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榆林性格（上）
垄耘
一个人有性格，一座城也有性格。
榆林古城也有性格吗？似乎人们谁也没有这样思考过。
但答案是肯定的——它就矗立在那里，几拓几展，复圮复兴，亦已走过六百多年岁月。六百年，它的性格应该是很成熟了。
一
遗传，是性格成因无法绕过的事实。
它是和有明一代共同成长起来的，它的出生略显迟了些，但一经雏壳，生长的脚步疾速，紧接着，而寨，而卫，而镇，一鼓作气，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从一个嗷嗷小儿迅速成长为一个茁壮青年。
这一切，都因了军事。
军事是促使它骨骼形成的主要元素。它的诞生，原本很平常，就是一个庄，通俗些说，就是一个村子。它和其它的村子没有什么区别，村名也很随便，大漠荒野里，榆树很多，也不是有意栽种，秋落籽、春发芽，逐渐成为一片榆树林子，简而名之，就叫榆林。
所幸的是，从乳名到官名，至此再无更改。
和其它村子有了区别的是——寨，军事的萌芽开始发蘖，也只是萌芽。中国最早的寨子，充其量就是一个土围子，很多寨子不一定属于国有，大多数是村子的联合或家族联合对外的防御掩体。防御的不仅仅是敌人，还有土匪、强盗等。
榆林寨就是这样发轫的。
但由于它后期的国家属性，不久，就成为绥德卫的一个千户屯所。这一步很关键，军事性质和国家属性兼而具之，防护武器也就不仅仅是土棍、木棒等原始器件，而是真正拥有了刀剑戟矛一类的军事武器，而且驻扎了正规的军队。
明朝初期，榆林和真正的战争还隔着很远一段距离，那时的军事前沿是东胜卫——不是现在的东胜，是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附近。正统以降，明王朝遭遇“土木堡之变”，从此元气大伤，开始走下坡路，蒙古势力伺机而动，越套而掠，明朝则是步步退让，向南——退移，再向南——再退移，步步进逼榆林。
榆林就是这样上位于边塞古城的。
成化七年（1471），置榆林卫。然，“寇以轻骑入掠，镇兵觉而追之，辄不及，往往得利去。”于是，成化九年（1473），巡抚余子俊将延绥镇治迁徙榆林。
榆林遂跨入“九边重镇”之列。
那是榆林的所幸，也是榆林的不幸。所幸的是，城高雉堞，拥兵数万，镇署卫署齐聚一地，军汉布衣麇集一城。不幸的是，从此战争的序幕就此拉开，旌旗掠掠，狼烟袅袅，马蹄声声，军号阵阵。
阻挡这些铁蹄的外围是长城，长城的修筑也是无奈的选择，是在无数次主动“搜套”不成功下被动转入抵抗的对策。长城太长，仅榆林境内就千七百里，稍有疏忽，或某个薄弱环节里，那些马队就会钻孔而驰到城跟底下。
城跟底下的战争就不是一般的战争了，城内与城外就系于一道城墙。
明末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农民起义部将李过、刘芳亮率十万大军进逼榆林城下。守城将士誓不投降，激战7昼夜，起义军看明攻无望，暗里偷偷在南城墙挖地洞轰塌城池，双方遂展开巷战，12天全城陷落。城中官民战死者甚多，守城将领受俘后因拒降而被杀。
康熙十三年（1674），定边副将朱龙与怀远西川（今子洲县）盐民周世民、神木副将孙崇雄响应吴三桂反清，带兵围攻榆林城。总兵许占魁、兵备道副使高光祉、城堡同知谭吉璁等文官武将，率领军民，奋力抵抗，叛军围攻三个月而未克。康熙帝闻奏大喜，追赐旌奖八个大字“两守孤城，千秋忠勇”。
1947年7月、10月，西北野战军司令彭德怀两次攻打榆林，皆因城固墙坚而未能攻下。那已不是冷兵器时代，枪鸣炮轰，但几百年的高筑深垒，让它钢铸铁浇一样，岿然而不动。
因军事而生，因军事而长，军事是它祖宗的基因，基因一旦植入，那不是后天所能改变的。我们潜回时间深处，抚摸历史肌理，古城总是和战争连在一起。军事、抵抗，是它的关键词，也是它的历史基因。穿越六百多年的历史，揭开城头上的每一块墙砖，我们都会看到弹孔、刀痕，那上面遗留着古城的记忆，那上面记录着古城的成长史。可以说，是战争诞育了古城，是战争煅铸了古城，也是战争成就了古城。没有战争，就没有古城的前世，也没有古城的今生。古城的性格就是在战争中逐渐凸显的，也是在战争中逐渐明朗化的。
古城人就像一块粗胚的铁石，时时被放在炉火里锻打，可怜这块铁石，越淬越硬，越锻越刚，也像一个腿绑沙袋锻炼长跑的人，沙袋逐渐加重，腿功逐渐渐长。坚强常常是和淬炼孪生成长的，由于淬炼，才能坚强，由于坚强，也就格局开阔，厚重旷远。
还有皮实，战火几经，每一次都不是一般的伤害，但每一次过后，它都能重新站起来，以新的面貌、新的姿态出现在民众面前。它不气馁、不松劲，抖擞精神，将自己的形象再作整装，迎接新的未来。
它硬朗，它从没有服输过，偶尔失利，在它看来，都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关键在于“站直了，别趴下”，过不了多久，又是一条好汉。
二
环境塑造人，环境也塑造城。
榆林之地的山，已不是真正军事意义上的山了，不尖峭，不陡立，也没有巨石岸屏、峻崖断壁。但在这十里百里见不到一块石头的荒漠瀚海上，驼山已经很是巍峨了，它的土质坚硬，比一般黄土高原的土质更多含了胶质，粘腻、坚固，不容易流失，不可能滑坡。对面就是黑山，北面还有红山。这三座山的颜色很独特，驼山黄、黑山黑、红山红，都很惹眼。山都不是很高，只不过丘陵而已，但对于习惯平坦草原的蒙古马队，已经足以构成巨大的威胁了。而且三山而环，就像一个大的瓮城，三面埋伏，马队纵有千只蹄爪，也跑不过弓弩枪箭的速度。
其次是水，城门之西，就是榆溪河。榆溪河流至古城脚下，因为地势平坦，因为沙床作底，就任意兜开臂膀，左舒右展，漫漫翰翰，最宽处足有百米之广。河不见深，但床里皆沙，马行上去，蹄脚深陷，如入雪层，拔脚艰难，行走困惑，天然一堵屏障。向南，紧邻城墙，是榆阳河，河在谷里，就像一条天然护城河自然而生，河里一切活动，都在城头哨兵的眼里，一旦开弓，百发百中。再西北，是芹河，西东流向，正好堵在北来的马蹄之下，和榆溪河构成犄角之势，有兵伏在黑山之上，刚在射程之内。
还有那沙，千里百里，浩浩漫漫，有风千尺浪，无风沙自惊。毛乌素沙漠的沙源太广了，它每年以亿万吨级的沙子向四围扩展领地，榆林是它的主要倾倒对象，它和风沆瀣一气，以沙尘暴的方式肆无忌虐地向榆林进攻。“同治二年（1863年）北城部分城垣被流沙埋没，时值关中等地回民造反，道宪常瀚令弃北城，在广榆门东西缩筑北城墙，长438丈。”这也就是很多后人置疑的为何好端端将一面城墙缩回而呈刀币型的历史原因。
还有雨雪。这里的降雨量明显偏少，雨少不说，分布也极不均匀，多数时候都是艳阳高照，天天早上都是“东方红”，一旦乌云腾卷，就是瓢泼大雨，如注大雨动不动就在几十毫升乃至百十毫升以上。旱则旱矣，涝则涝矣，天旱雨涝没收成，是这里的长情。冬天的雪也是奇怪，常下在年关附近，一下就是半尺一尺，牛羊出不了圈，街上雪堆成山。
民国《榆林县志》载：弘治十六年（1503）五月，榆林大风雨，毁子城垣，移垣洞于其南五十步。世宗嘉靖十一年（1532），二月，大旱。四月，天黄三日，蝗虫蔽天，人取食之。崇祯四年（1631），榆林连年旱。十一月，大雪，至明年正月不止，深丈余，人畜死过半……这就是榆林当时的现实，检视镇志、府志、县志，灾害实在太多，隔三差五，就会遭遇。这里是老天疏漏之地，老天的眼光总是偏向于江南，偏向于关中，看到这里时总是斜昵。
城墙以里的古城，是它的内部环境。古城建在半山坡上，半数以上居民住在山上，上山的路很逼仄，人数众多，巷道之间的距离很有限，窄狭的巷子，只容二人并排行走，遇有下雨下雪，巷里雨水浪卷、雪里冰冻，更是行走艰难。那时无电无气、烧火靠煤，多数靠柴，背炭肩柴行于巷道更是维艰。巷道后期铺砖，前期只是土籽，泥泞滑腻自是平常之事。
外部险恶、内里艰涩，就是古城的环境。
生于塞上，长于塞上，它见惯了这种其他地方没有见惯的习惯，它只有将自己的强大修炼得足够坚强，以对抗外部环境的强势推进。显然，这不是它的自愿，是在内部和天地的多重挤压下的无奈自我塑造。是环境，让榆林古城一天天越走越大，越走越坚强，越走越走出自己的性格。清谭吉璁《延绥镇志》云：“榆林地险，将士怀忠畏法，死无怨言。又果悍敢战，不贯胄，寇呼为骆驼城，人马见而畏之。四方征调，所向有功，更多将才，有节气，视它镇为最。”
环境与古城，时刻是一对矛盾，坚硬与柔软，强悍与沉默。相互塑造，相互制掣。可以说，没有这些可恶的内外环境，也就没有古城的坚实、厚重，也可以说，没有古城人的坚实、耐劳，也就没有古城的大气、巍峨。是环境成就定型了古城，是古城牵制反塑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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