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起腰杆往前闯
刘甲凡
听母亲说，她是5岁那年缠脚的，算来应该是1921年，离政府禁缠足快十年了，本可免受这场灾难，可封闭落后的穷乡僻壤和古板愚昧的姥爷，生生让母亲做了最后的牺牲品。
母亲20岁那年和我父亲结婚了，先后生下了我们姐弟四个。奶奶去世早，里里外外的营生都落到了母亲身上。缝补衣服、推磨压碾、喂猪喂鸡、洗衣做饭，农忙时节要下地干农活儿。打我记事起，一年365天，母亲每天都是从鸡叫忙到夜深，一双小脚颠颠的从不停歇。
我8岁那年，人民公社成立了。这年，心直口快的父亲被打入另册，发配到宫家岛机关农场劳动改造去了。母亲大病一场，卧床不起40多天，等勉强支撑起身子，生产队的劳动已经在等着她了。村里安排她的活儿是为食堂磨面，她每天早早到仓库把一大袋子粮食扛到磨坊，再到饲养院牵来毛驴，吆着毛驴“赶圈集”，磨好的面粉，再扛到食堂去。我多少次看到，一大袋粮食压在母亲肩头上，她单薄的身躯佝偻着，一双小脚趔趔趄趄。尤其到了冬天，冰雪路上，母亲不知摔了多少跤。有一回脚崴了，一只脚全变黑了，一瘸一拐好多天。
食堂散伙后的那年冬天，爷爷去世了，父亲没有回家。母亲找来木匠，把旧大衣柜改成一口棺材，装殓了爷爷。家里没有粮食，没法给抬老杠的人管饭，妈妈说了一大堆好话，才央了几个人把爷爷抬到坟地安葬了。
开了春，村里实行包产到户，给每人分半亩口粮地。算上离家当民办教师的小姐姐，我们家分得二亩地。这对有劳动力的人家算不了什么，我们家可就难了。母亲没有退缩，领着13岁的哥哥和11岁的我上阵了。
那二亩地都在村南的南塂上，陡峭的山坡地，只能种地瓜。母亲首先领着我们把猪圈里的土粪翻出来，然后借了三爷爷家的鸡公车，把土粪装上满满一车篓，她搭上车襻在后面推，我和哥哥喊着号拼命在前面拉，总算为种地瓜准备了一点点肥料。到了种地瓜的时候，母亲央求队长安排犁犋给起了垄，接下来，挑水、插苗、封窝、刨地头这些活儿，都是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干下来的。可老天爷偏偏不眷顾我们，过了几天，栽上的地瓜苗大多因黑斑病死掉了。母亲又带着我们用小镢头刨窝，一棵棵补栽上去。从春到秋，从种到收，那二亩地上，留下了母亲数不清的尖尖而深深的脚印。就是凭着母亲这股拼死拼活的劲头，最艰难的一道坎儿终于闯过去了。
母亲1米55的小个儿，很是瘦弱，却有着超乎常人的忍受伤痛的毅力。1973年秋天，母亲在夜间抢收地瓜干时把胳膊摔断了，她到玉林店石沟村找乡村医生敷了点药、打了夹板，一天也没休息，照常做家务。到了春节，母亲还用一只手协助着我做了一道豆腐呢。到了她80岁那年，有一次参加邻居家的婚礼时，被冒冒失失的年轻人把腿撞断了。医生为她施行了外科手术和牵引复位，这个治疗过程应该是十分痛苦的，可母亲自始至终没哼一声，她的主治医生和护士都对她竖起了大拇指。
母亲没上过学，不识字，可跟着走南闯北缫丝的姥爷学会了一大堆故事，讲起来绘声绘色，尤其擅长讲谜语，到了晚年，她坐在炕头上，居然还为自己的小脚编了个谜语：“一个兵营臭烘烘，里面住了五个兵，服从命令听指挥，四个卧倒一个冲锋。”听过的人，无不叫绝。
母亲是87岁那年去世的。她清贫一生，却教我们懂得了一个道理：不管身处何种困难境地，只要挺起腰杆往前闯，就不会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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