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我去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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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山
1973年3月，读初中的兄长暑期从学校借回一本厚厚的书《闪闪的红星》。当时我满11岁了，读小学三年级，粗通文墨。这部小说把我带入了疾暴雨的1931年，一个名叫潘冬子的天真少年从字里行间翩翩向我走来。
文学的力量是无穷的。兄长把书还给了别人，书中闪闪的红星所展示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我。于是，我便在每个星期天都以为集体拾粪积肥的名义，去公社供销社新华书店委托设立的书柜等待这本书。经历了无数次的失望，从春天直到金秋，我才在书柜看到了《闪闪的红星》，不是小说版，而是连环画，价钱是二角二分。我手头只有一角钱，只得隔着玻璃柜台眼巴巴地望着过眼瘾。放学后，没命地给生产队割牛草，割了一个月，也没有攒足买书的现钱，最后一个同学将看破了的连环画册向我折价转让。
在一盏如豆的昏黄灯光下，我看见潘冬子和母亲暂时离开柳溪，转入了深山老林。在当地领导游击队和革命群众进行斗争的红军干部吴修竹，向他们传达了遵义会议的精神，增强了潘冬子和母亲坚持斗争的勇气和力量。为了掩护乡亲们撤退，潘冬子的母亲壮烈牺牲，潘冬子看到母亲的死，变得更加坚强。在闪闪的红星照耀下，潘冬子积极参加对敌斗争，最后迎来了战斗的胜利。
两年之后，当我看到电影《闪闪的红星》，微微有些失望。在李心田的小说原著里，潘冬子离开了米店之后，又被一位可敬的老乡保护和收养，在他家里过了一段时间，最后老乡把卖草药的钱拿出来给冬子作为他继续踏上征途寻找父亲部队的旅费。而潘冬子在一路流浪和追寻中，最终来到了正面交锋的战场上，并且英勇加好运地缴获了一挺机枪交给战士，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我觉得作者这种淡然的叙事值得玩味，令人想到了洗净铅华的“丑小鸭”，而电影特意安排了胡汉三拜访米店的巧合，然后以少年潘冬子在火焰中砍杀胡汉三作为故事的高潮，这种过于巧合的设计使得一个本来比较正常的儿童形象忽然就“样板戏”起来。小说中对成长的侧重，到了电影里变成以塑造一个典型的英雄儿童形象为主，突出斗争路线，突出思想改造，是那个年代的特征，叙事话语基本都是象征话语，所幸改编者在拍摄的过程里多少还是保存了一些文艺者浪漫的气息，才让这部儿童电影并没有真正成为僵硬的躯壳，使我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文学。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台阶。38年逝去，我成了一个“爬格子”的职业人，且小有成就。现在，各种娱乐场所遍布大街小巷，红尘匝地，多彩生姿，我们的文化生活发生了从单一到多元的巨大变化，而我的首选依然是书店。
生命不息，闪闪的红星照耀着我战斗不止。
中共榆林市委组织部
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
市“周周读书 人人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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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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