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哲学大会在京召开；文物被毁容式修复背后
世界哲学大会在京召开
8月13日，由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FISP）及北京大学联合主办的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在京开幕，来自世界121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余名哲学家、学者与哲学爱好者受邀参会。这是世界哲学大会第二次在亚洲（2008年在首尔举办）、第一次在中国举办。
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是非政府性世界哲学组织，成立于1948年。其宗旨与目的在于直接促进各国哲学家之间自由和相互尊重地发展学术关系；支持哲学机构、哲学团体和哲学出版物之间的联系；搜集有益哲学发展的文献；支持五年一度的世界哲学大会（世界哲学大会始于1900年的法国巴黎）；推动哲学教育，出版受全球关注的出版物并帮助哲学知识对于全球问题产生影响。据悉，在其一百多个成员中，四分之三来自各国的哲学团体，另外四分之一则来自国际性团体。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是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委员会（ICPHS）的成员之一，后者构成了不同的学术联合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之间的纽带。
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以“学以成人”（learning to be human）为主题展开，是世界哲学大会首次以中国哲学思想文化传统作为基础学术架构的哲学研讨。从8月13日至20日，将举办包括全体大会、专题论坛、邀请讲座、分组会议、圆桌会议、特邀会议及学生专场等在内的不同类型的学术活动。 此次大会为中国提供了向世界展示传统中国哲学思想深厚底蕴及当代中国哲学及人文学术研究成果的舞台，不仅有聚焦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王阳明讲座”，而且还为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专门增设了纪念讲座，同时世界各地的学者还将带来对不同地域文化和思想传统的哲学思考。
本届大会“着重开拓人的多重维度，并探究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强调哲学研究的全球化，囊括古往今来不同文化中各类思想家进行哲学思考的多重形式；着重对哲学以及哲学在当今世界中的任务和作用进行批判性反思；拓宽哲学领域，回应当代涌现出的各类全球性议题；建构哲学反思的公共论域，努力讨论人类一直关切的生态、正义与和平等重大课题，在科学技术同质化和文化多样性之中，以哲学的智慧开启人类的新思维。
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主席德莫特·莫兰（Dermot Moran）表示，本次世界哲学大会提供了迄今为止任何一届世界哲学大会中最丰富和最多样的哲学议程，共设立5个全体大会、10个专题会议、5个捐赠讲座、特邀会议、成员团体会议、圆桌会议，基于个人投稿的99个分组会议以及一系列学生会议，体现了一种超越以传统的（大部分是希腊的）范畴为核心的狭隘的西方式哲学进路的真正尝试。议程经过了精心的设计，以包括对东方和西方、北方与南方的承认，所有形式的哲学都被囊括其中：不仅仅是那些传统意义上在希腊的、印度的、犹太的、基督教的、伊斯兰教的和中国的伟大思想体系中的哲学，还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环境哲学、原住文化哲学、世界大同哲学以及在边缘处的哲学。有一场专题会议讲不仅讨论爱（caritas），还会讨论人道（仁），“心”（the “heart”）和团契(Ubuntu)。
另外，在捐赠讲座中，北京大学的杜维明教授主讲王阳明，普度大学教授威廉·麦克布莱德（William L. McBride）主讲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讲座，著名学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文学系教授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则从波伏娃出发，讲述了“翻译中的性别:超越单语主义”的相关问题。
不过，也有学者对此次大会表达了不满，如钱宏率先在社会科学报发表《学以成人的主题，如何保证实践中不会学以成妖？》并拒绝参会，他质疑将哲学狭隘理解为人学，在中国语境下很可能回归儒家的等级人伦，为官本位、君本位等现实中的不良思潮撑腰。王建疆同样撰文反对，并表达了对“学以成奴”的担忧，认为这一主题仅仅表达了儒家伦理学命题，却忽略了“反学习”史的存在，如老子的“绝圣弃智”、庄子的“离行去知”甚至禅宗的“世人性本清净，万法从自性生”等。同时，会务组织方面也多不完善之处，学者注册程序繁琐而缓慢，并无翻译的分论坛往往是各国学者不同语言之间的无效交流，在参会论文翻译中更是出现了将船山（王夫之）翻译为“ship mountain”的谬误。另外，会议开幕后不久，网上流传出许多“民间哲学爱好者”的论文和理论，如“全球万能催眠体系”“超时空催眠”“太极粒子说”“天下第一书”等等，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许多学者都表达了对分论坛论文审查评委会的问责。
“毁容式修复”背后的文物保护困境
日前，网上流传出一组令人啼笑皆非的图片，对比了四川安岳石窟造像的修复前后的样貌。在重绘前，佛像大多色彩朴素、神情肃穆，但在重绘后，色彩往往是饱和度极高的红绿黄色，甚至还会重塑断臂，令网友大呼“辣眼睛”，称“现代社会还有如此的文物保护”，引发了民众对文物保护现状的热议。安岳县文物管理局迅速发表了声明，解释了相关情况，称峰门寺造像1988年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上多次重绘、修复。1995年开始，当地村民自发培修峰门寺，由于缺乏文物知识，村民聘请了工匠进行彩绘，事发后有关部门立刻制止，并安排了专职管理员进行管理维护。据悉，安岳是我国古代佛教造像遗址最集中的县之一，早在东汉就出现了壁刻，隋唐时已出现大面积以石窟寺为代表的安岳石刻。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安岳县有912处文物点，历代石刻造像10万余，遍布在全县69个乡镇。
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近日前往四川安岳县实地探访，由国道转县道再转寨道，一路交通极为不便，且没有任何摩崖造像的路标指示。所谓摩崖造像，指的是佛像是在石壁上雕凿而成，整尊佛像无法移动，这类文物本就保护难度较大，需要较长时间和精细技术去修复。与重庆的5A景区、被收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大足石刻相比，安岳石刻只有一个4A景区，大足石刻每年投入文保经费上千万，安岳仅仅90余万，没有正式的考古报告，没有专门针对石刻的研究机构，甚至长期没有相关保护法律——直到去年才开始筹备研究所、博物馆等事业单位，并开始启动地方法规以保护石刻。为了加强石刻管护，安岳县文物局推出了著名的“三防”安保措施——人防/犬防/机防。然而实际情况却并不如意，红外线报警器经常误报、损坏，最基层的文物管理员也往往缺乏文物保护常识。澎湃新闻的《四川安岳石刻保护困境：老年文管员和狗成文保主力》一文也就此做了详细的调查。
尽量保持原状，是文物最应该具有的样子。在不能保持原状的情况下，遵守“最小干预”原则，将文物修旧如旧、修旧如故，把“保护性破坏”降到最低，才是文物保护的正确之道，这样，才不会对文物的史学和艺术价值产生太大的破坏。反观上述“野蛮重绘”，修复后的石刻造像给人一种金光闪闪、富丽堂皇的感觉，这恐怕就沦为庙会上的伪文物了。为石刻造像重塑金身是许多信众表达信仰的传统方式，但文物遭遇“野蛮重绘”说明了相关部门在文物保护方面工作绝不能忽视对民众的培训教育。文物保护不能只靠民间志愿力量的自发而为，还是要充分依靠有科学保护手段、科学保护意识的“正规军”。
根据“国家文物局”微信公号8月16日消息，国家文物局已下发通知，要求四川省文物局立即开展全面拉网式调查，全面加强有效管理，强化日常监管巡查，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四川省文物局表示，下一步将按照国家文物局要求，从以下几方面加强文物保护与管理工作。一是主动排查，及时上报，已督促地方各级文物（文化）部门近期对辖区内所有文物保护单位及文物点进行现场排查并调阅档案资料，明确各地区文物妆彩重修及人为破坏情况，整理资料后上报省局备案。二是联合宗教部门，规范宗教活动，避免对文物本体及其周边环境产生破坏。三是联合宣传部门，加强文物保护宣传，引导群众合理合法参与文物保护工作。四是加强日常管理，落实每一处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管理员（义务看守员），加强对文物管理员（义务看守员）的业务培训，严格执行文物巡查制度，梳理管理漏洞，完善保护措施，提高文物安全防护意识，避免类似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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