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花甲的缝纫机 ■ 谭晓虎
前几日，参观了一个私人创建的红色纪念馆。除了传承红色记忆的物品外，还在馆主的院子里看到许多未及整理的老物件，看到了与我家一模一样的前进牌缝纫机。
我家那台缝纫机是父亲二十多岁时去东北出差扛回来的“战利品”，比我们兄妹几个都要年长。计划经济年代，大大小小的耐用消费品，尤其是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等，都要凭票供应，常常一票难求。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去东北出差，在大连可巧碰到当地生产的前进牌缝纫机放开供应，机会难得，他果断出手。父亲的那趟差事不仅仅是大连一地，他凭着年轻和一把子力气，硬是扛着木头包装，从大连一路扛到了沈阳、长春、哈尔滨、北京，最后又扛回了老家宿县。
我掂量过那台缝纫机，齁重齁重的，扛着它别说东奔西走，就是迈一步都觉得难。但在以前条件艰苦的年代，人好像特别能吃苦，我们今天看来很困难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常常不算个事儿。前些年我在濉溪农村蹲点时，听当地老人说，刚解放那会儿，他们挑着担子去宿县城里卖菜、卖瓜果，走时是前半夜，回到家已是后半夜，那可是一百多里地啊……
与常见的“蝴蝶”牌等上海出产的缝纫机“细脖子、大屁股”的流线造型不同，父亲扛回来的这台机器方方正正，脖子屁股一般粗。虽然方头方脑，但外表并不让人觉得笨拙，倒是有着些许东北产品在国人头脑中留下的“傻大黑粗”形象。
光有缝纫机头还不成。回到家后，父亲不知从哪又捣鼓来一个机架，自己用防锈漆、咖啡色油漆粉刷一新，又用单位购买机器后拆下的木头包装板做了一张台板，刷上油漆后竟然跟机器加工出的成品一样平整，坚固又耐用。父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动手能力很强，他自己组装的收音机，一直用到我小学毕业还能听，家中的小饭桌和一个小柜子也是出自他手。甚至，他还与几个老伙计合作摆弄出2个沙发，利用废钢丝做出一张钢管床，一直用了很多年。
母亲针线活儿好，会裁衣服、做衣服。自打有了这台缝纫机，更是有了好帮手，我们兄妹四个小时候的衣服几乎都是她一手包办。一般的样式，母亲照着样子就能裁出来，踩着缝纫机天把天就能“砸”（皖北方言，意为用机器缝制）出来。前几年大姐二姐帮她整理房间，还找出了她年轻时用报纸裁出的衣服样子。那时母亲与父亲分居两地，白天劳作，晚上给孩子们洗漱完打发上床后，她就在外屋踩着机器“密密缝”到后半夜，哪怕是一块零碎布头也不会浪费，都被她凑到一起拼做成花枕头套。直到今天，她还攒着许多碎布头，孙儿们帮她打扫房间时会扔掉一些，每次都被她骂得不轻。我打心底里理解她，那是时代在她们内心烙下的深刻印记，你不经历岁月艰难，怎知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心酸？
靠着这台缝纫机，母亲不仅解决了自家人的穿衣问题，一有空儿还帮着四邻做衣裳，又合身又实惠，一来二去，好多邻居都把布料拿来托母亲加工。在生活最艰苦的一段时间，母亲甚至靠着裁缝技艺和这台机器贴补家用，缓解了家中生活的窘迫。印象中，家中有一个她裁衣服用的大木头案子，一把比成年人的手还长的剪刀，甚至后来还添置了一台锁边机。
经历近60年的岁月洗礼，那台缝纫机依然通体乌黑锃亮。每天，它一言不发，静卧在客厅的窗棂下，注视着父亲母亲每日进进出出，陪着他们度过一天天的平淡时光。它一路陪着父母从年轻走到垂暮，也伴着我们从蹒跚学步、牙牙学语到人至中年，历经数十载蹉跎岁月，见证了我们的喜怒哀乐。就如同父辈们，虽一生大多物质贫乏、岁月坎坷，却并不畏惧，坦然面对，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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