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城风流红星路之二段文化高地 风流蕴藉
红星路二段文士荟萃，清代名士顾复初寓居于此，他不仅在成都留下诸多文辞优美、意境深远的楹联，而且遇到了范仲淹的后裔，喜结良缘，伉俪情深，终老锦城。民国时期的大学者、教育家林思进、方旭、谢无量都居住在这一带。华兴街是川剧的戏窝子，著名的荣乐园是现代川菜的发源地，培养了无数川菜大师。
爵版街
林山腴蜀中文坛称魁首
雷文景
爵版街13号对民国成都的文人有着很大吸引力，这里居住着一位古典文学的名宿林山腴。那时候，他与四川荣县的诗豪赵熙齐名，“林赵并称”，为蜀中文坛魁首。
盛名如陈寅恪，1944年来到成都亦亲赴其宅拜谒。相传，陈先生甫一进门便欲行磕头大礼。陈还集古人诗句为一联称颂道：“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时贤士皆与之游。”由是可知林山腴的大名广披四方。还是在那一年，“书呆子”吴宓也前往晋谒，吴宓在日记中留下了林的举止行貌：“先生年七十一，而精神强健，言动敏捷，衣服华贵，心思细密。”
与赵熙一样，林也为前朝遗老，曾担任过前清的内阁中书，后来回到家乡，长期在四川大学和华西协合大学等校教书。相传，赵熙不认同民国，凡文末署时，皆以“国变”二字代替。王国维以身殉旧文化，赵熙以文字追思坚守。林山腴虽未如此执拗，但入民国之后却也是坚持不在官场任职，倾心黉门，吟诗濡毫而已。
林山腴的居所，曾自名“霜柑阁”，晚年后，又名为“清寂堂”。“寂坐朗余心，旷然接佳友。”这无疑是他的夫子自道了。他另有两句七言歌行又唱道：“唯有月华如水好，夜来还照旧重门。”优美的诗句承载着化不开的兴亡情结。
公元1952年，已经79岁的林山腴卧病华西医院，月华已逝，心力已衰。他请求辞去四川大学古典文学教授职务。翌年，林山腴长逝。
东新街
方旭热心推行新学
吴刚
安徽桐城人方旭是蜀中“五老七贤”中唯一的外省人，系“桐城派”文坛领袖方苞后裔。
方旭为官时，热心办新式学堂。1903年他代理华阳县知县，将位于梨花街的潜溪书院改为华阳县小学堂，将净居寺的宋公祠改为东乡蒙学堂。因“有知学名”，1906年，他被委任为四川首任提学使。三年任期内，他大刀阔斧地推行新学，四川的学堂数量因此一跃成为全国第二，而教师和学生的人数则是全国之冠。
晚年，赋闲的方旭居住在和现在的红星路二段紧邻的东新街上。乔迁新居时，他赋诗一首抒发自己的怡然：“垂老犹营一亩宫，庆云西角桂桥东。春风杨柳知谁属，自写幽情唱永丰。”
方旭在东新街读书，吟诗，作画，时与旧朋新友相燕乐，和众多成都文人过从甚密。他和学者林思进是老友，当年方旭开办学务公所，即将林思进罗致所内编纂教科书。1916年，方旭与林思进、赵熙、宋育仁等人结成锦江词社，相互唱和，共磋技艺。林思进后来搬到了离方旭不远的爵版街，方旭忍不住写诗欢呼：“君似黄莺求旧友，我为白鹤贺新居。”
方旭与巴金家族更是三代世交。1931年4月19日，27岁的巴金正在上海奋笔疾书小说《家》的第六章，这章的题目叫“做大哥的人”，这个被称为“觉新”的大哥，是以巴金的大哥李尧枚为原型的。而也就在这一天，李尧枚在成都用自己亲手配制的毒药结束了34岁的生命。为办好李尧枚的后事，有通家之好又德高望重的方旭，被巴金的母亲请来“点主”（旧时葬礼的一种仪式）。方旭含泪写下挽联：
含愤一朝亡，两地招魂居隔巷；
吊丧三代共，八旬挥泪哭通家。
方旭和其他“五老七贤”一样热心社会公益。民国初年，四川军阀割据，成都战乱频频，方旭和其他“五老七贤”常以自己的名望，居间斡旋，以弭干戈。20世纪30年代成都鸦片泛滥，方旭深恶痛绝。1938年6月，当局三年禁烟取得成效，耄耋之年的方旭欣然撰联祝贺。人们将该联高悬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焚毁鸦片的现场。方旭的联语暗喻焚毁鸦片为送瘟神，全联由《诗经》集句而来，融幽默于大雅之中，宛如天成，深见功力：
于今三年，哀我人斯，诞先登于岸；
唯此六月，嗟而君子，继序思不忘。
梓潼桥正街
顾复初成都收获爱情
明瑞
江南名士顾复初，江苏苏州人，才华横溢，却无缘功名。三上京师赴考，皆名落孙山。郁郁不得志，咸丰初年出任四川学政的湖南人何绍基向他伸出了橄榄枝，邀其入川协助批阅试卷。40岁的顾复初遂只身辗转来到了蓉城，从此再也没有离开，一住四十余年，最终长眠于新都龙藏寺南原。
顾复初在成都寓居在与红星路二段一步之遥的梓潼桥正街，其寓所自署为“小墨池山馆”。晚年，他为“小墨池山馆”创作了一副楹联：
老作诸侯客
权呼小墨池
这短短的10个字，是顾复初成都生活的真实写照。在何绍基去职后，顾复初先后做过成都将军完颜崇实和四川总督吴棠、李瀚章、丁宝桢、刘秉璋等人的幕僚，故称“老作诸侯客”。而联中所云“墨池”，则暗喻自己是小王羲之、小扬雄，其恃才自傲之气跃然而出。
顾复初的骄傲是有理由的。他极富文才，通辞章、擅楹对、工书画。迄今，成都的众多名胜都留有这位著名才子的楹联，最为脍炙人口的当数其为草堂创作的一联：
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
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
联中顾复初与杜甫同病相怜，将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情倾诉得沉郁低回。郭沫若对该联颇为推崇，称其“句丽词清，格高调永”。
虽然在仕途上壮志难酬，但成都还是给了这位江南才子莫大的慰藉，尤其让他感到温暖的是，他还在成都收获了爱情。顾复初的原配在江南的战乱中失踪，来到成都后，他遇见了成都才女范雒娟。范雒娟号菱波女史,乃范仲淹后裔，练得一手好楷书。两人很快结为夫妻，夫唱妇随，两情缱绻。因权贵排挤，顾复初的知音何绍基任职未满三年即被咸丰帝撤职，怅然离开成都。顾复初也因此赋闲了六年，夫妻在“小墨池山馆”靠卖字鬻画为生。顾复初喜作枯墨山水，自然苍古，书法在光绪中则被推为蜀中第一书家，前来求字求画者，自然络绎不绝。
顾复初还有一个现在很少被人提及的才能——园林设计。与梓潼桥正街紧邻的双栅子街上曾经有一座“余园”，即为顾复初设计。这“余园”系富甲一方的朱氏家族的私家花园，顾复初设计的“余园”有竹坞、水亭、戏台、假山，将成都和苏州的园林风格融为一体，为成都的园林设计带来了一股新风。该园20世纪中叶尚存。
双栅子街
岳钟琪
促成丫头良缘
青青
双栅子街南起慈惠堂街、布后街交会口接梓潼桥正街，北止和平街与燕鲁公所街交会口接桂王桥南街，长122米，在清光绪时就有街名了。此街原有通向城外的排水大沟，街南口有木栅两道，用以防盗，一为布政使司仓库（藩库）的官栅；一为街栅，街因此得名。
两道栅门名义上是为藩库的安全，其实是想要关住“驿动的心”。
岳钟琪是甘肃人，清代雍乾时期任四川提督，平定大小金川叛乱后受封公爵，遂定居成都，即后来的岳府街。岳府气势宏大，太过显眼，岳钟琪不敢久住。这里住着他的老母，还有几个他从边地带回来的丫头。这些女子性情奔放，岳府里时常歌声四起，一派喧嚷。
岳府位于藩库之西，两座大院都是青砖大瓦。明末战乱后周围的街道被毁，大院只用围墙围起，藩库则在梓潼桥边修了一座栅栏。岳老夫人管教严格，对这些丫头严加管束，不准外出。姑娘们一天天长大，很想在外面透透风，而她们只有等到去藩库领粮米用品的时候才能外出。守藩库的兵士看出了门道，岳家姑娘来了就争先恐后帮着搬运东西，一来二去就混熟了。岳老夫人得知后，把丫头们训斥了一通。老夫人规定：“落日大门上锁，不准踏出半步！”但这难不倒这些边地女子，身轻如燕，翻墙而去，和守库的兵士打情骂俏。岳老夫人动气了，命人在桥西侧修了一道栅栏，晚上下锁封桥，丫头们就是出了院门也过不了桥，只有隔桥相对了。
岳钟琪从外地回来，看见又修了一道栅栏，觉得奇怪，一问才知道原委。一天晚上，岳钟琪向母亲问起这事，母亲说，丫头疯疯癫癫，必须严管！岳钟琪说，年轻人本来就爱唱爱跳，再说她们也是跑惯了的，这么大的女子了，也该谈婚论嫁了，怎么会不芳心大动？母亲一听，默然了。很快栅栏拆了，丫头们又可以跟外界来往。岳钟琪又作主，让藩库的兵士和丫头们自由配对，在桥边燃起火堆，果然促成了几对姻缘……双栅子拆了，后来在这里修了街，街名则留了下来。
与杨遇春一样，岳钟琪为人谨慎，清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他还是以“误国负恩”罪革职，后被赦免，居住在成都百花潭一带，直到乾隆时才官复四川提督。
四圣祠北街
启尔德开启现代医学
雷文景
1892年2月，25岁的加拿大人启尔德不远万里来到成都，在四圣祠北街租用了几间民房，创办了福音堂和一个小诊所，这成为成都现代医学的源头。起初，诊所只限于给传教士、信徒及少数市民诊病，后来逐渐发展起来。1905年，四川当局补助了1500多两黄金，启尔德用这笔钱于1907年筑起了一幢四层楼的医院大楼。1913年1月医院正式开业，取名四圣祠福音男医院。它的医技力量和设备在四川是一流的，也成为基督教英美会四川各教区医院的中心。同时，启尔德还参与筹建了华西协合大学的医科。
那时候，大多数成都人对西医是持怀疑甚至惊惧态度的，他们只对那幢气派的洋楼感兴趣，但对里面的医疗技术仍惴惴不安，愿意到这里来诊病的成都市民寥寥可数。启尔德不甘心，他雇佣了三个中国人，每人手持一个铜盆，一个棒槌，于是，近百年前的老成都人听见了一阵阵棒槌敲击铜盆的声音在落虹桥，在书院街，在成都的大街小巷响起来。就像贩子贩卖货物一般。这所成都的第一家西式医院竟然不得不用这种古老的方式为自己做广告。就在仁济男医院创办2年之后，启尔德的妻子也在四圣祠附近的新巷子创办了成都第一所妇女儿童专科医院（又名仁济女医院），这所医院后来迁移到惜字宫街，1940年合并到了四圣祠医院。
启尔德病逝于1920年，他与他的家人在中国的行医史颇具传奇。他的两任妻子和长子，两个儿媳和一个女儿以及他的孙女都在四圣祠医院和华西坝工作过。从1891年至1966年的72年间，这个家族三代人中的绝大多数，都为中国的医学贡献了力量。
四圣祠西街
谢无量存古学堂育英才
李豫川
蜀中文史学者谢无量在成都的故居位于四圣祠西街44号，建于民国时期，建筑面积747平方米，典型近代川西民居院落，主体为传统风格的四合院，门楼略带欧式巴洛克风格。
谢无量1884年出生在乐至县北乡金马沟一个富裕家庭，世代簪缨。父亲谢维喈，在安徽当过三任知县。谢无量9岁即能吟诗作文，10岁时曾写《咏风筝》诗——
“儿童心怀巧，剪纸作飞鸢。凭藉春风力，直飞上青天。”
小小年纪，却很有一番自己的见解和抱负。1901年，他在父亲的鼓励下，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特别班，与蔡元培、李叔同、邵力子、黄炎培等人互为师友，经常在一起议论国家大事，互相切磋砥砺，教学相长。
1909年底，受张之洞在湖北创办新学的影响，四川改良派领袖宋育仁在成都开办存古学堂，四川提学使（即省教育厅厅长）赵启霖遂推荐谢无量任存古学堂监督（即校长）。他返川上任后，设理学、经学、史学、辞章各科；又增设地理、算学、医学、英语等。由于刚刚开办，学堂既缺图书，又乏资金，谢无量便与赵启霖协商，将已停办的尊经、锦江两书院的百万卷图书划归存古学堂接管。至于尚缺的中外名著，另安排存古书局进行排印。谢无量还多方奔走应酬，聘请各界名流如曾学传、吴之瑛、罗时宪等人来校任教。
存古学堂的这一建制为以后的四川大学奠定了基础。谢无量当时只有26岁，自知根基尚浅，谦逊地拜蜀学前辈吴之瑛为师，既做校长，又当学生，一时传为美谈。
为了扩大办学规模，从多方面培养人才，1913年，谢无量又想方设法将四川军政府枢密院的原址扩大为学堂校址，更名为“四川国学院”，恭推清末进士吴之瑛为院长，自己为副院长。因校舍不足，后又迁三圣街，还扩大至大慈寺。课程增加了天文学、工程学和地方志等。聘请了一批学界名流如廖平、曾瀛、李尧勋、楼黎然、杨赞襄、释园乘等三十余人。谢无量为延聘人才，多方奔走，席不暇暖。存古学堂和四川国学院为巴蜀学术界和新文化界培养了众多璀璨之星，如郭沫若、李劼人、周太玄、王光祈、蒙文通等，都是这一时期毕业生中的佼佼者。
1917年，谢无量由辛亥革命元老、时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的熊克武介绍，在上海谒见了孙中山先生，二人促膝交谈，极为欢洽，他的许多建议都被孙中山所采纳，后任广州大元帅府机要秘书，主持文稿工作。孙中山逝世后，他悲痛不已，写诗凭吊——
“浅浅春池曲曲廊，阑干寸寸是回肠；多情花底缠绵月，纵改花荫莫改香。”
1938年，谢无量与陈毅的姑妈、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陈雪湄女士在患难中相识相知，最终在澳门定下白首之盟，1942年两人一起回到成都，谢在四川大学中文系担任教授，陈则在交通大学重庆分校任教。
1950年后，谢无量历任川西博物馆馆长、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1960年上调北京，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他晚年更加致力于文史、学术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不少论文，如《再论李义山》等。
1964年12月10日，谢无量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谢老的去世，海内外学界无不为之嗟叹！英国《泰晤士报》也发布新闻，表示哀悼！生前好友则多以诗、联吊唁，其中尤以马一浮先生的挽联最为恳切沉痛——
“在世许交深，哀乐情忘，久悟死生同昼夜；乘风何太速，语言道断，空余涕泪洒山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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