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婚姻记忆
刘成君
小学尚未念完，家人就不停地唠叨着要让我和村里的一位姑娘定婚，并不停地告诉我早定婚的好处，直到我第二次参加高考上榜后，方才停息。我则一直以沉默来拒绝，因为我想不定婚，生活苦，只苦一阵子；如果定了婚，恐怕要中断学业，和其他人一样，“婆姨一个，孩子一帮”，得“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
而同村的伙伴们，男男女女大都早早地和方圆二十里范围内的“对象”定了亲。有指腹为婚的，有童养媳，有“换亲”的，也有“转亲”的（即乙方家男孩娶甲家女，丙方家男孩娶乙家女，男方家男孩娶丙家女）；但陕北民歌中所说的“拉手手，亲口口”式的自由恋爱是绝对不允许的。一位三四岁吃着糖果，被家人背在背上到邻村定了婚的小伙伴，直到懂事后方才知道自己早已有了未婚妻，但已无法反悔。因为陕北农村千百年来形成的完全由父母包办、媒人说合、宗族同意的定婚，是众人十分慎重决定的事情。想悔婚，可以说是难上加难，这不仅仅是关系到两个人、两个家庭的事情，而且要牵扯到两个宗族、宗亲数十数百人的事情。而定婚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一个“钱”字，女方想着法子要，包括彩礼钱，每年的衣裳钱，逢年过节零花钱，结婚时的修房钱，购置家具用品钱，女方嫁女酒宴开支钱等等，男方若全部答应了，婚就算定成了。当然了，男方家庭条件好一些的，女方索要的少些，而男方家庭越困难，女方的价码就越高。村中一位小伙子于1990年腊月二十八订婚，并商定十天后迎亲结婚。没有文化的女方家人索要的各种费用达两万余元，仅衣服钱就有六千元（这在当时榆林城内能够购买两孔多一点的大窑），女方还提出婚后一月和公婆分家，家产各半。男方预先做了足够的准备，但临时的加码只得向众人借钱应急，我代买了他们定婚、结婚所需的烟和酒，但时至今日，没有人再提起还钱的事了。
男方如期完成了定婚时约定的各项任务，就可以结婚了。吹鼓手吹吹打打，人们赶着毛驴娶新娘，很是热闹。但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大家最关心的是一个“吃”字。记得在那“大锅饭”的年代，邻村一户人家娶媳妇，按照人均2斤准备好的每块2至3两的红烧肉，上了宴席后，可能连过年也难以管饱吃一次肉的亲戚们，为了多吃些，许多人尽量少吃甚至不吃米饭，只用一碗清汤吃肉，吃一、二十块的大有人在，以至于客人未吃饱，肉已吃完，主人只得马上买猪、杀猪，等肉烧好了，没吃饱的客人又饿了，则继续大吃大喝。而有些村庄还出现过买二次猪、甚至买三次猪的事情。
结婚后，马拉松式的生儿育女运动就开始了，他们相信，多一个儿子就多一份劳动力，多一个女儿就多栽了一棵“摇钱树”。但生下儿女后，管他吃饱吃不饱、穿歪与穿好，任其生长；而对于读书，家长们没兴趣，因为书念得多了，耽误了农活不说，苦力也不如没念过书的人。尽管有学校老师苦口婆心地劝学，我们村的大多数男孩子小学毕业就止步了，即使让上学，回到家中也是不能读书写字的，而要从事繁重的劳动；受“女子无才便是德”传统思想的影响，女孩子文盲、半文盲者居多，直到上世纪末，村里几十个女孩子尚没有人念过一天高中的。
传统的生活方式，直接导致了子女对父母的感情较为淡漠，大多数人老了，有儿子送终，却少有儿女养老；婆媳关系紧张，矛盾尖锐；新婚夫妻感情不和，吵嘴打架成了家常便饭，但离婚率极低。这说白了，婚姻质量有问题。
早定婚、早结婚的人，好歹算有了一个家庭。而对那些小时候未定婚的男孩子来说，长到十七、八岁，已经很少有年龄相符的对象可找了，有的只好做了上门女婿，有的找个二婚婆姨，有些则只能守着寒窑当一辈子光棍汉。极个别有心计的小伙子，会向心仪的别人的未婚妻发起“攻势”，最后，趁一月黑风高的夜晚，极为秘密地远走他乡、比翼双飞了。
我虽然从小受到了农村式婚姻的“诱惑”，但我一直和家人争取走求学之路，最后终于脱离“苦海”，在城市里落了户，成了家。如今，小孩已是国家 “985工程”首批九所重点大学之一的大二学生了。而同村的那位姑娘，初中毕业，回村当了几年小学教师后，远嫁到某县城，从幼儿园老师做起，通过自学，取得了相应的文凭和教师任职资格证，在城里的一所中学，当上了初中语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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