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快乐了我的退休生活
□杨曙明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是杜老夫子所说的话。可是我以为，他这话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为对我来讲，这些年虽然读书不算太多，但也不算太少啊，起码是天天读吧！可即便是这样，每有下笔的时候，却极少遇到“如有神”的感觉。饶是如此，我仍然把写作当作退休生活必不可缺的内容。
写作于我来说已有30多年的历史了，退休之前应当算是业余爱好，退休之后就无所谓什么业余不业余了。至于我的写作动机，假如说当初多多少少还有些“出名”杂念的话，那么如今之写作，则纯粹是为了自娱自乐，完全是多年养成的习惯使然。
国学大师胡适曾说：读书不仅要“眼到、口到”，而且还应当“心到、手到”。这心到、手到，就是要有所思想，动手写作。毋庸置疑，喜欢读书的人不一定都爱好写作，但爱好写作的人却大都喜欢读书，因为要想写出精彩的好文章，社会实践经验固然重要，但绝对也离不开博览群书。读有所思，思有所想，想有所动，动有所写，久之习惯成自然，我这个在朋友眼里的“作家”就是这样“炼”成的。
人生之最大痛苦，莫过于逝去亲人的思念之苦。台湾作家白先勇曾说：“我写作，是因为我愿意把内心深处无声的痛苦用文字表达出来。”此话是白先生的心声，也是我的心声，因为每每对逝去的父亲、母亲、兄长思念至极，我就会把心声诉诸文字。我正式退休那天，84岁的母亲与世长辞，这让我内心悲痛至极。为了寄托心中那无尽的哀思、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我就把对母亲的思念倾注到文学写作之中，先后写下了6万多字的追忆散文。我的父亲先于母亲29年去世，那是1988年冬初的事。2018年秋末，为了纪念母亲，同时也是为了祭悼父亲辞世30年，我特意把这些年来写就的相关父亲和母亲的纪念文章，结集为《我的父亲母亲》，并在书中插入了他们的百多幅照片。凝聚着我心声的这本书也让我从精神上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慰藉。
我是个祖籍沂源的济南人。高中毕业之后，除了早先那两年在东阿县下乡插队之外，其他时间都工作在历下区，因而对历下的人文历史了解得相对多些。古代济南的别称也曾叫“历下”，这让我等历下人颇为自豪。2017年春节过后，我所在的历下区作家协会，开展了“历下名人故事”的征文活动。在征文活动中，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凭着多年积累的资料，先后写了30多篇稿件。征文活动结束之后，原本并无意结集成册的我，在朋友们，尤其是历下区委宣传部领导的鼓励和支持下，索性又写了20多篇人物故事，凑成了“60位与历下有不解之缘的古今人物”，结集为《历下名士寻踪》。
“存史资政”是各级政协工作的重要内容。我多年工作在历下区党政机关，并最终退休在历下区政协。作为永远的历下人、政协人，即便是在退休之后我也经常撰写些文史散文。从2019年夏初始，受历下区政协领导之委托，我用大半年的时间，先后撰写了26篇“历下老字号”。时下，历下区政协已将这些文章结集成册，以内部资料的形态刊印发行。这本书也算是我对历下、对政协之培养教育的回报。
我的写作大都没有什么计划可言，只是有感而发。2017年11月，历下区甸柳一居党委书记、主任陈叶翠因病去世。陈大姐是我的好朋友，在免不了的追思和回忆中，我写成了超万字的纪实散文，题目是《陈叶翠：鞠躬尽瘁的“小巷总理”》。此文在山东省作协举办的“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之征文活动中，荣获报告文学二等奖。我喜欢旅游，退休之后更成为“驴友”。新冠疫情之前的2017年4月到2019年10月间，我曾外出旅行过十次之多，并因之写下了40多篇游记，字数在30万以上。我喜欢读书，又喜欢思想，虽不写书评，但却经常有感而发地写作读后感。世人皆知胡适是位国学大师，读了《走上不病民不浪费的大路》，我才知道他还很热衷时评，并由之写出了《胡适的时评很有味》。这篇文章发表之后颇得几位济南文学家的好评。
除了有感而发的写作之外，我还经常“应邀、因事而作”。2019年4月，济南市政协“商量”居家养老，我应历下区政协之邀重操旧业，写出了《为民“商量”居家养老，值得大赞特赞》的评论。此文在《济南日报》和《联合日报》发表之后颇受政协领导和读者的好评，还在当年市政协组织开展的“好新闻”评选中获得二等奖。2018年9月，为了庆祝济南解放七十年，我为之写作了《纪念济南解放七十年》的诗歌；2019年初，为了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写下了《衣食住行赞改革》的纪念文章。
朋友们说我勤奋，说我“高产”，我不想否认，因为退休之后这3年多，持续不断地写作，让我积少成多。我之写作，不为扬名，只为解闷；不为稿酬，只为丰富生活，没事找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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