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传统与时尚完美融合的陕西新形象需讲好陕西故事。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讲好陕西故事，突出讲好守护根脉、传承文明的历史故事，理想如炽、信念如
张阿利
刘蒙之
本报见习记者 孟珂 记者 康传义
站在历史高度书写时代
——访著名作家、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高建群
讲故事，不是为了让大家听故事本身，而是通过故事讲述我们辉煌的历史，展示我们人民的精神，总结我们古老的智慧。文艺创作者应该跳出自己的小格局，走到社会生活中，走到普通群众中，放下身段，深入地观察、发现进而描绘这个时代。作为文化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将欠下这个时代一笔债。
记者：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讲好陕西故事。您如何理解“讲好陕西故事”的必要性？
高建群：陕西是文化资源大省，遍地是宝。从三秦大地上挖掘出我们的故事，将这些故事变为艺术，讲给全国、讲给世界听，我们责无旁贷。
我们讲故事，不是为了让大家听故事本身，而是通过故事讲述我们辉煌的历史，展示我们人民的精神，总结我们古老的智慧。要有大格局，要有大气象，要怀着一颗敬畏之心去表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陕西文化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过三次重大的影响。一次是上世纪60年代长安画派的辉煌，一次是80年代西部电影的辉煌，一次是90年代文学陕军的辉煌。我相信，只要我们认真地把自己的优秀文化挖掘、弘扬出来，陕西还将给中国文坛和艺术界带来新的、巨大的惊喜。
记者：作为文化资源大省，我们不缺传统文化，不缺故事，但缺少“说书人”。从文艺创作的角度看，陕西怎样才能讲好自己的故事？
高建群：文艺的高峰从来都扎根在深厚的文化土壤中。法国作家大仲马说过，历史是一枚钉子，用来挂他的小说。同样，我们也需要找出一枚枚清晰可见的钉子，在真实的历史和生活的基础上发挥想象力进行创作。
三秦大地上丰富的文化资源，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但我们对资源的重视和挖掘还远远不够。我们缺少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审视和驾驭这些题材的能力。拿历史文化来说，一座长安城，半部中华史。这片土地上出现过许多重要的事件和人物。历史有许多的节点和拐点，将这些节点和拐点写出来了，一部文明史就写出来了。我此刻正在陕北采风，参观了神木县的石峁遗址，它背后的故事就是这样，足以形成大开大合的宏大叙事。该遗址是我国已发现的史前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专家推断年代大约在距今3800年至4200年之间。当时黄帝氏族的部落中最大的一支，自山西汾河流域的尧都漂移到石峁居住繁衍，形成蔚为壮观的轩辕城居住群，又漂移到甘肃形成齐家坪文化，再漂移到关中平原，后来成为周王朝的先民。
当代文化也是一样。文艺创作者应该跳出自己的小格局，走到社会生活中，走到普通群众中，放下你的身段，深入地观察、发现、进而描绘这个时代。作为文化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将欠下这个时代一笔债。
记者：陕西“十三五”规划指出，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提升陕西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强省。在您看来，实现文化强省目标的关键何在？
高建群：在发展文化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尊重文化发展的规律，尊重文艺创作的规律。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文化的独立性，认识到文化强大的精神力量，警惕将文化仅仅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或实现形象宣传的手段的观念。文化本身就是目的，艺术本身就是目的。最近我在《我的菩提树》一书的签售仪式上说，拥书半城，既富且贵。经济发展了，有钱了，那只是富，不是贵。
同时，我们的文化要注重面向市场，一定要走市场。你的书，你的影视，你的戏剧，挣回来了钱，将陕西的国民生产总值拉动了零点几个百分点，那才叫水平。其实艺术规律和市场规律并不矛盾，优秀的作品往往既能够在艺术造诣上达到一定高度，又能够带来不可估量的经济效益。要相信，真正的艺术一定有它的市场和受众，即使是普通老百姓，对作品的优劣也具备很强的鉴别力。
用陕西元素讲世界故事
——访陕西省电影家协会主席、西北大学广播电影电视系教授张阿利
好电影需要好故事，需要找好故事、写好故事、演好故事。本土化和国际化并不矛盾，事实上这两者是要寻求相互勾连和融合的。当我们操作本土化题材的时候，一定要有世界眼光、全球视野，用陕西元素讲世界故事，而不是为本土化而本土化。
记者：陕西电影曾经取得非常辉煌的成就，上世纪80年代，西影厂诞生了很多载入中国电影史册的作品，并走向了世界。您如何评价近年来陕西影视作品对陕西故事的展现？
张阿利：近几年来，在表现陕西历史和现代生活方面，我们的电视剧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对讲述陕西故事作出了较大贡献。其中的代表作品如电视剧《白鹿原》《大秦帝国》《长征大会师》《保卫延安》等，在全国都获得了不错的反响。相对而言，我们的电影精品力作并不多。
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陕西电影正在努力迎头赶上。第一，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的举办，对传播陕西电影品牌的作用会越来越显著。第二，西部电影集团重新进行了产业定位和布局，打造的西影电影圈子的效应开始显现。第三，在西部电影集团之外，陕西电影其他方面的制作力量也进行了产业化的平台建设，如陕旅影视、陕文投、曲江影视以及一路阳光、光中影视、五洲影视等民营影视公司。第四，我们的一些作品重新开始发扬西部电影的精神，回归现实主义传统。整体来讲，我们已经在做一些努力，但见效还需要时间。
记者：在您看来，近年来陕西电影精品力作不多的主要原因何在，需要如何突破？
张阿利：好电影需要好故事，需要找好故事，写好故事，演好故事。整体上来讲，我们电影目前的叙事能力较弱，往往过于形式化或者商业化。这也反映出我们电影人才的缺乏。我们必须更加注重提高内容生产的能力，注重打造影视产业和影视教育高度结合的人才培养方式。
此外，我们电影的发展对市场经济的利用尚不充分，也缺乏产业运作的人才和品牌性的集团公司的引领，电影产业化发展不足。我们现在要致力于共建陕西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经济环境，只有把“池子”做大，才能有“大鱼”。
记者：您之前提到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这样的平台对陕西电影“走出去”有重要推动作用，同时可能促进我们电影在叙事方式上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对于展现陕西历史和社会现实的电影作品，应当如何处理好本土化和国际化之间的关系？
张阿利：本土化和国际化并不矛盾，事实上这两者是要寻求相互勾连和融合的。西影过去的一些电影，比如《霸王别姬》《活着》等等，之所以获得国际关注，正是源于它们对人性的关照和表达，这就具有了共同关注性和普世性价值。当我们操作本土化题材的时候，一定要有世界眼光、全球视野，用陕西元素讲世界故事，而不是为本土化而本土化。举个简单的例子，不能因为我喜欢吃面条就让全世界的人都吃面条，别人可能很难理解我为什么喜欢，但如果将面条作为一个元素去讲述人性的东西，就可能形成有趣的故事。
让文化资源和当代人有效沟通
——访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刘蒙之
今天，我们需要从文化资源中挖掘更加有益于当代的意义，从而生产出更加适应当代传播的作品，让这些珍贵的文化资源和当代人实现有效沟通。
记者：扛好文化陕西这面大旗，要发扬中国精神，讲好中国故事。您如何看待讲好陕西故事对弘扬陕西文化的作用？
刘蒙之：我也在思考，为什么我们如此强调要讲好故事。其实所有的文本都可以归为两大类，故事的和非故事的，而故事往往是诉诸感性的。传播学中讲说服手法有两种，诉诸感性和诉诸理性，诉诸感性能够更快、更容易地抵达受众的心灵，使其产生共鸣和认同。这样看来，我们就能够理解讲好故事的重要性了，它能够使得我们的文化呈现得更丰富、立体，更震撼人心，从而促进价值传播。
记者：从新闻传播到文艺创作，我们在讲述陕西故事时，对本土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存在怎样的不足？
刘蒙之：基于陕西本土文化的特点，我想陕西故事可以分为三大类别，即历史故事、革命故事、建设和发展故事或者说当代故事。对于历史和革命故事的讲述，前人给我们奠定了基础，但也正因如此，我们对于历史和红色文化资源的认知，受到了前人很大的影响，我们的表述也往往停留在已有的范式。而这些范式受到当时政治、经济、社会情境的制约，具有历史局限性。今天，我们需要从这些文化资源中挖掘出更加有益于当代的意义，从而生产出更加适应当代传播的作品，让这些珍贵的文化资源和当代人实现有效沟通。
另一方面，我们提到文化资源时，常常忽略了当代文化。传统文化固然重要，但我们不能躺在传统的温床上。对于当代文化的传播、当代故事的讲述，我们需要更重视。
记者：无论是讲述历史和革命故事，还是讲述当代故事，如何讲都是关键问题。在具体实践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刘蒙之：在我的理解中，既然是故事，就有几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包括人物、主题（人物承载的时代精神）以及戏剧张力。基于此，我们应当首先坚持这样几个理念：立足于实际生活；诉诸情感，在关注人物活动的同时关注他的内心世界；以实现价值传播为目标，关注受众对主题和形式的接受度。
具体到操作层面，我认为目前我们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话语体系上，摒弃那些陈旧的、缺乏生命力的词汇、套路，更加重视呈现真相、细节。第二，精神载体即人物的选择上，突破对我们所熟知的人物的重复表达，挖掘更多契合时代精神的新人物。第三，平台和渠道上，根据不同传播对象的特点，尝试多种媒介形式的表达，包括非虚构写作、电视节目、纪录片等各种门类。第四，讲述者上，引入他者的眼光，以突破我们讲自己故事时难以避免的思维定势。比如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所写的《空谷幽兰》，就是一部关于中国隐士文化的作品，取材地就在秦岭，该书在世界上非常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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