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露天电影
有一次去新坝镇小坝村采访秦腔演出，这一天恰逢赶集，不大的村庄一下子涌来一千多人，把文化广场围得结结实实。身处其中，有种亲切感，久违了的亲切感，不由地想起童年时光。
我的童年时光在一个只有一百来户人家的小村庄度过，平日里，它宁静祥和，鲜有热闹的事情发生。记得最热闹的是十来年以前大年初三闹社火，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男男女女在操场上踩高跷。再要往前推就是十岁以前夏天放露天电影了。村里那时候只有二社架了闭路线，电视频道和城里是一样的，其他社都没有闭路线，所以电视机更像一件家具，并没有发挥它的娱乐功能。于是一到放电影，一、三、四、五社的全体男女老少吃过晚饭就会提着小板凳往操场上拥，那时候我六七岁，跟在一群比我大的孩子屁股后面兴高采烈，那种快乐在我以后的成长里极其罕见。只要看到放映员骑着三轮车从村口那条道上过来，我们就一边喊：“放电影了，放电影了。”一边朝三轮车狂奔，然后一起目睹放映员支起银幕，把电影拷贝胶片按在放映机上，我相信我们一起的很多人都和我有一样的感觉——放映员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人，他居然会放电影！以至于他有气无力地指使我们把银幕的褶皱拉平都会使我们觉得受了重用，比我大的孩子会问他：“这块布和死了人戴孝用的布是不是一样的？”我已经忘了他如何回答的，但我清楚地记得有人这样问过。
在火速吃过饭后，我们再火速回到操场。在等待电影开始的时间里，人群越聚越多，天色越来越黑，放映机射出的那道白光越来越亮，有胆大的孩子会在放映机前做鬼脸，一个放大的头影便投射在银幕上，引起满堂哄笑。紧接着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会尝试把头放在放映机前，电影还没有开始，但欢乐已然高潮。现在，到农村采访，时而不时会有一些眼神无邪的孩子围在你跟前，对着摄像机镜头鬼头鬼脑，每每此时，我就想起那时看电影的我们，那是我们对新兴事物最初的好奇。
电影开始后，我们会跑到银幕后
面，人变成了反的。我们穿梭在人群中间，满场疯跑，嬉笑打闹,言语之中时常“问候”对方爹妈，我时至今日脏话甚多的毛病就是那时练就的。等到枪战、武打场面才停下来看，看完会模仿，接下来的几天分两队人马各占山头打仗，以土块为武器，谁先占领对方的高地谁就获胜，期间往往有砸出鼻血和砸破头的，头皮出血糊点细土，血就凝住了，顶多就是破的地方不长头发，至今我头上还有两处不长头发。那时候家长也不怎么管，反正别出事就行。我们趁着黑灯瞎火，还会抽一种自制烟，这种自制烟是拿玉米秸秆较细的枝干掏空做成的，至于里面的填充物是什么我忘了，有的人甚至把它镶在偷来的烟头里，这样足够有派头，而抽烟斗的就是公认的孩子王。如果你有幸抽一口他的烟斗，足够引起旁人的嫉妒，说明老大对你很在乎。印象中我抽过一口，记不清味觉，就是抽完牙痒痒。
看了那么多场露天电影，现在我居然记不起一部电影的名字，但看电影的感觉却历历在目，好比谈过很多次恋爱的人可能已经模糊了过往恋人的名字和长相，但清楚地记得她或者他带给你的感觉。
去年夏天，又有放映员去我们村放电影。操场还是那个操场，只不过由尘土四起的土地变成了干净整洁的水泥地坪，可曾经观看露天电影的盛况已不复存在，荧幕前只有零星的几个老人，抽着烟聊着天。那时追着看电影的鼻涕孩童现如今已结婚生子，为了生计离开了曾经养育他们的村庄。
露天电影的兴衰也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我们村的过去和现在。现如今，年轻人都出去了，剩下的大部分是老弱妇孺，妇女又忙着到别人地里打工挣钱，孩子也都转学到了城里，留在村里大多是些看家护院的老弱。房子还是那个房子，路还是那条路，湖还是那个湖，但人气儿没了，目力所及，呈现出的往往是一种缺乏活力的凋敝，与轻松欢快的童年印象格格不入。
（作者：高台县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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