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德镜鉴有官员和大学士孙廷铨交情浅薄,便暗渡陈仓,偷偷给邱璐送礼,想让他在孙廷铨面前美言几句。邱璐在与孙廷铨相见时,给孙廷铨送了两份“厚礼”,一份是一罐清水,
邱璐时常在豹岩观内与好友相聚卢昱摄
邱璐画像□本报记者卢昱
本报通讯员闫盛霆吕明慧
时值初冬,草木萧瑟。淄博市淄川区岭子镇西部的豹山,万物萧瑟。清初,豹山周边人杰地灵,人才辈出,山南麓的巩家坞村、南坡村、沈家河村有着“五里三进士”的美誉。
走进巩家坞村,青砖老房子透着村庄的历史,红砖新房子在覆压着旧址,朝外扩散着村子的“领地”。清初顺治年间,村里走出一位进士,名唤邱璐,因其为政广施仁爱,屡受褒奖；其为官之清廉,流芳后世。铁打的时光机器,过滤着清浊。邱璐从这里出发,实践着自己对儒家修身、齐家、治国的思辨,随着时间的流转,越澄越清澈。
沁水廉仁有政声
邱璐,字荆石,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出生于岭子镇巩家坞村的一个书香门第。邱璐的父亲邱广芳是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秀才,嗜好古文,手不释卷,学识渊博。邱广芳谨慎宽厚,心地善良,乡亲们非常信任他,不管谁家里遇到难题或邻里纷争,都愿意找邱广芳帮着解决。
邱璐生长在如此传统的家庭,自幼便受到父亲熏陶,养成了勤奋好学、仁爱谦虚的习惯。邱璐颇有天赋,才思敏捷,跟着父亲学习古文和诗词,往往出口成章,妙语连珠,语惊四座,被乡亲们称为神童。
明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19岁的邱璐参加乡试,考中了秀才,轰动了乡里。翌年,邱璐参加秋闱考中举人,更是名声大振。
只可惜赶上天下大乱,清军入关,邱璐不愿在纷乱的时局中为官,便在家安心读书,希望自己可以像父亲一样,服务乡里。天下安定后,在家人的劝说下,清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邱璐才以举子身份到京城参加会试,顺利考取了进士,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据民间说,邱璐原本姓“丘”,在顺治皇帝钦点进士时,为避至圣孔子的名讳,在丘璐的试卷上,御笔改丘为邱。从此,天下“丘”姓遂为“邱”姓。其实,邱璐被顺治皇帝御赐“贵姓”一说,并无据可查。
邱璐考取进士后,在朝廷做了三年散官闲职。正逢山西沁水知县空缺,朝廷便派邱璐第一次做地方官。后人传说邱璐是抓阄得官,实在荒谬。史书上,记载邱璐“筮仕”,乃古人将出外做官,先占卦问吉凶之意,并非抓阄之说。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邱璐到沁水任职。他查民情、体民恤,仁政爱民。当时,有的百姓家庭实在困难,交不起地丁税,他就拿出俸银代他们补交；一些年老体弱或边缘地区的百姓,他们不能前来缴纳税银,邱璐就亲自下去征收。
百姓非常感激这位仁爱的父母官,奔走相告,一时邱璐名声大起。此事《淄川邱氏世谱》有载:“戊戌筮仕山西沁水县,廉仁有政声。”《淄川县志》记载:“授沁水知县,正赋不能完者,代补之；老弱不能亲纳税者,历远村收之。”
一举而众美萃
在沁水期间,邱璐还主持重修了《沁水县志》。因亲自撰修县志,自然感慨颇深,他提笔作序,有不吐不快之感。其云:“维国有史,而郡邑亦有志。而国史者,积郡邑之志,而统括裁成之者也。则邑志之修,容可缓哉?”明确指出修志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同时,邱璐又指出,虽为邑志,亦当以国史精神而修之,遵循《春秋》之义,“蕴义宏深,属辞严正”“彰往察来,见微知著”“疑以传疑,信以传信”,方为信志。此言具体概括出修志的原则。
在邱璐看来,邑志所修,不仅有益于国史的修撰,更可以“因志徵俗,因俗出治；因文考义,因义垂法,一举而众美萃矣”。邱璐可称为有识之士,其从修志的过程中,悟出了通过修志,可以找到治理天下的良策法规,可见其眼光高远。
沁水历史上凡九次修志,明代四次修志,至今无一传本。正是这一目标的驱使,使邱璐一改明代历届沁水县令不亲自修志之习,首开县令躬身修志之风,不辞公务繁忙,致力于修志。清代沁水四次修志,流传至今者三部,沁水悠久的人文历史、风俗习惯等等,赖以得到保存、流传。凡为官一方者,首要者在于造福一方,文化建设自然是其重要一环。
邱璐所作的志序对沁水后世影响极大,多有引用。光绪版《沁水县志》记载:“支分太行之秀,气联王屋之奇,龟蛇呈形,金水结聚,群山环拱,众壑潆洄。险出于天成,胜概收其精气。”便出自邱璐语。虽然邱璐在沁水为官短暂,但他为沁水人留下的《沁水县志序》,成为沁水人的一笔宝贵文化遗产。
邱璐在沁水尽职尽责,两袖清风。在《沁水县志》艺文中,收录了一首邱璐的《登碧峰山即事》诗:“结伴乘幽兴,携樽陟碧峰。绕城山矗矗,赴壑水淙淙。曲径消烦热,灵泉荡俗胸。摩碑寻好句,鼓掌问奇踪。醉客攀栖鹘,禅僧制毒龙。乱云藏叠嶂,返照系孤松。览胜皆流憩,寻闲偶放慵。蓬瀛如不远,茧足更相从。”
虽然身为沁水县令,邱璐在沁水百事繁忙,体倦心疲,公务之余,邀众携酒,碧峰遣情。他似乎从来没有发现碧峰如此令人陶醉不拘,官场俗念、尘世繁情一下子全飘出山外,使他浮想联翩:蓬莱、瀛洲如果近如碧峰,他会立刻放下手上公务,穿上草鞋,抬脚便去寻胜。对于官场,邱璐本就没那么迷恋。
由于政绩突出,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初六,顺治皇帝下旨对邱璐进行褒奖,授邱璐为文林郎,妻彭氏为孺人。
瓜洲商贾刻碑颂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邱璐由山西沁水知县转任直隶大兴县知县。大兴县和宛平县属顺天府直管县,其余各县则为直隶和顺天府共管。因大兴县为天子脚下,故称“都门”。所以,这次邱璐到京城属地任职,实属得到了朝廷的重用。
邱璐在大兴县期间,不敢懈怠,恪尽职守,通过加强保甲制度,教化乡民,杜绝了百姓一人犯罪而受到牵连的现象,民风大好。同时,摸清房产底数,杜绝了户门大族隐瞒漏报房产现象的发生。不仅为朝廷增加了税额,还让大兴县的社会治理井井有条。
邱璐到任顺天府大兴县不久,因政绩卓越,于康熙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再次得到了朝廷褒奖,赠为奉直大夫、知县加一级,其父母皆有封诰,其妻彭氏诰赠宜人。
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邱璐因政绩卓著,升任江南省(江苏省)扬州府江防同知,分掌瓜洲押口,专职征收税银。
清代于沿江地区若干冲要之府置江防同知一人,以协助知府专管江防事宜。扬州府江防同知署在瓜洲渡驻扎,本镇民事,一并理之。瓜洲是京杭大运河入长江的重要航道枢纽,每岁漕船数百万,航运繁忙、贾商云集,是朝廷的主要税源地。
瓜洲因王安石《泊船瓜洲》诗作:“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而闻名。瓜洲更是兵家必争之地,唐宋年间始有城垒,宋时在此御防倭寇,明代便建有江防同知署。
从京城到扬州,邱璐这一步跨越,可谓成功。在明清鼎革的过程中,江南民众反抗最为激烈。即便是在清业已定的清初社会,对明朝的眷恋仍是不少江南士大夫的共同心理。因此,对于清统治者来说,“江南”一词在清初政治中暗示着一种敌对或者反抗的情绪。
康熙帝对江南的人事布局一直未敢掉以轻心,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江南积聚的财富。康熙年间成书的《江南通志》中说:“国之大计,以财用为根本,而江南田赋之供当天下十之三,漕糈当天下十之五,又益以江淮之盐荚、关河之征傕,是以一省当九州之半未已也”,商旅辐辏,位置险要,而且“仕宦科名皆为诸省之冠”,因此“国家鼎建两京之外,分省一十有四而江南最为重地”。江苏事务也一向号称“繁剧”,清帝一般委以心腹重臣,并对其政务严加考察。
可时移世易,命蹇时乖。这次邱璐履职扬州并没有一路高歌猛进,而是遭遇他人生的最低谷。
据《淄川邱氏族谱》记载,邱璐知瓜洲时,朝廷规定:凡携货过瓜洲渡口者,只要是用车载、船运的大商人,必交过路税；“背负肩挑”的小商小贩,则可以免之。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久而久之,来往商贾有了应对之策,即快到渡口时,车船暂停于数里之外,然后雇人用“背负肩挑”的办法,装作小商贩将货物化整为零,通过渡口,再换装别的车船而去。这样,就可以减轻纳税负担。邱璐十分体恤民情,就默许商贾的做法。为此,瓜洲的商贾撰文刻碑颂扬邱璐。
补缺税家产尽绝
明末清初,淄川有一个文化圈,这些读书人,或诗或文,交友结社,结伴交游,关系甚笃,皆有声誉。邱璐与当时邑内名人多有交往:曾任吏部左侍郎、刑部左侍郎的高珩,与邱璐为儿女亲家,高珩之子高之騱娶邱璐之女；孙廷铨官拜内秘书院大学士,曾官至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要职,与邱璐结交与京城,关系堪称莫逆。
蒲松龄与邱璐及其子侄皆是至交好友。蒲松龄把自己“郢中诗社”的诗友王鹿瞻,介绍给邱璐做幕僚。随后,蒲松龄也在康熙九年,来到同属扬州府管辖的宝应县,在时任知县的同乡孙蕙之官衙做幕僚。
邱璐任扬州府江防同知,管理瓜洲渡口的财税,其长子邱翊圣相随任所,帮办衙内事务。据蒲松龄《鹤轩笔札》中的文稿,康熙九年冬,孙蕙出面联系,要把其内弟赵湛如在新庄、自己在王洞的房屋田地卖给邱家,让蒲松龄代为致信邱璐、邱翊圣,商量费用及付款方式和交易时间等事宜。
蒲松龄所写的《十一月念一日上瓜洲邱,代孙蕙》一信,谈到新庄交易定金650两白银,再加王洞房产田产,约计总数在1400两至1500两左右。之后,《十一月二十五日上瓜洲,代孙蕙》又谈到已将合约托来人捎到邱氏衙门。在《十二月八日答邱九兄,代孙蕙》中,蒲松龄以孙蕙的口气写给邱翊圣,委婉地催促邱家早日交易。
康熙十年(公元1671)正月,蒲松龄代孙蕙起草《同日与邱勷宸,代孙蕙》,讲明自己囊中羞涩,进一步催促邱家尽快交易。四月十五日代拟的《同日答瓜洲书,代孙蕙》明确讲明自己急需金钱,邱家先付一半价款就可成交。
而邱璐虽然身为同知,家中尚无此巨款。蒲松龄便在《十九日上瓜洲,代孙蕙》信中对邱家拖延时日,不能按期完成交易表示理解:“比年来老大人煦拂江乡,仅有清风两袖,况自都初旋,则床头之羞涩,可想而知。卑职遽为冒渎,似乎其不情矣。”同时表明自己的苦衷:“第不堪家叔之逼勒,遂不得已而有将伯之呼,区区此衷,想蒙台鉴乎?”急切申明:“万恳挪赐半价,以付来人,则佩厚德于无疆矣!禀启不胜激切待命之至!”
买不起房子,更担不起风险。据史料记载,邱璐在扬州四年多的时间,运河扬州段连遭水灾,4次决口。清水潭是运河决口的频发地段,河宽堤薄,“费百万筑之无效”。洪水泛滥,势如雷霆,村庄全被冲垮,黎民呼号连天,灾情十分惨烈。扬州洪灾《清史稿》《扬州府志》《河渠纪闻》均有记载。
洪水泛滥,使得昔日商船云集的古渡,变为商船不至的空港,导致了税银亏空,因此邱璐被罢免官职,还得将缺税补足。
家中实在没钱,尚需朋友相助。邱璐的好友韩庭芑解囊相助,王士祯曾对此记述道:“淄川邱君璐,官扬州同知,逋官钱罪且及孥,公解金赠之无吝色。”
而当年没有做成房屋买卖的孙蕙,也没有落井下石。高珩在《户科给事中树百孙公墓志铭》讲述:“邱君荆石缺税未补,家产尽绝,代为理豁,得援例以免。”这便是赞扬孙蕙慷慨好施,为邱璐上下打点,使其得以免罪。
半朝銮驾盖棺定论
《淄川县志》有邱璐小传:“(邱璐大兴县)秩满,升扬州府江防同知。捐资制放生船。岁饥则赈贫,疫作则施药。值江水汜溢,商舟不至,推税额诎,削秩易产。事甫释,而已赍志殁矣,时论为之太息焉。”不仅说了邱璐在扬州的政绩,还提及邱璐罢官后,变卖田产填上了亏空,才平息了此事。当时人们提及此事,便为此长叹。
瓜洲古渡也似乎为邱璐这位勤政清廉的好官鸣不平。从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开始,江流主流北移,瓜洲开始被侵蚀。到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瓜洲江岸80丈塌入江中,其后不断坍塌。虽然花费巨资多次维修,但终未能保住瓜洲运口。光绪二十一年,瓜洲全部坍入江中。昔日的繁华街景、亭台楼阁、名园翠苑和坚固的城池付诸江流,随着邱璐的治迹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清初大学士、博山人孙廷铨和邱璐是莫逆之交。民间传说,孙廷铨非常敬重邱璐的人格和品行,便借回乡省亲之机拜访邱璐。州府县衙的官员得到这一消息后,挖空心思、变着法子讨好孙廷铨,怕他不肯收礼,就将金银珠宝藏入西瓜里送往孙府,一时孙府“瓜多为患”。
有的官员和孙廷铨交情浅薄,便暗渡陈仓,偷偷给邱璐送礼,想让他在孙廷铨面前美言几句。邱璐在与孙廷铨相见时,给孙廷铨送了两份“厚礼”,一份是一罐清水,另一份是托情官员的退礼名单。孙廷铨感叹道:“君子之交淡如水,这才是真实邱璐!”
孙廷铨本想通过这次省亲,给邱璐增加一些生活补贴,然而邱璐不但没有收一分钱,还搭上了招待客人的饭资。孙廷铨一语双关的说:“你呀,还真是个邱老实子啊!”(邱老实,邱璐绰号)。回京后,孙廷铨就将邱璐拒收礼品的事上奏康熙皇帝。
后来,康熙皇帝南巡,在山东特意召见邱璐,并赏赐了一对金毛狮子、玉毛狗。邱璐拒不受纳,说:“我已罢官回家,粗茶淡饭足矣,用不着这贵重的东西。”
邱璐晚年的时候,康熙皇帝感佩邱璐的人格品德和对朝廷做出的贡献,就赐给邱璐“半朝銮驾”。所谓半朝銮驾即正宫娘娘的出行标准,皇上一般赐封给皇亲国戚或卓有功勋臣子出巡。邱璐的半朝銮驾,包括黄顶官轿,金瓜、钺斧、朝天蹬等。这幅半朝銮驾原由邱氏后人在巩家坞村收藏,后移至王村镇尹家庄邱氏祖祠之内。
只可惜,在康熙皇帝心意回转,准备重新重用邱璐时,邱璐却在康熙二十一年抑郁而卒,享年六十二岁。邱璐死后,葬在老家的“官占墓田”。有一杨姓义士自愿做了邱璐终生侍卫,死后葬于邱璐墓旁,永远相随清官左右。
五十年前,邱璐墓葬曾被打开,里面除了一具石棺和一副木椁,随葬品和普通人家别无二致。邱璐为官一世,布衣慰平生,上不愧天地,下不愧百姓。清廉当为后人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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