自异地他乡‘陌生社会’的身份认同,也在无形中让老漂们在怨怼他人的同时,逐渐成为‘弱势一族’。”
除了从原生家庭“权威者”到新生家庭“参与者”给老漂们带来的弱权体验,医保、社保问题难以在异乡统筹解决,也让漂泊的老人内心常怀不安。
劳工劳工,当了一辈子“外地工”
有调查显示,城市里的老漂,除了跟随子女进城、帮忙照顾儿孙的随迁一族,还有相当一部分从不发达地方到发达地方的老年务工者。
他们为了给家庭增添一份收入,给子女减轻一点负担,春节一过就打包好行李,常年背井离乡。他们凭着一副好身板和一身好力气,活跃在城市建筑工地或建材市场上,成为农民工。有爱心和耐心的老人,也有从事家政服务、保洁保安等工作的。
从安庆潜山一个小村庄来到蚌埠某工地打工的张老汉,今年已经六十出头,一双儿女早已各自成家。从四十多岁第一次跟班到淮北一工地做小工开始,他几乎每一年多就跟着班组换一座城市,二十年来最远到过温州、福建,最近就在皖南的铜陵、池州,如今已成为一个带班小工头。
他说,五年前,他曾从老家召集了十几个人组成一个班组,来到位于凤阳路上的东方新天地工地,干了近两年,随后又转战了三个城市。去年下半年开始,他又被人喊着来到蚌埠体育中心附近一工地。这次除了班组几个固定人员之外,他还把老伴带来蚌埠,租用了工地集装箱的一个隔间,两人自己生火做饭吃。“我带班,也做工,还当看护。老伴除了做饭洗衣,偶尔也干点小工的活。”他说,两人下班后做做饭、说说话,不至于太寂寞。
他的“房间”除了有点杂乱,其他该有的配置如空调、冰箱、电磁炉、电饭锅,一应俱全。“我从很多年前开始,到哪里打工都要设法搞个自己的小隔间,空调冰箱也是走到哪带到哪。”张老汉说,只要外面有活,一年当中就有两三百天时间漂在工地,不对自己好点身体受不了。
与带班工头知道“对自己好”的务工经历比,常年漂泊在各个城市工地做钢筋工的老俞,就是千千万万个“怎么着都行”的普通农民工的化身:住在石棉瓦盖的铁皮宿舍里,冬冷夏热,受着；吃着工地上十几块一份的盒饭,不合口,忍着；大清早听着铁皮屋里“跑马灯”的脚步声,不想起,也跟着；下雨天出不了工,很无聊,硬闲着……
其实老俞本可以待在家里安享晚年:老家的两层半楼房刚建没几年,两个儿子都已在外地上班,大儿子结婚后尚未生育,老伴身体也很健康。可是老俞偏偏奉献成瘾:“不行啊,还有个儿子没成家,以后孙子出生了花钱的地方又多,趁着现在身体还不错,能多攒点就多攒点。”
如今,老俞将自己的务工地设定在苏州周边,原因是大儿子在苏州上班。两个月前,老俞结束了苏州工地的活后,跟随工友一起转战去了南通。两个儿子上学期间,老俞的老伴也跟随务工大军去了杭州服装厂,至今仍辗转在某乡镇私营服装厂之间,负责烧饭、剪线头、钉纽扣。小儿子六年前大学毕业,也把工作地选在了杭州。
“等到孙子出生,我就不做工了,那时就专心在儿子的城市帮忙带孙子吧。”老俞的老伴,已经不止一次向她的老姐妹这样说。因为和她一起做工的两个老姐妹,都是这样离开服装厂的。
也许,为儿孙辛劳,跟随儿孙漂,正是老俞夫妻俩的“老有所用”,也是更多主动走出家门的老漂们所理解的“老有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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