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桂林地下党组织 □本报记者 李广西 陈跃文 赵伟翔 韦斯敏 文/图
刘敦安(资料图)
夏次叔(资料图)
谢和庚(资料图)
“两广事变”后，托派势力趁机将陶保桓孤立起来，并派人进行监控。面对艰难的局面，陶保桓依然革命热情似火，他独自坚持与反动势力斗智斗勇，积极教育培养进步分子，在桂林各校园的学生中产生广泛影响，成为卓越的学生运动领导者。通过革命活动，陶保桓也愈加深刻地认识到国民党当局的反动和腐朽。
就在这无比压抑、黑暗的时刻，陶保桓决心要找到党组织。在陶保桓看来，只有找到党组织才能找到革命的希望。可让人不解的是，他将找党组织的目光偏偏盯向了桂系的政治中心南宁——桂系军阀对共产党的活动一直保持高压态势，更不会容忍共产党在首府进行活动，陶保桓这样去南宁岂不是凶多吉少？他能成功找到党组织吗？
1学长介绍入党
“陶保桓去南宁的行动是很谨慎的。”在桂林寻访期间，带领我们一路采访的桂林知名文史专家陈宪忠介绍，“两广事变”后，陶保桓多次冒险前往南宁寻找党组织，这一举动无疑充满危险，但他都是借助学生集体活动的机会，暗中四处打听党组织。事实上，陶保桓的分析判断也是正确的。
在“两广事变”前，中共中央就发表了《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之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进逼蒋抗日方针实现。中共中央还选派了一些没有暴露党员身份的人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广西，掌握桂系最高层的动态，其中谢和庚成为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夏次叔任广西省政府秘书兼李宗仁私人秘书。由于共产党赞同桂系的抗日主张，桂系因此希望与中共建立合作关系，同时打入桂系内部的中共党员，根据党的指示间接或直接地影响桂系。
1936年6月下旬，白崇禧采纳谢和庚“组织学生军开展抗日宣传和防蒋防奸工作”的建议，组建了第一届广西学生军。陶保桓、曾世钦、路伟良等学生便利用到南宁参加学生军成立誓师大会的机会，第一次尝试打听党组织的下落。然而，广西地下党组织处于极其秘密状态，无法联系。
尽管如此，陶保桓没有停止寻找党组织的脚步，其入党愿望反而越来越强烈。直到1936年7月，陶保桓联系上一位叫刘敦安的学长，此人是广西师专首届生，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得知这一宝贵线索后，陶保桓和曾世钦等利用桂蒋和谈会议机会再次来到南宁，一心找寻刘敦安。
陈宪忠介绍，刘敦安也是一位革命热血青年。他于1908年出生在广西博白县一个穷苦农民家庭，直到11岁那年才开始读书。后来受到博白革命先驱朱锡昂、朱光翼影响，积极响应革命。1929年至1932年间，朱锡昂、朱光翼先后牺牲，刘敦安凭着坚定的革命意志，想方设法寻找党组织。他先到印度尼西亚，不久被荷兰殖民当局以“共产党宣传”罪驱逐出境，后又转到新加坡，继而到广州、桂林，后考入广西师专。在校期间，刘敦安得到共产党员老师的指引，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揭穿了王公度关于“红军不是革命的，要革命就是利用国民党，依靠广西当局来发展自己的力量”等谬论。在这期间，“刘敦安虽然比陶保桓大一届，但他们在学校的时候便结下了革命友情，共同组织了不少进步活动。”
1936年1月，刘敦安和同学梁寂溪、凌焕衡3人几经周折，在香港找到了革命党人陈勉恕，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广事变”后，刘敦安在民团干校建立中共党支部。后来中共广西省军团成立，刘敦安任书记，他与凌焕衡先后在南宁中山路、南国街建立秘密联络站，收转重要信件，接待、掩护同志。刘敦安一直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斗争，让人痛心的是，1943年，他与同学麦世法等十多位同志被桂系军阀活埋，时年仅35岁。
在学长刘敦安的介绍下，陶保桓加入了梦寐以求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已无从考证陶保桓入党时具体说了什么，但两位赤诚的革命青年在经历百般曲折后聚在一起，那个场面是何等激动，何等振奋！”陈宪忠说。
2点燃桂林地下党
“如果说，他（陶保桓）过去是以一个进步革命青年的身份努力救亡图存，那么入党之后，他便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姿态投入到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中。”陈宪忠说，在党组的领导和教育下，陶保桓激发出更大的革命热情和智慧，工作干劲和勇气倍增。
陶保桓入党后，中共郁江特委筹委会（当时陈岸任书记，到1936年11月中共广西省工委建立后，陈岸为省工委书记）立即派他回桂林重建党组织。这时已临毕业分配，陶保桓从南宁回桂林途中，他第一站便是回到老家融县，找到已在融县中学教书的堂兄陶保恒，组成了融县“反帝反法西斯同盟”，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做好组织准备。随后，陶保桓马不停蹄地回到桂林，被分配在广西省政府教育厅第四科（政治工作）工作。
与广西其他地方一样，桂林的党组织在大革命时期受到严重破坏，一直未恢复。1936年9月，陶保桓、曾世钦与由上海党组织派回广西工作的党员庞敦志（此时已在桂林日报社工作）取得联系，3人成了中共桂林支部，支部的第一次成立会议在南宁中山公园召开，由陶保桓任书记。
陈宪忠介绍，陶保桓带领桂林支部把发展党员和抗日宣传作为首要工作。他利用自己在进步学生中的威望，快速发展壮大党员。“两广事变”前，由陶保桓组建的反帝反法西斯同盟已有盟员34人，成为广西师专学生进步力量的核心领导组织。10月，陶保桓与广西师专第一届毕业的龙德洽先在学校发展了李殷丹、路潘、曾世钦、周甲铭（蒙谷）、莫一凡等10多人入党，建立了中共西大文法学院（广西师专于8月改为西大文法学院）党小组，因为师专的影响大，故初时习惯叫师专党小组，陶保桓任书记。
1936年10月，广西省政府迁至桂林。为适应形势需要，经刘敦安与陶保桓、龙德洽、麦世法、张海鳌共同研究，决定将同盟改名为“抗日反法西斯同盟”，使之成为党直接领导下的外围组织。同盟的负责人是龙德洽和陶保桓，其后，路璠是同盟的书记。陶保桓以职业为掩护深入桂林各学校，以游玩、野餐为名，邀集桂林女中、桂林高中等学校的进步学生到七星岩、老君洞、伏波山等僻静的地方，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假借漓江泛舟组织学生在篷船中阅读马列书籍。通过启发教育后，把他们吸收到同盟中，经进一步考察培养，再吸收其中先进分子入党。
在发动群众抗日方面，1936年11月15日，广西省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省抗日救国会）第二届代表大会在桂林举行。在桂林支部的指导下，党员和进步学生掌握了领导权，号召全省学生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同月中旬，日伪军大举进犯绥远，桂林支部通过发动工作，使桂林女中学生、中共党员易凤英和进步青年蒙贤征被推举为北上绥远慰问抗日将士的代表团成员。
3曲折建立桂林县委
在陶保桓辛勤耕耘下，党组织发展很快见了成效。1936年12月，考虑到时机已成熟，广西省工委批准建立中共桂林县委，调来徐敬伍任书记，陶保桓任组织委员并兼青年工作。而为了桂林县委的组建发展，陶保桓呕心沥血地工作，无怨无悔。
11月底，徐敬伍来到桂林。徐敬伍到桂林之前，是邕宁县委书记。陶保桓曾多次来到南宁找徐敬伍汇报桂林党支部的工作。徐敬伍到桂林后，在江边一家旅店会见了陶保桓，两人又到江边多次谈话，初步明确了组成桂林县委的相关问题。徐敬伍到桂林三天后，在桂林东郊主持召开党员骨干会议，研究党在桂林的工作。会议宣布建立中共桂林县委员会，徐敬伍为书记，陶保桓、曾世钦、庞敦志、龙德洽为委员，隶属中共广西省工委领导。
陈宪忠介绍，会议还就广西和桂林的政治斗争形势进行讨论，研究了如何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如何在桂林进行党的宣传和发展组织等问题。桂林党组织的重建，使党在桂林的分散活动有了统一领导，使桂林的革命斗争重新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是大革命失败后桂林的革命斗争由低潮转入高潮的新起点，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在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等方面奠定了基础，“这一切离不开陶保桓的努力和贡献。”
然而，形势的发展突生变数。就在桂林县委刚成立的第二天，消息竟然不胫而走，让人不免紧张起来。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对此，会议参与者龙德洽后来写过回忆材料，还原了事件经过。
据龙德洽回忆，他也是1936年入党的，在当年11月份到桂林日报社当编辑。到桂林后，他就及时与徐敬伍联系。桂林县委成立会议召开的具体位置为七星岩背后草地上。第二天，陶保桓就悄悄通知他称庞敦志已被特务监视，以后不要再和其联系了。
经过后来了解，大家才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那天，与会者在草地上开完会刚起身离开时，突然发现山上有两个人，大家赶紧分散离开。而这两个人中，有一个姓梁（广西师专第四届学生）的男子，是庞敦志的同乡。此人在半山遥望，一眼认出了庞敦志，立即朝庞敦志大声呼喊。另一名男子姓唐，在广西省教育厅工作，是庞敦志（在广西省教育厅编审室任职）的同事。
这两人随后来到草地上，他们发现了开会时丢下的一些纸片（系徐敬伍准备拿去会上讨论的一些资料碎片），并据此猜测不是游山玩水那么简单，而是在研究成立什么组织。于是，唐姓男子把纸片连同庞敦志参加会议的情况向上司汇报，庞敦志也就这样被特务当面警告，要他今后行动务必注意点。
由于保密工作的疏忽，桂林县委在成立的同时就遇到了生死挑战，因为特务已有所发觉，一旦他们真正掌握把柄，桂林县委领导成员都将陷入极大危险中。这也足以说明了当时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工作是多么复杂和艰难，那么桂林县委该如何应对？负责组织工作的陶保桓承受了更大压力，他将如何应对这艰难的考验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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