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五）
□刘伯山叶成霞
3.第三道程序：鸣官诉讼。
这是徽州人对矛盾与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程序，也是对所剩下十个之前解决不了的矛盾所能采取的唯一解决方式。至此阶段的纠纷，一般都是徽州人认同的重大纠纷，这其中除了一些较大、较复杂的命案、伤害案等刑事案件外，更多涉讼的是祖坟风水地案和名分背主案，且这两类案件是不争则已，一争到底。前者如清康熙朝休宁县令廖腾煃所云：“每见健讼者无有止息，而争坟争地，殆居其半，大约富者惑于形家利害之说，非分妄图。贫者无力经营，停丧不葬，于是北邙蒿里，累累相望，以致累世暴露，余心恻然伤之。”后者如康熙《徽州府志》所云：“脱有稍紊主仆之分，始则一人争之，一家争之，一族争之，并通国之人争之，不直不已。”如休宁县七都一图的潘、余二姓争仆诉讼，官司从天启四年二月打到崇祯二年十一月，历时六年，事经三讼。明代嘉靖八年发生在祁门十一都的李、黄主仆互控案，从祁门县衙打到徽州府衙。而清康熙十二年发生的祁门县李、吴互控案，既涉及到祖坟地问题，又涉及到主仆关系问题，其祁门县正堂的案结文是：
祁门县正堂何审得：李梦鲤，李、吴二姓之庄仆也，有李开甲丁李应明与吴自祥甲丁朱宗泰有共业坟基一所，于上年十二月出卖与梦鲤，得价十二两，各分其半，梦鲤已经卜吉葬亲讫。缘徽俗旧例，仆居主屋，种主田，葬主山，则世世服役而莫之有违。梦鲤身事二主，即当俛首两大，乃不告于吴，竟买山自葬，致自祥疑其有背主之心，梦鲤遂有退业之鸣。讯据：应明、宗泰已衰老待毙，力不能赎；梦鲤已葬经半载，法无断迁，相应照契管业，毋容旁挠；仍着梦鲤赴吴门荆请以谢不告之罪，自祥既有主道，亦宜共相抚恤，毋得偏护宗泰，膜视梦鲤，则两得其平矣。免供存案。
或许正是这类官司的“不直不已”，所以会给许多在徽州任职的官员产生一个“徽人好讼”“健讼”印象，殊不知在徽州，凡已涉讼的案件实际只占可能兴讼案件的极小一部分了。同时，也正因为“鸣官诉讼”是作为了矛盾与纠纷的终极解决方式，由之体现的就是徽州人一种尊重法律、信赖官府、看重法治的精神与意识。
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大程度的“息讼”，努力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这是传统徽州乡村社会自我调节机制发挥作用所追求的目标，也是徽州各个宗族的期盼。徽州的宗族绝不提倡健讼和烦累官府，并多将之写入族规家法。如《济阳江氏家训》规定：“子孙不许好讼，好斗，好奢侈。亡身败家，皆由好勇斗狠、骄奢无度而起。”萧江氏《祠规》亦规定：“一止祠讼。健讼破家，且开怨府。或有横逆之来，当虚怀忍让；或产业相干、口角相仇，祠正副会同门尊公道处分，或毕情劝释，不许竟烦官府力逞。刁奸如强项不服，祠正副奉宗规呈治，毋玷清门。”在徽州文书中，我们可以看见有许多这样那样的“劝息”“遵依”“息讼”等文书，如《光绪六年祁门吴振茂等立议遵中调处约》《民国元年七月[歙县]程大喜等立劝息合墨》《民国十九年四月徽州郑本桂等立永远息争字》等。甚至还有已在案的讼案，徽州人还要努力地予以“息讼”。如在《婺源北乡诉讼与教育等文书》里就有一份《民国二十年三月胡心庵、詹缉甫、詹子谦等立息讼证》：
立息讼证人詹缉甫、胡心庵、詹子谦等，原因查平坦查全发胞弟查林发，即胡灶养之嗣子，于本月十一日拕树到樟前村头履安桥外，被严坑江炳元等截殴，林发因伤毙命、潘连太伤害头部一案，已经县政府委员勘验，填注尸格、伤单，起诉在案。兹据双方合意，请求公断，胡心庵等见该查林发等既系伤毙属实，故秉息事宁人宗旨，力令江炳元等出洋八百元给与尸亲胡灶养等，恤死医生；至于本诉，应由原告撤回，该尸即由尸亲领去埋葬，两无异议，三面订定，此后不得翻悔。恐口无凭，立此息讼证如左。
民国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立息讼证人：胡心庵、詹缉甫、詹子谦、詹达标、詹雨生、詹佐丞、詹达夫、詹烈光、詹秀章、詹松申、詹宣甫、何坤祥、汪灶荣、潘树德、查文林
依议人：查全发
伤亲人：潘宗能、胡铭善、江金时、江顺和、程助兴、江旺来
约：江成开、江聚和、江接开、江元保、
汪桂盛、江兴时
保：程元贺、江焕荣（后略）
此息讼证当为婺源北乡一带的一个文会所立，“秉息事宁人宗旨”，竟提出已在案的刑事命案也要私了，原告人也向官府递交了撤诉状。当然，其最后的结果是：婺源县政府公批：“案关公诉，碍难撤回。”安徽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答复：“状悉。查林发被殴身死，前据婺源县长呈报有案。事关人命，应候该县依法核办，原告诉人绝无自行和解或撤回原告诉之余地。仰知照。此批。”据此，也是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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