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红真 | 汪曾祺的博弈
季红真第一次读汪曾祺先生的作品，大约在1980年，“读到《受戒》，当时大吃一惊，人都傻掉了，因为从来没有读过这样的小说，不知道它是怎么冒出来的。”
1982年，在北京大学读当代文学硕士的季红真在北京作家研讨会上，第一次见到了汪曾祺，和他进行了唯一一次长谈。
阅读和研究汪曾祺作品四十年，季红真自称被汪曾祺的作品诱惑到痴迷。2019年1月，由季红真担任主编的《汪曾祺全集》历时八年编辑，完成出版。
2020年是汪曾祺诞辰百年，12月23日下午，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汪曾祺别集》出版发布式与研讨会上，季红真说：“汪曾祺适逢汉语转制的文化史节点，又身处现代汉语规范化的轴心地带，这就是得天独厚，这个不服不行。”
《汪曾祺别集》出版发布式与研讨会回顾
汪曾祺的博弈
——在《汪曾祺别集》发布会上
季红真
文学批评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对汪曾祺的评价，就是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状况。有的时候，人进入一个选题是非理性的，常常不可理喻，说不清楚。我年轻的时候，研究汪曾祺是初生之犊不畏虎，被他的文字所吸引，不知天高地厚。中年研究汪曾祺是挑战自我，挑战自身认知能力的极限。接近晚年的时候，研究汪曾祺则几乎是从头开始，以整理文献为重心。
这套《别集》集中几代汪迷的智慧学养，借鉴了《沈从文别集》的体例，又富于创见的成果，而且开本小，便于携带阅读，不少读者早就惦记上了。
《汪曾祺别集》（全20卷），汪曾祺著，汪朗主编，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
文学研究最重要的还是扎扎实实的文献整理，这是基础性的工作。对于我们这些以现代文学研究为专业的人来说，最苦恼的就是看不见原典，看到的文献几乎都是被删节修改过的，这就像沙上建屋，基础薄弱立论也就难免不稳。《全集》当时从大的框架到细则，都是严格讨论，大家反复协商，最后形成共识，严格遵循国际通例统一底本，除了校勘以外还做了初步的校注，所以集全社会之力，从开始编辑到出版用了8年的时间。这不是汪曾祺一个人的事，也不仅仅是文学圈的事，是扎实的文化建设，也是为民族的文化建设夯实基础，说他是一块砖或一块瓦都可以。现代文学从鲁迅那一代人开始，就是国际视野，我们的文化要复兴，也必须和国际学术同步。
看到《汪曾祺别集》出版我很高兴。《别集》跟《全集》有很大的区别。《别集》的编辑团队都是学者、作家、编辑，对汪曾祺作品有一个早早的阅读，而且不少人参与《全集》的编辑，资料很熟悉，阅读的现场性非常好。《全集》是纯学术的处理，是文献整理，目的是还原历史，尽可能多地保留历史的信息；选集则是体现选家的鉴赏眼光，更为主体性的工作，《别集》属于《选集》的范畴。这是两回事，但是无论《全集》还是《选集》，基本文字校勘的功课都是要做的，否则失之毫厘谬之千里。
《汪曾祺全集》（全十二卷），汪曾祺著，季红真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汪曾祺适逢汉语转制的时代，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白话就迅速成为汉语的主流，他出生于1920年，非常幸运地搭上了汉语转制的快车，从幼稚园开始受的就是体制内的语文教育，正是现代汉语形成的时期，所以很多话不是乱说的，他遭遇的文化史节点就是古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转轨时期，他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又授业于朱自清、沈从文等一批第一代成功转型的新文学作家。那是现代汉语的酝酿期，大的发展趋向已经确立，但现代汉语的规范化是在1955年。在转制过程中，现代新文学作家属于前规范时期的作家，旧学新知都丰厚，当时的文学创作具有多种可能性。后起的寻根派作家则都受的是现代汉语规范化的语文教育，所以和汪曾祺不是一回事。他们接受语文教育以及开始写作的时候，现代汉语和古汉语之间的那种文脉已经断了，所以他们要去寻，要跨越这个断层。但是汪曾祺不需要，他起步于现代汉语前规范时期，又有迅速转型的儒商家庭的家学濡染，与古城民间文化的乡学背景，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在他是一个自然过渡的过程，而且只有他得天独厚有这个条件，他有古文的基础，然后西南联大又受了新式教育，1949年以后他又当编辑，对文字方面非常严格，他的朋友圈都是现代汉语规范化的中坚人物。三大重镇都是他的师友领军，文字改革是李荣，暂拟语法是朱德熙，规范语音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是沈从文的连襟。所以他不但是在场的，而且是在汉语转制的轴心地带活动，他的写作适应了汉语转制的大趋势，但又与自己的时代保持了心理的距离，他和时代的文化规范是一个博弈的关系，和现代汉语前规范时期的作家也是一种对话的关系，有继承也有矫正，因此从古到今的文脉没有中断。寻根文学作家，都是1950年以后出生的人，他们受的语文教育是规范化以后的事情，这就使断裂是不可避免的，有的个性强一些，那就靠个人造化，比如家学、乡学，或者特殊方言区的语言习得、少数民族的知识背景等等，总之要靠特殊的机缘，总的来说，这一代作家受的是规范化的现代汉语教育。汪曾祺启发了他们对于汉语魅力的发现，激发了他们重新衡量被大动荡和大破坏砸烂的传统文化精神。所以《汪曾祺全集》和《汪曾祺别集》这两部集子前后顺序出版，对文学史和文化史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
季红真教授在《汪曾祺别集》出版研讨会上
中国古代的文论思想体系完备的就是一部《文心雕龙》，绝大多数的文论是以鉴赏为基础的选集来体现的。这是个文脉起承转合的文体，新文化运动首先要反的是雄霸学术界的两大选家流派“选学妖孽、桐城谬种”，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号召青年起来，明目张胆反抗“十八妖孽”，也包括文选派和桐城派的祖师爷，以及流风所及主张复古的明代前后七子。汪曾祺适逢汉语转制的文化史节点，又身处现代汉语规范化的轴心地带，这就是得天独厚，这个不服不行。而且他的写作有高度的学术自觉，是以汉语为本位坚守人文立场，和自己所处的时代主流文化博弈，经常能够以退为进、夹带“私货”，使古汉语和现代汉语自然过渡，白话传统和诗文传统水乳交融，因为没有断裂，所以能够兼收并蓄，逐渐走出自己的路子。
这套书由浙江文艺出版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好多书走了好几家出版社，最后都是浙江文艺出的，这是一种眼界，也是一种胆识。我是浙江人，祖籍龙泉，生在丽水，浙江文艺出版社不仅是我的故乡文苑，也是我的摇篮，我第一本书就是浙江文艺出版的。浙江文艺出版社是一个非常有见地的出版社，而且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建设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最近一套《莫言全集》也是他们出的。《汪曾祺别集》是一套高档次高品味的大众阅读丛书，浙江文艺出版社“独树一帜”，做了“特殊贡献”。这是切切实实为民族文化复兴的伟大事业，脚踏实地地工作。祝贺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这套好书《汪曾祺别集》。
作 者 简 介
季红真，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特聘教授，《汪曾祺全集》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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