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名宦钱绍隆的富顺往事（上）
《四川通志·名宦》之钱绍隆。
康熙二十五年《富顺县志》载《详总督杨抚院杭请禁兵害文》。
□ 刘刚
在富顺县现存旧志中，记载的知监、知州、知县等行政长官有200多位，其中有19人入选《钦定四库全书·四川通志》的“名宦”名单，而清代仅有钱绍隆1人入选。
清同治十一年《富顺县志》载：“钱绍隆，字仲扶，浙江海盐人，康熙癸丑（1673年）进士，十九年（1680年）任（富顺知县）。时戎马倥偬，绍隆劳心保障，安戢残黎，掩遗骸，周贫乏，建修大成殿、明伦堂，规制俱伟。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补授刑科给事中，入名宦。”这段文字，是对钱绍隆在富顺为官六年的高度概括，也展现了一位古代名宦的风采形象。
壹
赴任之初目睹凋敝
明末清初的富顺县，可谓人祸与天灾交织。先是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起义军张广才部进驻县城，后是清顺治二年（1645年）南明将领马乾收复富顺，接着全县成为南明军队、地方武装及土匪军阀相互争夺地盘的战场，县境居民死的死、伤的伤，其余的县人为避乱大多举家逃往南部山区。
除却兵害，清顺治五年（1648年），又遇天旱，加之瘟疫肆虐，“人皆徙散，百里无烟”。至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王朝统一四川时，全县已不足百户人家。这一年，已多年游离于中央朝廷管辖之外的富顺迎来了历史上首任清知县陈纯忠。而后经李友贤、杨重彩、李世奇、洪宪新、李茹芝、金肖孙、季友等数任知县治理，流民不断回归，并且有部分移民前来垦荒置业，全县的生产生活逐渐得以恢复。可惜好景不长，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之乱”忽生，富顺瞬间又隶属于吴三桂的割据政权。清军在平定“三藩之乱”的过程中，全县再一次陷入兵荒马乱。
就在这样的时局下，浙江海盐人钱绍隆临危受命，被委任为富顺的第十任清知县。赴任路上，钱绍隆率领“羸卒百余”到富顺收复失地，所到之处“城郭无烟，荆棘之所丛，狐狸豹虎之所游。”满目凄凉的场景让他触目惊心。
钱绍隆在向四川总督杨茂勋和四川巡抚杭爱呈送的《详总督杨抚院杭请禁兵害文》中这样写道：“职自（康熙十九年）闰八月十五日赴任，路无行人，道惟荆棘，空城不闭，爨火无烟，里甲胥吏俱潜逃不知去向。”接着用近一千字详述“荒邑惨苦之形，悍兵毒害之状”，把兵匪屠杀老百姓和破坏工农业生产的细节“历历具上”。如“相近内江一路，为白土坪、京家沟、林角塘、王家冲地方，兵丁经过，沿村扰害，人民尽逃。近泸州一路，为长滩坝、怀德镇，兵丁驾船抢掠。有母子三人，逼赶投河而死者；有父被兵苦打，幼子往救，俱被伤而死者；有追赶古老，溪边溺水而死者；有年老抱疾，登山涉险，兵追坠崖而死者；有逼取财物，吊打拷掠而死、火燔而死者……至自流井一带地方，兵马往来，日于此焉托处，其灶民皆遁至威远、荣县数十里之外，床几悉为火薪，稻谷罄于马料，灶民停煎者，盖五月余矣。种种毒害，惨目伤心，莫可名状。”
面对这样的惨状，钱绍隆没有退缩，以封建仕子的责任与担当扛起了治县理政的重任。他一面以区区七品之官冒越级之险向四川督抚呈报兵害之情，一面以堂堂地方主官之责向“蹊谷山泽之民”张贴安民告示，用一己之力尽力招抚惊魂未定的难民早日“复业”。与此同时，钱绍隆对兵害“严为查访”，以“绥靖地方，为民除害”。他希望尽快平息兵匪之乱，为恢复政治经济秩序和社会民生扫清障碍。
贰
六年任期积微成著
很明显，摆在钱绍隆面前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而要复兴富顺这个曾经“文章炳蔚，俊乂书升，丘壑卉木，皆能著誉”的“名胜之区”和四川盐业重镇，亟需一位力挽狂澜之人。从这个角度分析，清王朝对平定三藩后任命的富顺首任知县必定寄予了厚望，钱绍隆身上的压力可想而知。好在钱绍隆没有辜负朝廷的信任和百姓的期待，通过前期的全域调研和招抚安民之后，他开始了自己的六年治县理政之路。
钱绍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人口与生产。历经战乱和天灾瘟疫的富顺，早已城荒人散。钱绍隆虽贵为父母官却无民可治，形同一个尴尬的光杆司令。《尚书》有语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饱读诗书的钱知县自然深知其理。因此，继续落实“移民实川”的中央政策成为钱知县的施政之先。这项于康熙初年就开始实施的人口迁移政策，因三藩之乱中断了一段时间。
钱绍隆到任后，积极推动落实“开荒即有其田”“任民自由开凿”等政策，以土地和盐卤等生产资料招引人口向农业和盐业聚集。一时间，“鸿雁来归，士庶咸安恒业，非复从前好徙也。”另外，湖广、江西、福建、广东的农民和陕西、山西的商人也陆续来到富顺，开荒兴业，给伤痕累累的工农业生产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为富顺的复兴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紧接着，钱绍隆着手修复教育教学设施。自北宋以来，富顺县城中的文庙一直是全县的文风所向，后因入学中举、中进士者众多，逐渐成为“才子之乡”的根脉所在。至明崇祯年间，大成殿、明伦堂、文昌阁、名宦祠、乡贤祠、奎星楼、射圃、鲤门、泮池、龙池等一应俱全。经历战乱之后，文庙几乎被夷为平地，“富顺之学宫，其鞠为茂草者，盖数十年矣。”在钱绍隆到来之前的二十年间，清王朝先后任命过九任富顺知县，却未见有修复文庙的只言片语。钱绍隆认为：“自昔，三代之隆，其人材出而为国家之用者，无一不本于学……夫天道甚远，而人定可以胜天，则所以正人心而端学术者，固不可一日而不讲欤？”于是，待全县经济社会稍稍稳定之后，钱绍隆开始启动文庙的修复工作。
康熙壬戊（1682年）之夏，文庙修复工程正式动工。经过三年，文庙的标志性建筑——大成殿、明伦堂“次第落成”，与此同时还恢复了对先贤的祭祀活动，百姓子弟终于得以重新入学接受礼乐教化之道。这一彪炳史册的政绩，被清康熙年间的尚书徐乾学誉为“絃歌之治”与“文翁之化”，意即赞扬钱绍隆秉承孔子思想，在地方的文治上取得了突出成绩。钱绍隆对此不禁撰文感叹：“异日贤豪蔚起，当必有卓然树立者。庶无负国家建学之旨，而于古来教育人材之意有合也。是则（钱绍）隆之所厚望也。”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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