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父的绘画
▼二伯的木刻《牧禽少女》。
回玉林家中，翻捡旧物，发现了一张画，一张木刻，没有题签，没有署名，但我记得是伯父所作，作画时间应该是20世纪50年代，与我的年龄相仿佛。这幅画表现的是一农家少女在喂家禽，前景一大帮鹅，后面还有猪、鸡等，构图紧凑，场面生动，景物简洁，透视准确，女孩子充满青春气息，还带着动感，我将它题为《牧禽少女》收藏起来。
这幅画原来放在老家，混杂于一堆旧物中，里面有一些伯父的书画，包括他作于文革中的几张木刻，还有几本《艺用人体结构》《怎样画水彩》等书。我从中抽出这张木刻，带出来以资纪念。没多久，家里的老房子于一次暴风雨中坍塌，那堆旧物不见了踪影。
伯父1922年生人，那时祖父已经三十多岁。在此之前，祖父的前妻梁氏曾经有个女儿，但没能养下来。后来梁氏因病辞世，祖父才续娶了我的祖母杨氏。祖母忒能生，养了四男二女，除了有一女儿十来岁时死于狂犬病，其他几位都长大成人，陆续成为国家干部。
这得益于祖父的远见，作为一个旧时代的读书人，他毕业于广西最早的高等学府 清末桂林优级师范学堂，虽然他一生当的只是小职员或乡村教师，却想让子女有文化，不被人欺侮，于时，五个子女都送去读书，最不济也小学毕业，能写一手好字。这在我们桂东南的小山村里，是不多见的。
读书最多的就数二伯父了，他进桂林艺专学画画，属于广西最早进专门学校学习艺术的那一拨人。那时候，祖父还在世，但已风烛残年，二伯在学校里的开销，全靠在贺县平桂矿务局当矿警的三伯接济。有一次，眼看着吃饭钱没有了，三伯的钱还没寄来，二伯看来就要饿肚子了，心里很是着急。
这一天，他到漓江边的码头上给一位同学送行，同学走了，他百无聊赖地走上码头，正走着，一个银元从前面走着的人口袋里掉下来，滴溜溜一直滚到二伯跟前，二伯抬起脚，轻轻将银元踩到脚下，无事一般读着街边的广告。那人自觉丢了东西，回过头来到处找，却什么也没找到，只好悻悻而去。
这块银元，足足支持了二伯一个星期的伙食，直到三伯的钱寄来。二伯后来跟我说：人在饿肚子之际。只要不是偷盗抢掠，什么礼义廉耻，都会暂时放过一边。
二伯其实是个十分温良恭俭让的人，第一次失恋，便只知道将自己关在家里长吁短叹，是祖母的一顿臭骂警醒了他，使他知道天下不止有一个女人。
他毕业后回到容县中学当美术教员，培养了县里最早的一些美术人才。后来他自己提出调回老家杨梅中心小学。“文革”中被造反派揪出来批斗。因他写得一手好字，造反派没怎么为难他，只让他提着红漆桶，到处写最高指示。刚建成的杨梅大桥，护栏上布满了他写的毛主席语录。他的字接近台阁体，虽没有多少个性，但圆润丰满、四平八稳，很受乡邻欢迎。再后来，他又自己提出调回到村里的红石小学，还为新建的校门题写了校名。从他与一位叔祖的闲聊中，知道他喜欢读书看报，关心天下大事，懂得全息摄影、杂交优势什么的。他在老家小学不是教美术，而是改教数学，由他创立的什么教学法，还被地方报纸报道，在县里推广。
他虽然一生从教，却极不愿意后人当教师，经常跟我们说“教子教孙也不要当教师”。我考进师范，他深表遗憾。我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他才高兴起来。他也许没想到，许多事其实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二伯很晚才结婚，聘礼是我亲手养大的两只鹅。他后来生了四个女儿，他大女儿在他辞世后不久考上工科大学，毕业后还是当了教师，现在是广西大学的教授。
伯父一生画过不少画，他曾遗憾地对我说，他有过一幅什么作品，给玉林《大众报》投稿，编辑回信让他改一下，他却一直没改，至于出于什么原因，是编辑的意见让他难以接受，自己不想改，还是他一时不知道怎么改，不得而知，因而那作品没能刊出。我考师范时，请他突击性补了两节美术课，也就仅仅一个下午，他随手送了两本参考书让我看。上学后我发现，自己的美术水准在班上竟然还算比较高的，许多同学都还是一张白纸！
岁月悠悠，白驹过隙，转眼间快到二伯的百岁诞辰，他这幅“牧禽图”也已花甲之龄，如今我将它公之于众，算是对伯父的一个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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