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孝妇河畔名人饮食论之王渔洋
孝妇河继续北行,经周村进入桓台。
孝妇河下游的桓台县,也是一块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素有北方的“鱼米之乡”之称。明、清两朝,桓台前身新城县望族崛起,闻人辈出,文献极一时之盛。
何成在《明清新城王氏家族文化研究》中指出,山东地区约60家官僚世家或名门望族,新城就占两家。而明、清两朝,桓台县先后出现了72名进士,这在封建社会农耕条件下对于家族兴起的意义可想而知。
桓台县这些进士的家庭,多为迁徙而来的移民之家。但是,他们的父祖辈耕读力田,通过科举,形成了崇学重儒的家族传统和社会风尚,实现了家族的梦想,甚至出现了新城王氏这样历经三百年而门第不坠的“齐鲁第一望族”,出现了王渔洋这样领袖一代风骚的诗学巨擘,不仅成为桓台文化的高峰,而且成为中华文化的高峰。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孕育了桓台丰饶的物产。粮食作物主要有小麦、玉米。特色蔬菜有细毛山药、实秆芹菜、四色韭黄,湖区盛产白莲藕、金丝鸭蛋、鳝鱼。马踏湖,素有“北国江南、鱼米之乡”誉称。盛产苇、蒲和苇蒲制品,畅销东营、潍坊、烟台、济南、滨州等市,长毛山药、白莲藕、金丝鸭蛋曾是进京的贡品。
从明朝起,菰米作为主食基本被淘汰,麻子也改为榨油,豆料不再当饭而是做菜。面成了北方的口粮,马铃薯,甘薯,蔬菜作为老百姓的主要菜肴,种植业达到空前的水准。人工饲养的畜禽成为肉食主要来源。明代初期的宫廷饮食虽也继承了唐、宋两朝,朱元璋却提出“筵不尚华”的主张,身为开国之君,他的吃喝也经常是青菜、豆腐、红烧肉。上崇尚节俭,下亦效仿之。有的大臣用菜粥招待朝廷使者,菜不过五样。请朋友吃饭,席间只有一肉,外加腌菜一道,或者杀只鸡,买三四样鱼肉。就是有些地方大员,每天所食,不过猪肉一斤,豆腐两块,蔬菜一把。而民间人家宴会,更是简单,几盘水果、数碟菜肴就行了,除非来了重要的客人或者新媳妇过门,才添些虾蟹水产。
当年的新城县(今桓台)是江北的鱼米之乡,名门望族、富庶人家众多,不少人在京城朝廷担任高官。明、清时期仅新城王氏家族就出了30名进士、50名举人。除新城王氏家族外,还出现了另一大家族——新城耿氏家族。清朝后期耿氏就成为新城最有实力的家族,耿氏家族重学崇儒、人才辈出,明清时期多位族人为官,其家族共出了7名进士。
当年,这些大宅门里迎来送往的活动肯定不少,家宴的奢华程度虽然无法与孔府家宴相比,但作为朝廷高官府上的接待档次一定很高。遗憾的是至今还没发现文字记载。
尽管新城文人辈出,但却极少有人敢象袁枚那样,把“吃饭”列在自己九大爱好之首,把读书列在最后。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豆腐煮得好,远胜燕窝；海菜若烧得不好,不如竹笋”,能把“吃饭”上升为大雅学问,此时只恐袁子才了。
王渔洋,本名王士祯,号渔洋山人。王渔洋出身官宦家庭,祖父王象晋,为明朝布政使。王士祯一生著述达500余种,作诗4000余首,主要有《渔洋山人精华录》、《蚕尾集》、杂俎类笔记《池北偶谈》、《香祖笔记》、《居易录》、《渔洋文略》、《渔洋诗集》等数十种。
王渔洋的著作里,记录了很多饮食方面的事。
他在《历下银丝鲊》中写道:“金盘错落雪花飞,细缕银丝妙入微。欲析朝酲香满席,虞家鲭鲊尚方稀。”赞美历下(济南)银丝鲊烹饪的精细。
再就是王渔洋记载其父王与敕御史告归故里居住时,有一位巡按来访,他们宴请这位巡按,“鬻饭腥蔬不过十簋或少益糖蜜果饵；海味之属进子鹅,必去其首尾,以鸡首尾盖之,曰御史无食鹅例也”。因为在明朝前期的食品以鹅为贵,所以明太祖有定制,限制御史不得食鹅。”由此可知,此时王家筵席接待的豪华程度于此可见一斑。鹅贵重且御史不得食,那就“鸡冠鹅戴”,家厨技艺也非同一般。
他在《居易录》、《居易续读》中写道:近京师筵席多尚异味,予酒次戏占绝句云“滦稷黄羊满玉盘,莱鸡紫蟹等闲看。不如随分闲茶饭,醇酒求送卫视难”。常亿前辈有诗云:“秋来霜露满东园,芦菔生儿芥有孙。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
(史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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