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淄商王战国墓出土的铜带钩
□刘骏
为配合山东临淄水泥厂扩建工程的建设,淄博市博物馆、临淄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于1992年9月至1993年6月,联合对其所占用的临淄区永流乡商王村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整个墓地共发掘战国至两汉时期的墓葬100余座,其中一号、二号战国晚期墓保存完好,是继临淄大武西汉初年齐王墓随葬器物坑的发掘之后,有关齐国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这两座战国晚期墓共出土8件铜带钩和5件铜带扣,现均藏于淄博市博物馆,它们以其独特优美的造型、精湛的制造工艺和装饰技法,将带钩的实用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彰显了鲜明的齐国地域性特征。
其中一号墓出土的一件鎏金嵌绿松石鸱面人手神鸟纹铜带钩,造型奇特,引人注目。通长:8.2厘米、通宽:2.8厘米、通高:1.7厘米。该件铜带钩通体鎏金,为透雕鸱面人手神鸟纹,较为罕见。圆形钩钮在钩中部,直径约1.7厘米。钩面上的鸟首喙前突向下,喙尖略向内勾,喙两侧是猫眼状的双目,喙下部饰三排细珍珠纹,每排约8颗。鸟首上方两侧为角状双耳,是一个角鸱的面部特征。鸟身躯粗短,两侧为双翅,肘部弯曲、前臂上举,双手捧扶钩体。鸟尾下垂,左右两侧外撇伸出八字形羽毛,上刻有数道象征羽毛的阴线。鸟首前额正中和两翅肩部镶嵌22片绿松石(现仅附着17片)。
该带钩造型为透雕神鸟,应是《山海经》中提到的鴸。《南山经》中载:“南次二经之首,曰柜山,……有鸟焉,其状如鸱而人手,其音如瘅,其名曰鴸,其名自号也,见则其县多放士。”鸱即角鸱,耳边有长毛似角,俗称猫头鹰。《山海经》中的鴸应该是一只长着手的猫头鹰,这与带钩上的鸱面人手神鸟正好吻合。过去多认为鴸是《山海经》中所述的各种人面鸟的一种,但值得商榷。因为《山海经》对各种人面鸟的“人面”都是有很明确的文字记述的。如《南山经》中有:颙,“其状如枭,人面四目而有耳。”《西山经》中有:橐二,“其状如枭,人面而一足。”凫徯,“状如雄鸡而人面。”《北山经》中有:竦斯“状如雌雉而人面。”而在对鴸的记述中并没有提到人面,所以它不应是人面鸟。当时的人为何把带钩做成鴸的形象,这或许可以从“见则其县多放士”中得到答案。“放士”有两种解释,郭璞注曰:“放,放逐；或作效。”放、效两字词义完全相悖,如释为放,当为恶鸟；但若释为效,鴸就是吉鸟了。就是说,见到鴸的地方会有许多效力之士,因此将鴸的形象用在带钩的装饰上,也就有着美好的喻意了,表达了美好的精神诉求。
关于带钩,《管子》《史记》等我国古代文献典籍中不乏相关记载,但最为著名的、最具影响力的当属齐国春秋时期“管仲射小白”的历史故事,如《管子·小匡》中载有“管夷吾亲射寡人,中钩,殆于死”,《史记·齐太公世家》也有“射中小白带钩”的记载。后来,齐桓公在鲍叔牙的劝谏下,不计一箭之仇,任用管仲为相,使管仲地位在高氏、国氏之上,号为“仲公”,创造了《史记·管晏列传》中所载“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的辉煌历史,成就了齐国泱泱大国的宏图伟业。从此以后,齐桓公小白腰间的带钩也被罩上了神奇的色彩,这对于后世对带钩含义的解读,产生了较大影响,带钩也因此被寓意为“趋吉避凶保平安”的特殊代表,不仅如此,带钩还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历史意义。如文献中汉代刘安的《淮南子·说林训》载:“满堂之坐,视钩各异,于环带一也”,以此相互炫耀和攀比,带钩遂成为当时区分社会各阶层身份地位的象征和重要标志。又《淮南子·秦族训》中的“带不厌新,钩不厌旧”,则更加说明带钩在当时社会人们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
从上述鎏金嵌绿松石鸱面人手神鸟纹铜带钩的造型、制作工艺与装饰艺术风格来看,虽不能完全涵盖齐国带钩艺术的整体风貌,但从中可见一斑,均体现了鲜明的齐国地域特色,反映出了当时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美的追求,充分体现了齐国高超的手工业的制作水平。这些造型奇巧、纹饰华美的青铜带钩与带扣,在造型和装饰艺术上追求变化、形式多样,集实用性与艺术性于一身,并完美统一,充分反映了齐国战国时期青铜器精湛的铸造水平和高超的装饰技艺,代表了这一时期齐国带钩造型与装饰艺术的最高成就。也是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的“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的真实写照和最好的诠释,为进一步进行齐国服饰文化、青铜器铸造与装饰工艺等方面的综合性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和重要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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