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榆林改革以来五大变化
榆溪河生态长廊（资料照片）
曹钢
改革开放40年，整个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家乡榆林市也发生了震惊世人的巨大变化。我出生于子洲县，从上小学到高中以及插队、当学徒，都在那里度过，改革开放前后的十多年中还在那里工作。离开榆林后，始终对它关注，还参与了不少涉及那里发展的研究，对它的变化深有感触、体会颇深，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见证其中的变化。值此纪念改革开放40年之际，将自己的感受直书报界，以表怀念和祝贺之意。
第一大变化： 上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通过实行农村“大包干”，解决了吃饱吃好问题
由于地理气候条件较差，榆林是个出了名的穷地方。最大的问题是吃不饱肚子。我记忆中的童年到青年时期，乡亲们的基本任务是在同饥饿作斗争。在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制度下，几乎没有哪个生产队的哪户人家不为吃饭问题发愁。靠吞糠咽菜能填饱肚皮的人家就是“好人家”。每年都是“灾荒年”，政府年年搞“救灾”，有些年份的灾情还惊动国家，国务院动员各省的车队给这里运送“救灾粮”。到“文革”后期，尽管“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搞“以粮为纲”，政府只让种产量较高的“两杂两薯”（杂交高粱、杂交玉米和马铃薯、红薯），可吃饭问题依然是所有人最头痛的事。
改革初，国家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只允许搞集体经济内部的责任制，但农民却认为这不过瘾，他们最喜欢分田单干（后来官方称之为“大包干”）。子洲县的农民偷着搞“分田单干”还比较热火。那段时间，我连续两年在农村“蹲点”，面对这个矛盾进行了认真研究，形成赞同农民观点的看法。不久，理论界开始“农村改革是不是所有制变化”的争论。大理论家主张所有制“不能变”“没变化”的观点，我却认为所有制“可以变”“变得好”，政府“应理直气壮地支持变”，这是公有制经济适应生产力水平的客观要求，产生出一种新的所有制形式，并不断写文章与人家争辩。1984年，我寄出去的文章终于有了正面回应，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内刊上，在中央党校召开的全国联产承包理论讨论会还发电报邀请我参加，并安排我在大会上发言。不久，中央文件明确了所有制可以变的主张。实践证明我的观点有创新，是全国最早对所有制改革进行探讨者之一，由此被省委党校遴选去从事教学工作。回过头看，我当时所以会有那种认识，正是受到农民改革创举的启示。
我是1985年1月到省委党校报到的。那时家乡子洲县已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再很少有人吃糠了，但还没有达到吃好的水平。城镇居民还去国有粮站买供应粮，仍有粗细粮比例，而且细粮占比很小。逢年过节，我还大包大包地给家乡的亲戚捎白面馍馍、精粉挂面和新鲜蔬菜。到上世纪90年代初再就不捎了，因为此时的陕北人，平常也吃上了这些东西。可见，他们已由“吃饱”过渡到“吃好”的阶段。
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榆林人摆脱饿肚子达到吃饱吃好，确实是改革的成效和结果。改革前，陕北粮食短缺，表面上看是因天灾造成打不下粮食，实则是因旧集体的制度不好，造成农民种地缺乏积极性。长期的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使再老实的农民也开始偷懒。他们出工不出力，干活不负责任。这是打不下粮食的主要原因。我“蹲点”期间，天天目睹这种情况，并进行了深入的理性反思，而且对照经典著作加以分析，才形成认为这种所有制度有问题，急需改变的看法。改革以来这几十年，榆林却很少有“灾害”了，关键是种地人的行为发生了变化。陕北春季雨少，集体时农民种地很不经心，加上墒情不好，常常出现“捉不了苗”的现象。春季连苗也没有，能不出现全年灾荒吗？再说，由于种地不操心，本来一亩地能打五六百斤粮食，结果只能打二三百斤。能不缺粮吗？改革把土地承包给农民，让各户“自家”种，这些问题就全部解决了。所以，这个重大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改革。
第二大变化： 上世纪80年代末到本世纪前10年，通过能源资源开发，破解了财政困难，也孕育了一批富人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后期的一段时间里，榆林曾发生了严重的财政困难问题，大多数县都出现了发不开工资的现象。后来，伴随着能源资源的深化开发，榆林成为仅次于西安市的全省财政收入大市。2012年一般预算收入249.06亿元，占全省1600.69亿元的15.56％。不仅解决了财政困难问题，而且带动民众收入提高，在一定范围培育了一批富人。
榆林能源开发大体是在“七五”时期开始的，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榆林对此非常积极，而另一方面省上不少人并不看好这个开发。榆林地区发改委的同志三天两头地往北京和西安跑。他们常常高兴地向我说起去北京争取到了什么什么项目。但是在省上的许多正式场合，都能听到有人在说反面的话。1994年，省上几个研究单位在延安举办了一次关于陕北发展的讨论会。会上对榆林能源开发的认识分歧仍然很大，有关部门的一位中层领导公开讲“榆林的开发没有多少价值”。我听了非常反感，也有针对地讲了八个方面的看法。第一个问题就讲了“关于榆林资源开发的地位问题”，我通过几个方面的分析，提出榆林资源开发“非搞不可、非大搞不可、非快搞不可”的结论。第二年4月8日，我给省委常委中心学习小组讲“邓小平经济理论”的专题，下午开展讨论，一位省上颇有影响的老领导也公开给榆林煤炭开发泼冷水，甚至说风凉话。历史已证明，他们的看法都是片面的，以至于可以说对陕北发展带有成见。这也让人更加体会到，榆林能源开发真的是奋斗出来的，而且是在不大受人支持的环境中奋斗出来的。
2004年，国家实行了煤炭价格改革，加上这一段市场状况又好，榆林能源开发出现爆发性增长，到2012年达到高峰。我手头还保存着当时记录下的一组数据：
2010年，榆林市原煤、原油和天然气产量分别占到全国总产量的7.9％、4.8％和11.4％，油气当量占到全国的6.6％，成为全国第一能源生产大市。“十一五”期间，榆林市的主要经济增长指标都好于全国、西部、全省水平。经济总量占全省比重由“十五”末的11.4%，提高到2011年的18.4%，五年提高了7个百分点。神木县2012年生产总值达到1003.89亿元，成为陕西第一个GDP突破千亿元的县，位居全国百强县第21位、西部百强县第一位，成为全国少有的两亿吨级产煤大县、千万吨级的兰炭基地、百万吨级的聚氯乙烯基地，西部最大的火电基地、浮法玻璃基地以及电石基地。
能源产业的大发展，一时间，榆林人成了富人了。走哪里、干什么都受人关注，他们也摆出一副有钱人的派头。西安市流传许多榆林人的故事，什么进商场买东西总拣价高的买，甚至责备卖价太低；什么在西安买房子让人捎带着办，成单元地买；什么用麻袋装钱，钱多得把点钞机也烧坏了等等。真是威风一时，扬名天下。我不禁联想起十多年前家乡人被拖欠工资时的境况，庆幸榆林又取得了一个新的重大变化。
第三大变化： 本世纪初至今，通过退耕还林，山头由黄变绿，进而形成黄土地的第三阶段治理模式
改革以来，榆林发生的第三大变化当属农业发展方式及生态上的变化。2010年前后，我受市委、市政府、市政协和省参事室、省咨询委的委托，连续搞了多个榆林问题的专题调研，其中几个都是涉农村发展的，如榆林创建民生经济研究、榆林农民增收研究、榆林市“振南”问题研究等，这样接连把12个县走了几遍。通过这几遍实地考察，我形成了黄土丘陵沟壑区经历三个阶段治理模式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改革前一直到上世纪末，黄土丘陵沟壑区主要实行以多打粮食为目的、不惜毁坏生态的开发方式，把但凡能长草的地方都种上了庄稼。这是第一阶段的治理模式。通过实行“大包干”为主的农村改革，到上世纪末全国的粮食问题基本得到解决。1999年，国家提出在陕北实行退耕还林政策，政府给农民提供钱粮补贴，让大家在山坡地上栽树种草。于是，人们又把应退和不应退的地都“退”了下来。加之城镇化趋势的冲击，大批农民外出打工，大量耕地荒芜，大多村庄“空心化”。生态水平是提高了，而农村经济却全面凋落了下来。这应属于第二阶段治理模式。近十多年，农业生产又有新的变化。主要形成一种现代化方式的开发和绿色化发展的可持续治理模式。一方面使用大型推土机，采取现代工程手段，把可耕种的缓坡地推成宽幅水平梯田，同时实行水电路全面配套，发展特色产业，榆阳、定靖一带，农业现代化水平还得到了更大提升；另一方面在不能种的地上，坚持栽树、种草，封山禁牧，开始走上一条新的绿色致富发展之路。
我认为，陕北农村三阶段治理模式的变化，是依据特定时代背景条件，黄土丘陵沟壑区所采取的不同治理模式，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通过这个否定过程出现的“第三个阶段的治理模式”，是一种具有重大创新价值的发展方式。首先，它是对历史上治理方式的全面更新与提升。既是对前两阶段模式缺陷的有效校正，又是对前两阶段正向功能的综合性提升。其次，它真正做到现代化与绿色化的有机统一。定位于生产和生态两种需求，充分发挥了土地保障发展和涵养生态的双重效能。最后，其做到对黄土丘陵沟壑区土地资源的充分利用，是黄土丘陵沟壑区水土流失的治本之策。可以在一劳永逸根治水土流失的同时，实现广袤黄土地利用效益最大化，是造福子孙后代的战略良策。
“第三个阶段的治理模式”在陕北（包括延安）各县都有程度不等的实施。子洲县从2014年起，已明确地将它同山区农业现代化有机结合起来，经过认真调研和几年实践，已形成了系统的治理路径和发展模式，开始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这是陕北地区产生出的重大创新。它既坚持了绿色化发展方向，又不是一种消极的绿色化，而是把绿色化与现代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历史将最终证明，真正美好的“绿色化”，必须是建立在现代生产力水平上的新的“绿色”；真正美好的“现代化”，又必须是符合绿色发展要求的“现代”。现在陕西高兴地说，全省的绿色版图向北推进了几百里，这都是榆林人民奋斗的结果。我认为更值得庆幸的是，榆林人不仅延伸了绿色版图，而且开创了走向现代绿色化发展的治理模式，是又一个值得充分肯定的崭新变化。
第四大变化： 本世纪近10年，采取主动转型发展，能源产业提质增效，开始向高端能化工业迈进
本世纪前10年，榆林能源资源开发迎来了爆发性增长。然而它实际处于一种粗放式的开发中,即主要以挖原煤和卖原煤为主，同时伴随严重的环境污染。2012年，市政府已意识到这样发展的风险，提出研究转型发展，并委托我组织课题组同市发改部门一起展开研究。
我们通过认真调研，在对发展状态的认识中，提出“三个靠不住”，即“仅以这种单一性资源产业和粗放型增长，要形成又好又快发展显然是靠不住的；仅以少部分人的暴富和非公平的利益格局，要形成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富裕也是靠不住的；仅以短时期内的拼资源和不顾生态承载能力的开发，要形成长远的可持续发展更是靠不住的”。同时，提出“主动转型”概念，就是认为榆林的转型，不是到了煤炭开发枯竭而不得不转的被迫地步；而是尚在煤炭开发的兴盛期，未雨绸缪及早谋求一种可持续发展。基于这个认识，我们提出比较系统而有操作价值的对策，受到市政府的充分肯定。这次研究后的第二年，神木县也来找我，说本县也要进行“转型发展”研究。当时煤炭市场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价格下跌问题开始出现，面临问题显得更加迫切。这两次转型发展研究的经历，让我实实在在地参与了榆林能源生产转型提升的一些活动，体会了榆林市实施能源粗放开发转型的决心和举措。
据我所知，正是经过此后一段市场的压力，使榆林加快了转型的步伐，并取得不小的成效。比如，在我们调研期间就认定，榆林的兰炭生产工艺，是煤炭产业转型的重要突破口。因为由原煤到兰炭，不仅可以提取煤中的油气成分，又可大大降低烧炭中污染；既增加了煤的产出价值，又使煤炭初步变为了“清洁燃料”。而且，这道工序又是迈向高端能化工业的门槛。而当时的兰炭生产技术必须用块煤为原料，大量的面煤却派不上用场。现在面煤生产兰炭的技术已取得成功。再比如煤制油，当时只有神华公司的一家企业生产，而他们的技术也有很大缺陷，要耗费大量的水。当今，陕西未来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在榆阳的煤制油项目，已开始了大规模生产。还有，靖边县煤汽油综合开发项目也已经建成投产。这些项目虽然还没有达到煤化工的尖端水平，但毕竟标志了榆林的转型发展已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第五大变化： 榆林中心城区已由原来容纳五六万人的老城区，转变为有一定规模的现代新型城市
解放前，榆林便是影响周边的历史古城，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除新修了二道街外并没有太大变化。我印象中城区人口只有五六万人，城市建筑中连一座五层以上的楼房都没有。1968年底到1969年底，我在榆林红石桥的武松界大队插队，往返榆林和武松界都是步行，120里路要整整走一天。走出榆林城墙外，除了零散的农户住房外都是农耕地，到芹河有一条简易公路，过了芹河再连简易公路也没有了，很多路段被流沙覆盖，连清晰的路面都看不见，只是顺着方向在沙丘上爬来爬去。走一段才能碰到几棵沙柳，连沙蒿草都不长多少。
随着能源产业的不断做大和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榆林市中心城区发生了质的飞跃。现在的城区状况大家都能看得到，它已成了能容纳五六十万人的城市。按规划，到2020年人口规模为80万人，城市建设用地将达到95.86平方公里。这种规模在40年前我们真是连想都不敢想。那时如果谁说几十年后的榆林会成为这个样，人们一定会认为这是说梦话。然而这个梦话却真的变成了现实。而且，不仅面积大了、人口多了，同时城市也大大地变新了、变美了、变洋了。改革前的榆林就有一个莲花池公园，下午饭后人们都来这里散步，便觉得非常有城市味道。现在榆林城区像这样的公园已不止十个八个了，甚至整个城区都被这大大小小的公园、绿地、林带串在了一起。
上面五个方面，说了榆林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变化。这主要侧重于一些整体性发展和变化，也只是我个人经历过或能说得清的变化，这是榆林改革以来蓬勃发展的见证，也是榆林迈向现代新型城市的象征。全面地说，榆林这40年的变化还不只这些，但也足以说明榆林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说明党和国家改革开放路线的正确和伟大。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变化，是榆林市人民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换来的，真令我们大家感到自豪！
我国的改革不会停步，榆林的未来一定会更好，我衷心祝愿家乡榆林更加美丽富饶，榆林人民更加富裕幸福！
（曹钢曾任陕西省行政学院副院长、省人民政府参事，1992年10月起终身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省有突出贡献专家，榆林市特邀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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