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有古城：作为源头的江南

在2019年7月6日召开的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世界遗产大会）上，“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时另一处入选名录的中国文化遗产是“盐城黄海湿地”。

良渚古城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诚如与会代表所言，“良渚古城遗址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提供了实证，申遗成功表明其文化价值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也体现了良渚文化和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

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将中国城市的历史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文明的起源。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城市”在当前“文明”考古学上的意义。按照现今流行的“文明起源”理论，“城市（遗址）”的发现，就是某一古代文化遗址，是否有资格上升为“文明”的最重要甚至最具决定性的指标。众所周知，两河文明，古埃及、古印度文明，之所以受到世人承认并享有公认的悠久历史，就是因为发掘出了相对早期的城市遗址。

于是，中国古城遗址的发现与断代，就成为中国文明起源的关键标志。历史上发现的中国古城遗址，比如二里头（夏代宫殿）遗址（距今3800-3500年），新砦遗址（距今4000年左右），在年代上都没有更大突破。因此，发现更早期的史前遗址，是希望寻找中国“文明”源头以建立谱系的考古学家最看重的一项工作。而寻找“古城”遗址，是这项事业中最具建设性和操作性的实践方式。

而2007年12月在杭州余杭发现的“良渚古城”，作为中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城市遗址——在公元前2600-2500年之间，距今近5000年——无疑将这项事业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之后的5年中，这座290多万平方米的古城，还一度成为中国面积最大的史前城址（直到2012年陕西神木发现了面积约425万平米的石峁古城）。当然，良渚古城在中国文明史上，以最久远的年代，始终享有“中华第一城”的称誉，至今未被超越。

良渚古城复原想象图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发现

良渚文化最早发现于1935年，发现人是余杭地方学者施更昕。在西湖博物馆的支持下，他当时在良渚发掘出大量陶器、石器及玉器。陶器主要有鼎、壶、簋、盘等，石器有斧、钺、有段石锛等，玉器有璧、环等。由于最初的发现地位于余杭县的良渚村，按照考古学文化命名的一般方式，将其称作“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自被发现以后，长期以来，一直被当作长江下游具有地方特色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直到上世纪80年代，江苏吴县草鞋山和张浦赵陵山、武进寺墩，江阴高城墩，浙江嘉兴雀幕桥、杭州水田畈，上海闵行区马桥、青浦区福泉山、浙江余杭莫角山等遗址被陆续发现，良渚文化才逐渐被认可为能代表中国南方史前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源头。其中，又以位于良渚文化核心区域的瑶山和反山，以及上海的福泉山所发掘的贵族墓地最具代表性。

上述提到的这些贵族墓地遗址中，除了出土了稻谷、竹编、陶器以及丝麻织物外，还留下了璧、琮、钺、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镯、玉管、玉珠、玉坠等数量极为巨大的玉器制品。而且，每件玉器上几乎都有非常精美的雕刻纹饰。

良渚玉器代表（图片取自良渚博物院网站）

那么，考古学家有理由设想，留下如此众多遗址，并能制作如此数量惊人的精致玉器的群体，不应是只能依靠狩猎采集谋生的人群。仅从对物质生产的朴素认识便可知道，即使在技术进步的当下，生产这些物质产品，也需要耗费能工巧匠相当的时日。何况在4500多年之前。

这无疑表示了，良渚文化的实践者应该具有发达的生产能力和健全完善的再分配制度。通俗地说，需要有人管理农业生产和分配，以养活相当数量专业从事玉器或其他物品制作的专门工匠。

进而联想到，这些入葬于瑶山、反山以及福泉山墓地，拥有大量随葬品的墓主人，生前不应只是某个村落的首领，而很可能是某个具有更复杂结构社会的一员。要证明这个“更复杂结构的社会”假设成立的方式，莫过于找到其真实存在的证据：比如，一座城址。

良渚古城立体图示（良渚博物馆制）

但一度令研究者感到困惑的是，这个证据迟迟没有现身，直到2006年6月～2007年1月，浙江考古研究所为保护良渚遗址，而将保护区内农民外迁安置，在为他们选址新建住宅的过程中，为妥善起见，对建屋点地下及周边地区进行了试挖掘。

而这次勘探发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首先是良渚时期的古河道，接着是人工堆筑的石块。再接下去，通过对良渚遗址周边的全面发掘，发现了由城墙及城墙内外壕沟共同组成的良渚古城遗址。

良渚有古城

那么，这座“良渚古城”到底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有价值的文化信息呢？根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古城遗址2006~2007年的发掘》（以下简称《发掘》）一文显示，“良渚古城的范围南北长约1800~1900、东西宽约1500~1700米，总面积约290余万平方米。其布局大致呈正南北方向，从保存较好的东南角看应为圆角长方形。城墙底部普遍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其上再用较纯净的黄色黏土堆筑而成，底部宽度多在40~60米左右。”

城墙分布范围及发掘区位置示意图（摘自《发掘》）

如图可见，这座古城遗址在东北和西南角各依山势，西北沿东苕溪，东南则跨良渚港，基本为一个规则的封闭矩形区域。古城内部中心“有面积约30余万平方米、高约10米的莫角山大型人工堆建基址，还有反山贵族墓地等重要遗址。”

良渚古城遗址分布彩图（杭州网新闻配图）

可以看到古城遗址内部各主要功能区的分布。除城墙和莫角山外，还可以辨识出居址和墓地这两部分主要分块，基本在城中均匀分布。在城中莫角山遗址的发掘中可见，这是“一个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人工营造土高台，发现大片夯土层和夯窝等建筑遗迹，以及成排的柱洞，说明上面曾经有大型建筑，另外还有6个供祭祀时用的大土坑。”除此之外，对古城内部的考古发掘尚在进行中，其中是否有道路存在，以及各区域之间的具体布局关系，也有待进一步考察。

根据《发掘》一文对整个区域的综合考察，还可以发现，“在城外，位于古城东北方向约3.5公里的自然山上，有瑶山祭坛和贵族墓地，位于西北方向约1.5公里的自然山上有汇观山祭坛和贵族墓地。”此外，在古城北部的塘山、南部的卞家山，还发现了良渚晚期的墓葬和其他遗址（包括玉料和码头遗迹都有发掘）。

这样，良渚古城的发现，就把从1930年代以来所有良渚文化遗址融合成一个有机整体。那些随葬了大量精美玉器的良渚贵族墓地的墓主人，很可能在某个时段共同参与了以古城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留下了许多至今难解的玉琮、玉璧等物质文化遗存，也进行过包括农业生产和猎头远征（这很可能为那些玉器的功能提供合理的解释）在内的大量文化实践。

值得一提的是，这座史前古城尚未发现城门。这让人们不由得对史前城市的定义产生了一些困惑。但根据《发掘》的显示，“通过钻探和发掘，我们认识到良渚古城周围当时存在较大的水域面积”，同时古城外围码头遗迹的发现和城墙与水域之间有规律的间隔部分似乎都表明，水路网络在当时居民生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这与后来该地生活的百越居民的生活方式保持了一种气质上的连续性。

从“良渚古城”知道更多

良渚古城的发现，见证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文明的薄发。几乎同一时期，中国大地上已经或即将出现的史前文明还有许多 。比如辽西牛梁河遗址群、湖北天门石家河古城遗址、陕西神木石峁古城遗址，以及河南偃师二里头古城遗址，都有早期城市的一些具体特征。

而相比这些新石器时代至文明史早期的古城，良渚古城自有其独特意义。首先，规模巨大，物质文化遗存之丰富，是毋庸置疑的。其次，良渚古城是上述古城遗址中唯一位于长江以南地区的。第三，它是这些古城遗址中年代最早的。

尽管良渚古城留下“没有城门”、“道路痕迹尚在发掘”、“城墙是否具有防御功能”等疑惑，但这都无法动摇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良渚文化”独一无二的南方因素的地位。已故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上世纪末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观点，预见了正因良渚文化等重要文化遗存的存在，足以修正原先“中国文明北方中心起源”的观念。

卫星地图：G320、G104国道的交汇

最后，良渚古城和良渚文明为什么会出现？这注定是考古学家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

让我们跃出有限的平面地图，从更为立体的卫星地图，来审视良渚古城的位置。从卫星地图可见，今天G320国道（从云南瑞丽到上海）和G104国道（从北京开始，经过安徽到福州）在“良渚古城”所属的杭州湾平原相交。前者沿着钱塘江上游的富春江河谷，可以穿过浙西山地，进入江西、湖南等广义的南方，接入云贵高原。后者过江北后穿越皖、豫。这两条路线，在今天分别代表了从整个“南方”腹地和“北方”秦岭-淮河一线，两种人力、物力的流动方向。

那么在史前时代，这两个方向的人群流动——分别来自浙西和皖北方向——应该同样存在。这两股人群交汇于长江下游三角洲平原，代表了不同的生产方式和文化来源。这样两个不同的人群交汇，恰好符合人类学关于文明诞生的“物质生产势差”理论，或许可以为良渚古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地区的出现，提供有力解释。这也让我们获得了更广阔的视角，来审视同时期其他古城的出现，乃至对中国城市和文明发展的脉络有更深入的认识。当然，这一切离不开更多考古发现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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