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悔的选择 马润涛
父亲在世时曾不止一次地对孩子们说，说我生来就该是一个读书人，这辈子就应吃拿笔杆这碗饭。孩子们不理解，便问爷爷为什么。父亲便煞有介事地对他们说起我抓周时拿了本书的事。
年轻时的我并不相信什么命运之类的话题，认为这都是封建迷信：人的一生怎么会由一本书来决定呢？
我不属于天资高的人。记得上小学时，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是很好。学习有起色是在辍学两年后复读六年级，因为一次作文写得好，得到了语文老师的青睐。
1980年初，我从县委机关印刷所调到刚组建的县委调研室。这年夏天，西部几个公社遭遇暴雨和风灾，正在抽穗扬花的玉米大面积倒伏。县委立即成立了救灾驻村工作组，我和机关的其他三位领导被分到了姜屯公社，后又被分派到了黄庄大队。当时的黄庄村是一个标点队，在全县很有名，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那次灾害，黄庄相对比较轻。那天上午，我跟几位领导到田间察看灾情，正在田间小路上走着，落在后面的我听到几个在地头上休息的社员好像在说我们身上穿的的确良褂子多么白。我的脸倏地一热，像有人突然扇了自己一个耳光。可不是嘛，我们穿的的确良褂子不但白，而且一点汗水也没有。再看他们社员，汗水已湿透了他们的衣服，有的还用手在抹着脸上的汗水呢！这件看似很不经意的一件事，给了我极大的震撼，以至于在我们完成救灾任务回到单位我还没放下，眼前总不时浮现出一张张挂着泥水的脸。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我失眠了。我想把这次下乡没来得及写的日记补上。天明起床，脸还没洗，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何不把自己写的两篇日记抄了寄给报纸？我把稿子投寄给了《枣庄通讯》，也就是现在的《枣庄日报》。
这偶然的一投竟被釆用了。《下乡日记两则》很快见报，而且还换了一种字体加了花边。看到报纸的那一刻我是欣喜和激动的，因为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写稿投稿，而且是为了还自己一个心债。但是，这件事并没让我高兴多长时间，代之而来的却是沮丧的心情。人们对日记的发表出现了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日记是一篇好文章，看了很过瘾；另一种却认为我写这样的文章领导看了会不高兴，原因是日记批评了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说心里话，听了一些朋友为我担心和担忧的话，我还真不淡定了，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干了一件多么莽撞的事情。
说来也是机缘巧合，许多年后我竟然见到了日记的责任编辑，我们还成了朋友。他曾告诉我，稿件是他从众多自然来稿中发现的，看了一眼就觉得是一篇好文章，所以很快就发出来了。
也是在那一年，秋天时我回了一趟老家，在和叔拉呱时，他突然向我发起了牢骚：“现在都弄的嘛事，上面让搞积肥造肥，村里倒好，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在公路边上堆了一堆堆黄土，在上面只盖了一层草皮就算是绿肥了。”“这不是弄虚作假吗？亏他们想得出。”后来回到县里我又想起了叔说的话，心想这莫不是叔专说给我听的，他是觉得我是党员又是县里的人吧？他就是一个普通的社员，哪里见过县里的领导，又哪里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诉求和意见？但同时我也清楚，自己只是领导身边的一名办事员，又哪能随便见领导并反映下面的问题？于是，我又想到了手中的笔，想写一篇工作建议，投给报纸，让舆论去监督。我很快把稿子写了出来，题目是《积肥造肥要实事求是》。稿子很快见报了。不过，这篇文章的发表并没有给我带来惊喜，反而让心情愈加沉重起来，觉得很无奈。有时候也怀疑自己，这也算得上是为民执言吗？
两年后我离开了调研室，有人认为我的调离似乎与先前发表的两篇文章有关，可我并没把调动想得这么复杂，只是遗憾失去了一次在领导身边工作和学习的机会。但我并没有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在我心里，能写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好文章，才是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和担当。
1987年我从枣庄师专毕业去了宣传部。尽管之前对这里非常向往，可这件事要是搁在几年前，却是连想都不敢想的。我到了宣传部就暗暗告诫自己，一定珍惜这个工作岗位，除了做好领导安排和交办的工作外，还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主动承担一些与写作有关的任务。期间值得一提的有：写峄庄乡企业承包竞争上岗的通讯《赛马记》刊发在《枣庄日报》上；写全省宣传思想战线先进模范人物钟士谦事迹的报告文学，被收入省委宣传部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集《登攀者》中；写姜屯镇农民张家鑫研发旋转接头的调查报告，刊登在《枣庄宣传》上；还有写东郭镇辛绪村淀粉厂的通讯《这里实现了农工商一体化经营》，发表在《枣庄日报》上。实际上，在此期间我仍没忘了拿起批评的武器，针对当时社会上有些所谓企业家花钱请作家写文章、立传的不正之风，我以骁驰的笔名写了一篇《一个值得重视的倾向》，先发表在《文艺报》上，后又以《切莫把报告文学搞成广告文学》被上海的《文汇报》“星期日文摘”选登。
1992年底，人生又一次把我推向一个三岔路口，将面临再次的选择。当时市委决策创办中共滕州市市委机关报，并明确由市委宣传部主抓。因缘巧合我进入了人生的另一个转折阶段，来到报社工作。
在报社工作的那些年，我在完成正常的工作以外，从没忘了拿起手中的笔。期间，我不但为本报写了编了大批稿件，而且还往上一级新闻单位发稿。其中既有新闻稿，也有言论和文学稿。在此值得一提的有：写农村青年刁金柱开展科学种植土豆和文学创作事迹的通讯，发表在《枣庄日报》一版人物专栏里。写全国劳模韦宗峰的通讯《永不褪色的党旗》，在社会上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要说我的初心、使命和担当，我想最深刻的就是在报社这些年。虽然期间也经历了一些让我刻骨铭心的事情，经过实践和时间的检验，我仍旧可以说，我不后悔，我的选择没有错。
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作为属牛的共和国同龄人，祖国正像一轮朝阳辉耀东方，而我却已进入人生的晚秋。为了给这秋之树多挂些果子，我仍不敢停歇手中的笔。我曾把我这十年来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进行了剪贴，算了一下有三百多篇呢！尽管在这十年中我的人生发生了一些变故，但手中的笔却一直没有闲着，即便是在病榻上，我也写了一些文字。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一直是我写作的主旋律。有时候自己也想，人最终都会离开这个世界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为这个社会多留点什么，不然的话可就真白活了。我能留下什么呢，只有用手中的笔，在自己人生的空白处多留下一些痕迹，少留下一点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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