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父亲
“越是困难越是不能忘记本分，生活再好也要朴素。”父亲常常这样教育我们。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家里穷，儿女多，爷爷奶奶只供得起父亲一人读书。父亲初中毕业后，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参加了枝柳铁路、万龙渡槽建设。
父亲作为优秀建设者，当选为玉林地区第一届共青团代表大会代表。我在他珍藏的大会笔记本里面，发现一张空白工分票。母亲告诉我，这是父亲去福绵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时发的，按规定发给工分票作为会议补助，但父亲认为，出来开会，公家已提供了开会用餐，自己没有参加劳动，不能回去再要工分，于是这张空白工分票就夹进了笔记本。
父亲觉得自己一个出身贫困的农村侬，吃上了国家粮，入了党并被录取为国家干部，是新中国带给他的福。于是他给自己悄悄立了规矩：作为国家干部，绝不会为自己谋一点私利。
我的七叔后来获得一个进修学习的机会，他一直想要一个行李箱放点东西。在那个物质缺乏的年代，箱子也是珍贵的。七叔了解到供销社每个月都卖好几箱肥皂，而装肥皂的薄木板箱就是一个现成的行李箱，肥皂卖完后，谁想要这个箱子就是跟领导打声招呼的事。
七叔相信他当公社领导的哥哥能帮他的忙，就跟我父亲说，能不能和供销社的领导讲一声，让人家留一个包装箱出来。父亲答应了，但一直到七叔进修结束，父亲愣是没从供销社拿回肥皂箱，其实父亲压根就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他不想占公家的便宜。
从小我就在公社大院长大，大院里有两棵柿子树枝繁叶茂，每年秋天结满了沉甸甸的果子。平时树根都围着一圈荆棘，预防小孩爬上树去偷果子。果子成熟之后，公社食堂总务就会安排人员统一摘果。
有一年，公社摘掉果子后的第2天，我爬上树仔细寻找，在那些枝繁叶茂的地方，捡漏找到六七个青青的小柿果。父亲回家看到我摘回来的果后，让我去总务处退了。我很不高兴，辩解说那是我捡漏得来的，父亲很生气地说：“只要果树是公家的，所有的果子都是公家的，不存在捡漏的问题。”
见我不敢去，父亲便把我带到总务处，让我承认错误并退掉了柿果。
后来父亲调回到城内工作，但他艰苦朴素的作风一直没有改变过，上班经常是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带着一个大大的笠帽，骑着他那辆28寸的老凤凰牌自行车。按他的级别，他完全可以使用公家的摩托车。但在城区工作十五年，他上下班总是骑他那辆老自行车，从没有去办过驾驶证，一天都没有用过公家的摩托车。
当我们感叹别人家装有电话、谁谁买了地建起一栋私宅时，父亲总是说：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反贪污行贿、反铺张浪费已经成为我的烙印。
退休前半年，父亲病倒了，虽饱受病痛折磨，但他在生命垂危之际却没有忘记自己的工作。临终前十天，父亲恍恍惚惚醒过来，让我打电话给他单位领导，将他经手的工作和保管的财物一一移交，并在移交文件上颤抖地签了自己的名字，他说，那是他一辈子写得最丑的签名了。
父亲去世后，参加告别仪式的人很多，他身上覆盖的党旗显得特别鲜艳。父亲用他一辈子的行动实践着他的承诺。
父亲青年时期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风餐露宿，让他一辈子离不开风湿药。我曾经问过他，如果知道会落下病根，你还会参加这么艰苦的工作吗？父亲说，不能参与大建设，会后悔一辈子的！
父亲不讲大道理，他的言传身教，却让我们铭刻在心、终生受益。
公家的钱物不能贪、公家的便宜不能占、公家的事放在第一位，这就是我的“三公”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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