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中的村庄付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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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来，我唯一常常情不自禁地想起的，就是生我养我的村庄；我的脑海里常常幻像般地出现的，也就是村口、小河，还有那些已经故去或者说逐渐老去的乡邻乡亲。
村庄是307国道边的一个普通小村子，村里居住着傅、王两大姓氏，再就是李、鲍几个小户人家。村庄对我的记忆是在大约四岁时，为了看一对白山羊母子，我不小心从那家人家的脑畔上掉了下去。接下来，更多关于村庄的生活充盈着我的年青时代。
从风水角度讲，村庄的风水极好。背靠连绵不断的群山，面向大理河、小理河两条河流，中间有星罗棋布的农田，还有蓝天白云下那些欢快的麻雀、水鸟、喜鹊在唱歌。我的童年便和这些鸟类一样，跳跃于村子的山坡沟洼上、河流田野间，贫穷且快乐着。
那时候的月光极好。常常是在月色如水的院落里，我和二红、四毛、润梅、莲花等在玩狼吃猪娃的游戏，要不就在漆黑的夜晚，在谁家猪窝、粮仓里藏着那个怕伙伴寻个正着的家伙。此时，女人们正盘腿坐在炕上纳鞋底，时不时用针在头发里划拉一下；男人们则蹲在地上一个角落里，抽着烟锅说说庄稼的收成，盘算着家里的光景；院子里的果树上有三、五只母鸡在睡觉，远处传来一两声狗叫，是哪个狐狸又在门前转悠？天幕上不时有一两颗流星划落，不知它会溜进谁家的柴草院落。
我家那时的境况，浸满了油画里那种秋天的苍凉和阴郁。母亲由于饥饿和劳累一头栽下几十米的深沟，昏迷半个月后捡回一条命，留下了时常头痛的后遗症，而父亲在赶集的路上跌下崖，大腿骨折落下终身残疾。二姐骑着“一铃不响，全身乱响”的自行车上学，连人带车翻在桥下。这也是生活，也是太阳下人间的一幕小剧。
母亲整天忙碌着，养猪喂狗、种菜挑水，常常是天空的星星还在眨巴着眼睛，母亲就摸黑出门到山里劳作，太阳升得老高了，裤腿上沾满了露水和泥巴的她又在灶前烧火做饭，脸上被柴火熏染得汗水都开了花。村庄静静的夜晚，油灯下，我在破裂的炕席上写字，母亲又在为每一个孩子的衣服缝新补烂。
我承认这是一种困顿的生活，有过一个月只吃玉米面的日子，有过借不到学费的哭泣，有过对世态炎凉最刻骨铭心的体验。同时，我也必须承认，正是这种五味杂陈的生活，给了我坚强的信念、不屈的意志和甚至于有点过分的刚直，也给了我“士可杀不可辱”的处世原则。我能感觉得到，我的血管里流淌着村庄的气息；我能体味得到，我的骨子里有着浓厚的乡土情结。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多大年岁，本质上我都是一个不折不扣、无法褪色的农民。村庄下的生活，成了我终生难以忘却的印记。
红尘流动，步入中年的我和村庄的距离越来越远。回到村庄里，熟悉的东西悄悄远离，记忆里的人、事都渐次堆成了黄土，在一阵微风中颤抖着，寻找着往日的音符。老院落已经权属他人，老槐树已不会再热烈地看我一眼，打谷场上的欢乐被老鼠洞咬得支离破碎，小理河，也不再是那样柔美娇艳。向阳的山坡上，大叔大爷大妈二婶的坟堆毗邻而居，时不时地叙述着那年那月的桑麻往事。
目前，村庄搭上了西部大开发的列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容颜。如绿丝带般无限延伸的高速公路、凌空而立的铁路让村庄也变得浮躁起来，变得开阔起来。村庄已变得很大很大，我相信村庄已不再是我的村庄。
我是一个飘零的人，归宿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再也无法真正地回到村庄了，无法再亲亲我的小河拥抱我的泥土亲昵我的柳丝。但我相信，村庄的昨天会陪伴我到地老天荒。
（付明芳，女，子洲人，子洲县作家协会会员，擅长乡土散文创作，现供职于榆林银监局，该文章发表于《陕北文化研究会》微信公众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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