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三拓榆阳”之谜

王刚

榆林古城，形成于明代也辉煌于明代，经过“三拓榆阳”，榆林城的空间布局基本形成。然而，关于“三拓榆阳”，明代《延绥镇志》有所涉猎但记述不甚详尽。清代自《榆林府志》明确提出比较条理化的“三拓”之说，成为后世一百多年官方性、权威性的定论。但其中关于中城的建设组织者与建设时间、余子俊建设北城、南城的建设组织者与建设时间、南城与南关外城的界定等一直含混不清，并沿用至今，让后来许多学者对其多有质疑。勘核厘清“榆阳三拓”，对于榆林城池、衙署等一系列建筑构筑物的断代和历史事件的因应，对于完整揭示和客观评价榆林早期的历史地位，对于更清晰认识、合理评价同期历史人物，都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中后期的李熙龄，每到一地总是积极组织编修当地方志。他道光时期到榆林后，修成了唯一一部清代榆林府的方志。不过，涉及到榆林城建历史的编纂，就不能不说十分遗憾了。遗憾主要源自《明实录·武宗实录》中涉及总制邓璋的一条记载：“总制陕西右都御史邓璋奏：榆林……镇城南关人烟臻集，宜筑外城以卫居民。兵部覆奏，从之。”李熙龄十分重视这一记载，结合其他一些资料，经过推导，在《榆林府志》中官方化地形成了之后一百多年来一直传承的“榆阳三拓”，其在方志的“城池”条中所写的：“明正统初，都督佥事王祯建榆林诸堡。时镇在绥德，寇入，辄不及御。成化九年，巡抚余子俊徙镇于此，依旧城，置卫所，设榆林卫指挥使司。二十二年，巡抚黄黻展北城。弘治五年，巡抚熊绣展南城，周十三里三百十四步。正德十年，总制邓璋筑南关外城，即今南城。”在之后的“按”中则写道：“三拓榆城，先置者北城，今之上帝庙高台即当年南城基也。内有钟楼一，今无，而土人犹称为钟楼山焉。嗣将南城展至凯歌楼为止，此楼即当年之南门，现有‘古怀德门\’四字。后复展至现在之南门为止，故旧有北城、中城、南城之目。”《榆林府志》将建设南城归在了邓璋名下，将熊绣勉为其难地由南城推到了中城，北城又很清晰明确，结果，创建中城的王祯就没有了筑城的事，最早的中城也就不叫城了，只是“诸堡”系列，大大压低了正统王祯作为榆林城真正最早创建者的历史功绩，初生草创的延绥镇城数十年抗虏的重要时期被轻描淡写；中城和南城的修筑时间混淆了，翼护于中城内的众多衙署奇怪地数十年间被“曝露”在城外北虏的面前；三拓的时间顺序也打乱了。

民国时期修纂的《榆林县志》总体延续了《榆林府志》的“三拓”论断。

对于《榆林府志》的“三拓”论断，国内后来的各种专家文论和榆林文史界杜相唐、史书博等老同志的相关著述中基本都严谨地沿用着。

研究榆林城明代“三拓”的历史，应以时间最与之接近的万历版《延绥镇志》为主要和基本的依据。

万历版《延绥镇志》的《建置沿革》中有记：“国朝洪武初，底定陕西，分拨绥德卫千户刘宠屯治。”对于镇城最早的基址，镇志的《纪事》中记载有：“国初为榆林庄，民皆傍鼓儿山、龙王泉居之，无城郭。”北到窑渠向东山脊一线、南至今坐落着电视微波站的鼓儿山的榆林庄，其时，围绕着当时本区域唯一的水源龙王泉而存在着。

《延绥镇志》之《纪事》中有：“正统二年，违绥德北二百五十里，遂城。北至玉皇阁，南至凯歌楼。后凡二展。东西今之制。”《明实录·英宗实录》有记：正统二年底到任榆林的都督王祯是正统六年（1441）九月主持“修陕西榆林庄寨城”；再依镇志的《公署》条所记：“都察院，总督府东，天顺中置。帅府，中城鼓楼西，天顺中置。”依照考证，总兵府和都察院在今人民路榆林一中（初中部）到少年宫区域。这样，就对最早的中城的建成时间和城池范围有了明晰的定义。

《英宗实录》中记录的这座后被称为“中城”的“寨城”，今实测其周长近3.5千米，参照当时的标准，总体上已经超过路城，约同于卫城的水平，远超所城和堡城。不过，其在《英宗实录》中的称谓从正统初一直是“榆林庄”，到天顺三年（1459）时改为“榆林城”。王祯不仅修建榆林城，还筑“沿边砦、堡、墩台控制之，遂为重地”。当时，榆林城是绥德的前敌哨守点，王祯等将领到秋冬时节即于此驻戍。

接下来，关于拓筑北城。《延绥镇志》之《建置沿革》中记载：“成化七年（1471），都御使王锐建置榆林卫。八年（1472），都御使余子俊于旧城北增筑城垣，置榆林卫指挥使司，隶陕西都司。二十二年（1486），巡抚黄黻展北城。”如此，北拓的建设时间和建设组织者很明确。而如下面的镇城之中城北城布局图，中城北墙外榆林卫的官廨在儒学（官井滩原榆林宾馆区域）以东，其北是新增筑的北城墙，即是说，余子俊在北城墙建好后才将榆林卫官廨落地其内。

再说说关于南城的建设。《明实录·孝宗实录》记载：“展榆林城：初榆林止一小堡屯兵以备冬，景泰中增设镇巡等官，遂为西北巨镇。后又增榆林一卫，居人渐繁旧城狭隘弗能容，乃徙千数百家于城外，至是巡抚都御史熊绣请展其城。从之命，增广千二百余丈。”而《延绥镇志·建置沿革》中有：“巡抚熊绣展南城，周围一十三里三百一十四步。”依照现今的城池测绘数据，上述两个尺寸是与南城和全镇城的实际数据相符的。镇志之《榆阳书院》条又记载有：“弘治乙卯，巡抚都御使熊公筑南关。”弘治乙卯即是弘治八年（1495）。《明实录》等资料显示，熊绣是弘治七年与前任刘忠交接到任延绥巡抚的，其弘治五年和六年时期尚在山东任职。这就在证实熊绣拓建南城事实的同时，顺便校正了《榆林府志》中“弘治五年”的时间之误。

后续，《延绥镇志》还记述了隆庆元年（1567）巡抚王遴筑北逻城、万历元年（1573）巡抚张守中统一增筑城墙高厚、嘉靖庚子（1540）到万历十年（1582）巡抚张珩和宋守约及王汝梅等职官依次为城墙包砖等事宜。镇志中并未提及总制邓璋参与榆林城池建设。

清初康熙版《延绥镇志》的编纂，虽有本地一些历史见证者尚存，但经历鼎革，前朝的方志等仅得部分，谭吉璁尽可能地搜寻汇集资料，能完成付梓已属不易。

上世纪九十年代，榆林市方志专家霍世春开始着手查询和研究万历版《延绥镇志》，而直到新千年之后，万历版《延绥镇志》才重新回到众多史学界同仁面前。2004年6月，榆林大街改建，对凯歌楼遗址进行了发掘，霍世春结合现场情况著文《原凯歌楼新考证》，就对原怀德门创建于正统年间、弘治年间南城拓至镇远门等进行了比对阐述，并对《榆林府志》的“三拓”之说提出了不同意见。

近年，笔者绘制榆林各个时期的城图和衙署图，对于天顺年间城内初建的巡抚衙门和改建的总兵衙门，若以《榆林府志》的推论，要有数十年时间“曝露城外”，让人甚感困惑。而若按照万历版《延绥镇志》的记述，就能够顺利解困。

结合各方面资料，笔者总结的“三拓榆阳”应该是这样的：

一拓榆阳 正统六年（1441），都督王祯将原榆林庄创建为寨城，东西至今界，北至玄帝庙向后一线，南至怀德门，是为中城；

二拓榆阳 成化八年（1473），巡抚余子俊将北城墙自中城北墙北推至今望湖路和今北城区域的扩展，内置入榆林卫；成化二十二年（1486），有巡抚黄黻再次北推至今古城路一线的城池的扩展。是为北城，榆林由寨城而为卫城、镇城；

三拓榆阳 弘治八年（1495）十二月，巡抚熊绣将中城的南城墙由怀德门一线南拓至榆阳河北岸即今之镇远门一线，是为南城，城池规模进一步增大，防御功能进一步增强，步入九边重镇行列。

正德十年（1515），总制邓璋拟将城池延扩到镇远门以外的南关阁一线，奏请获批，但由于战争和技术等原因未能实际落实。

如上，勘核厘清“三拓榆阳”，对于榆林的城池、衙署等一系列建筑构筑物的断代和历史事件的因应，对于完整揭示和客观评价榆林早期的历史地位，对于更清晰认识和合理评价王祯与余子俊等历史人物，都具有重要意义。

时至今日，许多文史资料和博物馆等还在沿袭《榆林府志》的三拓之说。“三拓”成谜，榆林人讲自己的历史，希望不要有模糊不清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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