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印象中的杨华玉
□杜先福
因为爱好文学，我认识了杨华玉。
认真说起来，我们都是小人物，或者可以说都是“市井”小人物。我们彼此虽然很早就认识，但并不十分了解。因为彼此都没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要想相互深深地记住对方，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我说不清自己到底是什么时候认识杨华玉的，或许有十多年了，或许是二十多年甚至更早。我们都是作协会员，从加入内江市作协算起，至今已有30多年。记得内江市作协举行笔会，有时候在内江举行，有时候在乐至或安岳举行，依稀记得那时就曾见过杨华玉。由于彼此来自不同的县，彼此都不了解，大家在一起开会，见面点点头算是打招呼，就成了“点头熟”。下次再见面，觉得“似曾相识”，于是又点点头，又算是打了招呼。如此三番五次，却总也不知道对方姓甚名谁，总也不知道人家来自何方，有何建树，心底总是模模糊糊，不甚了然。
直到安岳多次举办文学活动，加上内江与资阳“分家”后作协圈子“小”了，见面后互相交往的范围“窄”了，因而就有了更多接触。于是，我才渐渐知道杨华玉在安岳作协，知道她是重庆下乡到安岳的知青，年龄比我大几岁，我本应称呼她为“杨姐”。因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所以我称杨华玉为“杨老师”。
至今，我也不能说对杨老师有多深刻的了解，仍然只能用“依稀记得”这样的托词。依稀记得资阳市作协在安岳开笔会，一个年过六旬的女士活跃在会场，或招呼与会者入座，或给与会者倒水。这女士身材不高，体质也较单薄，但却很活跃很热情，而且对人也很随和，有一种众望所归的亲和力——她就是杨华玉老师。
我曾是作协秘书长。后来虽然脱去了秘书长的“重任”，但还是作协副主席，而且分管着财务，各样事务较多，难得有时间在“圈子”中交流，也难得一一和会员们接触。因此，若干年来，对于作协会员大多数都是“见面熟”“点头熟”，每次见面都是“似曾相识”，却不知道对方姓甚名谁。对杨华玉老师亦是如此，虽然见面叫得出姓名，但对杨老师的具体情况还是不甚了然。
直到去年，有一天看安岳微电影《维权进行时》时，其中有个角色突然使我心里“怦然一动”——那个演老太婆的人不仅比较面熟，而且演技非常逼真，仔细辨认，是杨华玉老师。我不禁感叹：“杨老师居然还有这一出！”
由是，便对杨老师有点“刮目相看”。原以为她是安岳曲剧团或是什么文艺“范儿”，一打听，却不是。再打听，据说她爱好广泛，写作自不必说，书法、摄影、唱歌跳舞都有涉及。杨老师退休后是社区活跃分子，自然是多才多艺。
更令我“刮目相看”的，是前不久资阳电视台播出的一期专题节目，介绍了年近七旬的杨华玉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首都图书馆荣誉证书。荣誉证书载明“杨华玉所著的《我与共和国同龄》一书，被首都图书馆馆藏”。经打听，杨老师的《我与共和国同龄》一书出版于2009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时。杨老师不愧为“有心人”，居然十年前就出版了介绍她与共和国同成长共经历的书，这本书之所以能被首都图书馆馆藏，意义就在于她记录了新中国一个普通公民与自己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成长经历。有心于这种记录的人，绝对是为数不多的。
我没有杨老师的《我与共和国同龄》一书，便联系她发几篇收入该书的文章一读。其中有几个故事细节着实令我感慨。比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为了排队买东西，深更半夜用烂簸箕什么的充当“排队的人”；再比如，下乡时一条毛巾用烂了舍不得扔掉，索性剪成两块，巧手把四边扎成“花边”继续使用。行文中流露出杨老师在艰难的生活中始终怀着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态度，展示了杨老师不断在人生道路上磨砺自己的事迹，书写了她的人生历程。正因为这本书既普通又难能可贵，才被首都图书馆作为可贵的历史记录予以馆藏。
近日，又闻杨华玉老师将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出版《我与共和国同龄续集》。十年前杨老师的《我与共和国同龄》分为“难忘时光”“知青岁月”“亲人镜像”“生活拾贝”“文学留墨”几部分。而续集将又有些什么内容尚不得而知，正因为“不得而知”便有一种“先睹为快”的企望。这一次，我一定要提前向杨老师预约，期望她的书出版后，相赠一本。我期待她的书早日出版，能及时拜读，以满足先睹为快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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