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德镜鉴85他守边主张与邻和睦共处,维护安定,曾给边疆百姓带来难得的安宁。在边情日益急迫时,他以八旬之年再度守边,希冀安宁西疆、防卫东疆。但蹇促的时局,令他功
四世宫保牌坊王象乾画像□本报记者鲍青
本报通讯员潘益松
在桓台县新城镇王渔洋纪念馆旁,矗立着一座兴修于晚明时期的“四世宫保”牌坊。牌坊纪念的主人公是明末为国守边长达四十年之久的重臣王象乾。
“王象乾是清代山左文坛领袖王士祯(王渔洋)的伯祖父。他担任过川贵、宣大以及蓟辽诸地的总督。他善于和睦周边关系,稳定地方秩序,其边防思想对明末军事思潮有着深远影响。”山东省王渔洋研究会秘书长魏恒远说。
簪缨之家,初仕即展循吏才
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王象乾出生于一个科甲鼎盛的官宦人家。他的祖父任过贵州右参议,父亲任过户部右侍郎。家族亲属中有进士、举人功名者达十余人之多。
王象乾在良好的家学熏陶下,科举路走得非常顺利。明穆宗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24岁的王象乾以乡试第二名的成绩考中举人。次年他又连捷春闱,成为主考官张居正的门生。殿试过后,他被吏部分派到山西闻喜县任知县。
吏部的任命书下达后,王象乾内心既欣喜向往又忐忑不安,情绪颇为复杂。他欣喜的是自己即将赴任的闻喜县临近北宋名相司马光的故乡夏县。司马光曾著有《涑水记闻》,这流经夏县的“涑水”就发源于闻喜的延绵山丘中。忐忑的是自己初入宦途,没有成熟的经验,担心可能难以胜任治民重担。
王象乾到任后,才发现理想原来总是与现实相差甚远:蜿蜒的涑水,如今不再是文脉而成了祸害。每年春季气候渐暖、冰雪消融时,上涨的涑水就会漫延到闻喜县城内。百姓的房屋因河水浸泡倾圮坍塌,大家为此怨声载道。
前几任县令拿出的解决方案“不治本也难治标”:他们动员全县百姓在涑水岸边搭木板阻挡流水。木板每年都按时搭建,百姓为此花费不菲,防洪效果却微乎其微。王象乾经过一番考察,决定募资雇人修筑一堵石墙,彻底隔绝河水漫溢的问题。不久,一条长一百六十余丈的石堤横亘于县城与涑水间,烦恼百姓多年的水患终于平息了。
王象乾在闻喜任职期间,弭平水患威胁、蠲减税赋傜役,百姓得到了不少的实惠。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他因政绩政声考核优异调升兵部主事。此时,内阁首辅张居正大力推行“考成法”,要求吏部“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加强对所有官员的业绩考察。许多人浮于事的官员因办事迟缓而遭到问责,或罚俸,或降级,甚至被撤职。王象乾办事兢兢业业,效率高不拖沓,深得考成官员的赏识。他陆续升任兵部员外郎,接着再升郎中,可谓前程似锦。“王象乾在兵部任职,开始接触全国尤其是边疆的防务。这为他日后成为守疆柱石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魏恒远说。
王象乾的仕途波折出现在万历十年。大权独揽的张居正于当年病故。此前被他极力压制的言官御史借机纷纷弹劾张氏弄权。王象乾有感张居正改革有功社稷,不愿附和他人落井下石,只是缄默不语而已。
王象乾的“沉默”引起了其他大臣的猜忌。在他们的运作下,王象乾次年被迫离开兵部,外放为保定知府。保定毗邻京畿重地,知府肩上责任重大,官员往往谨小慎微、如履薄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而已。王象乾上任当年,正逢保定府粮食大丰收。因为市场供应充盈,粮价快速下跌,出现“谷贱伤农”的情况。王象乾为维护百姓利益,借调用于购马的万余两白银,分发到下辖州县,让其以平价来收购粮食。次年,粮食价格上涨,官府通过出售陈粮,不仅稳定了物价,还额外获得几千两收益。王象乾将这笔资金投入到农业再生产中,“悉散贫民,备牛种,开垦荒地”。
王象乾在保定知府任内,自己生活俭朴清苦,却关心民生疾苦,“凡所兴利,多所成就”。
万历十七年,王象乾升为山西右参政,分守口北道,驻扎于宣府,负责北疆的防御。
自此,王象乾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守边生涯。
驻守宣府,减赏银边无警情
宣府是明代九边重镇之一,它东近京畿,西接大同,是京师安危的重要屏障,边防地位十分重要。
自明穆宗“隆庆议和”后,明朝北部边疆大体维持着和平的态势,但局部的小摩擦仍时有发生。一些蒙古部落每年向明朝索取赏银,却又不时侵袭明朝边境,时叛时降,反复无常。明朝为此极为恼怒却又无可奈何。
为了安抚这些蒙古部落的情绪,明廷给予他们的赏银越来越多,渐渐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时任户部尚书王麟为此忧心忡忡,认为,如今每年赏银是从前十倍不止,而且每年还在不断增加。如若长此以往,国家财政将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他希望朝廷能削减赏银数额,缓解财政窘境。但削减赏银容易引起蒙古部落不满,进而可能重启边疆战事,所以一直迟迟难以真正付诸实施。
让削减赏银由设想变成现实的正是王象乾。他上任山西右参政时,正逢蒙古部落因欲求不满而频繁袭扰边境。王象乾决定借此机会恩威并施,彻底解决赏银膨胀这个痼疾。他先派遣哨探打入蒙古部落内部,掌握他们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以便有的放矢、各个击破。接着,他身穿盔甲战衣、佩戴锐利兵刃,一身戎装,召集部落首领们齐聚于“市台”。王象乾一面责以旧约、晓以大义,一面以武力警告,“市台之旁,有银如雪,有军如云。(尔等)听我则皆尔故物(赏银),不则我且闭关绝尔。”这一招果然奏效,部落首领面面相觑,胆战心惊道:“中国大概要隔绝我们了,否则为何用这样的人来守关呢?”他们经过商议,认为“汉物非我所能自有”,决定和王象乾重修盟好,继续互市贸易,不再袭扰边境,而且降低每年的赏银数额。
王象乾不费一兵一卒,不仅震慑了桀骜不驯的蒙古部落,而且为朝廷省下一笔款项。万历二十二年,宣大总督萧大亨、巡抚王世扬一起上奏疏为王象乾请功褒奖:“王象乾着有边才……三年间节省钱粮八万四千有奇,使赏银有定数而边疆无异动。”他们请求对王象乾予以破格大用。朝廷对王象乾叙功嘉奖,并让他担任巡抚的左右手。
王象乾善于处理边务的才能很快得到了巡抚的信赖和倚重。后来,塞外蒙古部落发生叛变。王象乾分析内外形势,向巡抚提出了双管齐下的处理办法。他认为,对受胁迫而叛乱的部落应该“绝贡革赏”,关闭互市贸易,断绝他们的经济来源,用经济手段迫使其屈服;对骁勇善战的部落应先集中兵力击其锋芒,令其知晓明军实力,再宽宥其罪,令其感恩戴德。两条计策实施后,叛乱的部落先后投诚来降。
王象乾以固守安民为出发点,守边不求显赫战功,奉行“以和为贵”的原则。他对忠于明朝的蒙古部落以诚相待,常常“呼其大小诸酋,犒以牛酒与走马”,用宴会来拉近距离,用温言来增进友谊。边疆的少数民族对他敬重有加,都亲切地称他为“那言”,即“我的大人”。
若要固守,必须有充足的物资供应。可北疆经济条件落后,许多给养都要靠内地供应。一旦内地供应不及时,北疆就会物资匮乏、军饷吃紧,进而士兵士气受挫,甚至爆发哗变。明代中叶以来边疆士兵哗变,绝大多数即是由军饷待遇过低所致。王象乾立足边疆实际,在与少数民族维持良好关系的同时,还在商业经营上投入精力,缓解边疆的供应难题。他根据边地市场状况,分析市场行情走势,预测来年粮价将有上涨。王象乾随即支取库房帑金二万两,购入陈粮储存起来。没过多久,粮食行情果然看涨,王象乾出售储粮,收益颇丰,得“羡栗万六千石,羡金倍之”。王象乾用这些收益作为稳固边防的启动资金,“用其半作东征衣甲,其半堑濠百十余里以遏敌”。一半收益用来购置所必需的军衣和武器,一半用于挖掘一百多里长的沟壑。边民不加赋,又改善了军卒待遇,增强了防御能力,可谓一举两得。
王象乾虽然不喜频兴兵革,但也丝毫不放松军事训练,以确保明军威慑力不减。他本人虽是文吏出身,却善于骑马射箭,即使与弓箭不离身的蒙古勇士切磋技艺,也不落下风。往往蒙古勇士刚抽箭搭弓,王象乾的箭就已射中靶心,校场众人“惊服以为神”。
在宣府期间,王象乾始终坚持对外以诚待人、与邻友善,对内加强战备、加固边防的两手策略。他驻守宣府前线十几年,不仅平安少事,而且百姓安居。
宣府局面良好,让朝廷对王象乾的守边能力深表肯定。当西南战事刚结束,朝廷需要能臣善后时,便自然想到了北疆的王象乾。
善后播州,陷纷争徒呼奈何
万历二十九年,王象乾结束宣府守边生涯,以“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川、湖、贵州军务巡抚四川”的官衔,接替丁忧归乡的总督李化龙,负责“播州之役”的善后工作。
“播州之役”是万历年间著名的“三大征”之一。明廷虽然取得最后胜利,但也耗费了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留下了满目疮痍、矛盾复杂的西南边陲。
正在这时,负责前线作战的总督李化龙丁忧归乡。大学士沈一贯认为要安定西南地区,长久之计在任免有才能和有声望的大臣前往,让他制定一套合理的制度,来治理西南众土司。朝廷委派善于处理边务的王象乾前往善后。
北疆南陲,相隔万里之遥。王象乾接命后,迅速交接事务,马不停蹄地上路了。
一路疾驰南下,道旁的风景,由天地苍茫而至山川锦绣,从萧瑟肃杀到绿意盎然。王象乾无意欣赏美景,他的心早已飞入川贵,思索着如何尽快安定西南,永绝祸乱之源。
川贵地处偏僻,朝廷势力鞭长莫及,许多地区由世袭土司控制。他们势力庞大,关系盘根错节,俨然是割据一方的小朝廷。播州之乱即由播州土司杨应龙挑起,明朝花费巨大代价才将其平定。
王象乾到任后,决定在维护和平大局前提下,平衡土司势力,令他们相互制衡,扩大朝廷影响力,防止叛乱再次发生。
播州废除土司后,其地界重新划分迫在眉睫。王象乾根据自然河流来明确播州与周围土司的界限,尽力将播州划归朝廷管理。他同时建议朝廷利用险要位置,驻扎重兵,对周边土司进行监管,稳定播州局势。
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王象乾和巡抚郭子章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郭子章是平定播州之乱的主将之一,在善后问题上话语权颇重。王象乾主张抑制土司势力,将一些无主土地“改土归流”,由朝廷任命流官管理。郭子章则认为水西土司安疆臣平叛有功,应封赐这些土地作为奖赏。两人争执不下,致使疆务清理持续数年不见分晓。最终,在郭子章的运作下,朝廷将膏腴土地全部赐给水西土司。虽然和平得到暂时维持,但却导致水西土司“尾大之患”,独霸西南。当明朝中央实力衰减,对西南控制力减弱,水西土司的反叛倾向也越来越强。明熹宗天启年间,“奢安之乱”爆发,其根源即在于此。
万历三十三年,王象乾带着无限的憾恨,去职归乡丁忧。
苦心维持,和睦西疆守东疆
丁忧期刚满,王象乾即被任命为蓟辽总督,肩负起东北防务重担。
当时蓟辽边塞外的一些蒙古部落屡屡扰边,往往“大掠而去,蹂躏千余里”。
鉴于他们频繁扰边,王象乾决定发动军事打击,威慑袭边的部落。在他精心布置下,辽东总兵杜松率军夜袭察哈尔部,斩首数百人。
对于蠢蠢欲动的部落,王象乾一面加强防御,一面采取雷霆措施进行制裁。他还派人到各部加以规劝,重申朝廷恩德。对顺从的部落首领,王象乾按照旧约款赏安抚,对侵袭边境的部落首领,或予以必要回击,或取消款赏。
危机过后,王象乾对蓟辽边防有待强化地方进行完善。他增补战马加强军备,筹补饷银以安军心,上疏请撤辽东税监以安民心。在他苦心维持下,边疆危机得到化解,蓟辽边境又出现了难得的和平局面。
万历三十九年,王象乾晋升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次年,明廷调王象乾回北京管理兵部。在兵部尚书任上,他统筹全国军队调动和边疆的军事行动、防务建设。在西南,他要求地方督抚将领加固重要地区防御力量,“设法分别示以威德晓以祸福……如或不悛,议调集各处营兵及四府乡兵分路并进,一举而歼灭之可也”。在北疆,他要求各地严密监视和抵御蒙古与女真的扰边行动。他还一面从南方调兵补充北地边防,一面筹集饷银,解决欠饷危机。
万历四十一年,吏部尚书赵焕离职,王象乾受命兼掌吏部。其间,他面对因万历帝怠政而引起的官员缺失问题,上疏推荐人才和请求补充缺官。
随着王象乾权势日重,他也渐渐成了政敌攻击的靶心。言官上疏弹劾他任人唯亲,舆论讽刺他守边无开拓之功。王象乾数次上疏自辩,却始终难以平息非议,最终心灰意冷请求去任。万历帝虽屡屡下诏挽留,但还是以患病为由让他回归故里。
王象乾居乡闲住数年,明朝的边疆形势越来越恶劣。能够独挑守边重担的人才捉襟见肘,朝廷对他越来越想念。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后金经过萨尔浒之战后,在东北攻城略地,锋芒几乎不可阻挡。明朝军队屡屡溃败,城池据点不断丧失,辽东局势日渐恶化。
年轻的明熹宗想起了曾驻边多年的王象乾,他决定起用74岁的王象乾“以故官提督九边军务”。
天启初年,辽东形势已不复万历之时的景象。辽东守军屡遭败绩,同时火药装备不足,粮饷接济频断,士气跌落到了谷底。
王象乾此时年逾古稀,又居乡数载,但对边疆形势依旧了如指掌。他上疏朝廷,提出要构建三道防线,即第一道防线蓟州,直接保障京师安全;第二道防线山海关和居庸关,连接关内和关外;第三道防线广宁,直面后金威胁。
王象乾不愿坐守京师调度,更愿前往前线专心负责防务。他到任后,积极补充兵马钱粮、武器装备,加强训练,严明军纪,调整部署。辽东形势暂时得到缓解。
王象乾构建的三道防线,其背后隐含前提是漠南蒙古的配合。只有漠南蒙古为明朝阻挡后金,后金才不能逾越山海关,威胁京畿。王象乾深知“东疆已不宁,西疆不可失”,因而努力稳定明朝与蒙古部落关系,笼络蒙古部落首领,保障明蒙边境安全,使其可以无后顾之忧处理辽东问题。
但随着明军广宁之战的失败,后金距离山海关近在咫尺。王象乾的三道防线只剩下两条可以凭恃。广宁之战后,维护好同蒙古部落的关系显得更为重要。王象乾为维护大局,对蒙古部落一再妥协退让,期望靠笼络他们,稳定西部形势。他甚至还设想,通过财物馈赠,驱动蒙古部落进攻后金,缓解明朝的军事压力。但最终馈赠金银计划没有奏效,王象乾反而背上了“懦弱无能”的骂名。
温和路线无法扭转战局后,朝廷内部强硬派开始崛起。他们不顾明朝脆弱的财政实力,主张对后金和蒙古部落同时出击。强硬路线得到了重“夷夏之防”的士大夫支持,王象乾的和平路线成为众矢之的。在众人的轮番指责下,王象乾被迫去职返乡。
八旬再起,功败垂成归故里
天启七年,蒙古察哈尔部因使者被明军杀死之故,愤而出兵围困大同镇。当时崇祯帝新即位,急忙与廷臣商讨对策。在兵部尚书阎鸣泰、蓟辽督师袁崇焕的举荐下,崇祯帝以“象乾已累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命仍故官,总督宣、大、山西军务”。王象乾已年过八旬,开始了人生最后一段守边生涯。
王象乾进京觐见崇祯帝,并向皇帝陈述自己的对蒙方略。他依旧认为,当下局势只有首先稳定西部,才能集中力量应付东部。他的一番分析鞭辟入里,深得崇祯帝的认可。皇帝专门将抚蒙的任务全部托付给王象乾。
王象乾到宣大前线后,立即派人与蒙古林丹汗联系,商定款赏数额,订立协议,避免明朝与察哈尔兵戎相见。但在处理完察哈尔款赏事宜时,王象乾却和大同巡抚张宗衡产生了激烈冲突。王象乾主安抚,张宗衡主讨伐,两人各执一词,始终不能和解。疆臣的争执也波及到朝廷内部的争斗。许多言官御史上疏,或支持王象乾,或附和张宗衡。崇祯帝夹在两种意见之间,左右摇摆难以抉择。
抚战之争难以了断,边疆形势日趋恶劣,王象乾深感身心俱疲。他不想再无休止地争论下去,于是以年老有病为由请求致仕。面对汹汹朝议,“帝乃许驰驿回籍,褒谕再赐蟒衣一袭,白金四十两”。
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历仕五朝的王象乾逝世于家中。崇祯帝赠他“太师”,以表彰其一生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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