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富家太太到普通劳动者 归侨林妹自述
▲林妹（右二）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
▲林妹一家在印尼属于有房有车有仆人的富裕阶层。
编者按：
玉林市是广西最大的侨乡。新中国成立之初，无数海外热血华侨青年怀揣报效祖国、建设家乡的宏伟抱负，毅然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主动投身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他们中一部分人来到了玉林。这些主要来自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的归侨为建设玉林，播撒他们的青春和热血。如今进入古稀和耄耋之年的他们，仍为玉林倾注深情、发挥余热。本报今天起陆续推出系列老归侨的报道，展现老归侨在祖国建设各个时期的爱国奉献精神。
【口述人物简介】
林妹，原名林丽香，祖籍福建。1912年出生在如今的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5岁时随从父母从澳门迁居印尼发展。18岁与丈夫相识、成婚。成婚后与时任雅加达广东商会副会长的丈夫积极组织爱国活动，抗战时期利用商会的便利，发动当地华侨为祖国捐款捐物，资助国内抗战。1960年，舍弃印尼的富裕生活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定居玉林之后，先后在工厂食堂、托儿所、包装车间工作。
时间：2021年5月7日
地点：林妹家中
采 访 者：卢啸天
华侨属性：印度尼西亚归侨
南 洋 物：无
整 理 者：卢啸天 莫丽莹
抗战时期，组织华侨华人募捐支持国家抗日
我叫林丽香，林妹是后来改的名字。我的祖籍是福建省。我出生在广东新会也就是如今的广东省江门市的新会区。小时候，我的父母在澳门开餐厅，那时的生活还算可以，后来，好多广东人下南洋找门路，其中也有一些人在印尼发财致富。受到这些同乡的影响，我父亲将澳门的餐馆盘出去，带着钱到印尼发展。当时我才5岁。我父母到印尼雅加达后也开了一家餐厅，依靠着这家餐厅，我们的生活慢慢好了起来。18岁的时候，我认识了丈夫何景，当时他的名字叫何景培，不久我们就结婚了。
结婚前，我丈夫帮别人打工，在金铺做技术活。结婚后，他利用前几年打工攒下来的钱开了家小金铺。因为他打首饰的技术相当好，好多人喜欢找他做首饰，所以金铺的生意越来越好，我们的生活有了很大改观。后来发展成两间金铺，一家餐馆。当时我们家请了三个保姆、两个司机。保姆负责打扫卫生、照顾小孩、洗衣服之类的日常工作，司机负责接送孩子等，我的生活比较安逸。
我结婚以后基本上都是在家里带孩子，照顾家庭。丈夫的公司不需要我去打理。我们生育了四男一女，最大那个是女儿。他们到了入学的年龄后，就到印尼雅加达的华文学校学习。在这些华文学校里面，不单单教中文，也教印尼文。但是我们在家都是用广东话进行交流。
因为我父母开餐厅，所以我做菜也相当不错。有时我在家炒米粉，做多点给邻居品尝。他们吃了以后都觉得非常好吃，建议我每天炒点米粉卖。当时我比较空闲，就听从邻居的意见，每天在家炒米粉卖，炒多少卖多少，卖完就休息。
后来我丈夫在印尼当上了雅加达广东商会副会长。那时候正当日本侵略中国，中国政府向世界华侨华人寻找援助，希望海外的爱国华侨华人能够提供一些人力、物力上的支援。因为我丈夫是商会的副会长，在发动华侨华人捐钱捐物上有一些便利，所以他做了带头人，经常组织华侨华人募捐钱物支持祖国抗日。这些别人捐助的钱物，就交给我算账管理，把钱转账到指定的账号，或者把物品寄到指定的地址。这种爱国活动一直坚持到新中国成立。
放弃舒适生活，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尼。我丈夫作为侨领，很幸运地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
当时新中国号召华侨华人回国参加建设。可是好多华侨华人对中国国内的情况不太了解，且在印尼生活已经成了习惯，害怕不能适应国内的生活，特别是一些家属，换一个地方居住都觉得很为难。所以回不回国，好多人难以做出决定。我丈夫是侨领，如果他不带头，就很难说服别人回国。因此，他带头报名，决定全家一起回国。那时我的大女儿年纪已经比较大了，有她自己的朋友圈，所以我们就让她自己决定回还是不回，她选择留在当地。
当时我的父母和妹妹都叫我不要回去，但是我想想，所谓夫唱妇随，既然嫁给了阿景，天涯海角都应该跟着他，他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我记得我们这一批回国的人是印尼华侨回国的第一批，总共有2000多人。我们回国坐的轮船，是由中国政府派出的接侨船。一上船，我丈夫就把名字改为何景，把我的名字改为林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改名字，后来也没有问过，我心想，是不是他认为这样可以与过去的富裕生活划清界限？
轮船把我们送到广州，停在黄埔港码头。有很多人到码头接我们，比如广东省的省长，还有中央的一些部门领导。下船后，我们在广州停留了一个多月。
在广州的时候，领导问我们，愿意到哪里去工作？当时的玉林专区画了一幅玉林饭店的画，拿到广州告诉我们，玉林的条件很好，现在缺乏技术人员，希望我们到玉林工作。我们觉得这幅画中的玉林很好，就同意到玉林工作。
定居玉林，成为一名普通劳动者
我们从广州到南宁，又从南宁到了玉林，拖家带口，非常疲惫。但是更让人疲惫的是，到了玉林以后一看，哎哟，大家都哭了。那张画真的画得太漂亮了，但是现实让我们失望，觉得玉林非常落后，非常贫穷。
我丈夫说，既来之，则安之，我们回国是参加建设的，而不是回来享受的。慢慢地，大家都安定下来了。我丈夫因为懂技术，和大儿子被安排到机械厂工作，后来又到插秧机厂、拖拉机厂工作。
我们回国的时间是1960年，丈夫当时已经58岁，我也48岁了，说实在话，玉林的生活与我们在印尼的生活，不管是气候、饮食还是生活习惯，都相差很远。我们年龄又这么大了，开头的时候非常不适应，可我丈夫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回去。他说既然回来了，就不要想别的了。他虽然年纪比较大，但在工厂工作很能吃苦，加上他懂技术，很多工人都非常尊重他。
我丈夫在厂里做机床，在这个岗位，他进行了不少技术革新。他在工作上表现突出，受到了好多同事、领导的赞扬。1961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就我丈夫进行技术革新的事迹进行了报道。
当初回国的时候，我们还带了不少家具，如缝纫机、自行车都是新的。我丈夫在通用机械厂仿造了在印尼带回来的自行车，制造出玉林的第一辆自行车，叫“英雄牌”自行车。
后来我丈夫又调到插秧机厂工作，做插秧机零部件的模具，他也进行了比较多的革新。拖拉机厂成立后，他又调到拖拉机厂工作。
在印尼的时候，我实际上没做过什么工作。回国后，我丈夫对我说，在新中国人人平等，人人都工作，不能当寄生虫，所以我就去找领导要求参加工作。那时领导按照我的具体情况，觉得年纪这么大了，安排在工厂工作肯定不合适。我就要求安排我去食堂干活，看到领导为难，我就说不要工资也去干，领导看到我决心这么大，就同意我去食堂帮忙。后来厂里成立了托儿所，就让我去托儿所工作，这时我才领到了回国后的第一份工资。
我喜欢在托儿所的工作。我喜欢孩子，孩子也喜欢我。那时候，托儿所的条件比较差，很多该有的东西都没有，我把从印尼带回来的搪瓷餐具都送给幼儿园。有时职工上晚班不能带孩子，我就把孩子带回家帮忙照顾，直到他们的父母下班来接回去。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有一些托儿所的孩子来看我。
后来厂里不办托儿所，我就到厂里的包装车间去钉木箱。说实话，那个工作对我这个没干过家务以外工作的人来说，很不适应。刚开始的时候，经常砸到手，但我不会落后于别人，包扎一下继续干。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去印尼看女儿比较方便了。大女儿的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有大型超市、物流、汽车销售公司。女儿曾经问她父亲要不要回印尼生活，但她父亲说落叶归根，祖国才是最大的家，再也不回印尼了。
当初从印尼回国，在物质生活条件上与国外差别真的很大，但丈夫和我都没有后悔。1982年，我丈夫去世，几百名工友同事一起来相送，在那一刻，我更感到了回国的价值。到了今天，越来越觉得我们当初的选择是对的。我们参与建设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她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裕，从被人欺凌成为世界强国。而我们就在其中，作为建设大军的一员，贡献了我们微薄的力量，感到非常自豪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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