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汉藏关系咋样 名画《步辇图》给你最直接答案
在雄伟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隋唐部分，展出了一幅1300年前由当时著名的人物画家阎立本画的《步辇图》。这幅名画描述了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李世民接见吐蕃（即现在的我国西藏地方）赞普松赞干布的求婚使者禄东赞的生动场面。这幅画的一侧是：唐太宗坐着“步辇”，六名宫女肩负着这个坐具，两名宫女掌着扇，一名宫女持着红色伞盖。另一侧是：站在前面红袍虬髯的可能是当时的典礼官员；中间一人穿着绣有动物花纹的民族服装拱手致敬的，当是吐蕃使者禄东赞；后面一白衣人，可能是译员。
这幅画的作者阎立本，是唐太宗的主爵郎中，曾为太宗画过肖像，太宗遇有重大事件或游晏，常召阎去画画。这幅画人物生动，情景逼真，它为1300年前汉藏两大民族的友好往来和至今还在西藏流传的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结婚的美丽动人的故事做了有力的历史见证。
松赞干布派使者向唐太宗求婚，是在唐贞观十五年。使者名叫禄东赞（藏文史书中称为“伦噶尔”），他从逻些（即今拉萨）出发，经过数千里的草原，到了唐朝京城——长安（即今之西安），向唐太宗献了黄金5000两，还有其他许多珠宝为聘金。唐太宗以汉藏友好为重，答应了这门亲事，以宗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特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入藏。松赞干布也到河源亲迎公主。
文成公主是一个献身汉藏两大民族友好团结伟大事业的优秀女性，单从这一点来说，她也是值得歌颂的。因为过惯了宫廷豪华生活，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献身精神的。但是，文成公主的成就还不只如此，她还在那个时代，充当了沟通汉藏两大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她出嫁，从内地不仅带去了大批的生活日用品，更重要的是带去了大批的汉族各色工匠和谷物菜蔬的种子，以及医药历算等书籍，从而使西藏人民的生产技术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显著变化。据新旧唐书记载，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结婚后，看到汉族的“服饰之美”，非常羡慕，他从自己做起，“自褫毡罽，袭纨绡，为华风”。在文成公主入藏以前，西藏人民“以毡帐而居，无有城郭屋舍”，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结婚以后，“自以先未有婚帝女者，乃为公主筑一城以夸后世，遂立宫室以居”。据《卫藏通志》载：最初的布达拉宫，就是松赞干布创建的。松赞干布还修建了现在的拉萨市中心的大昭寺以供养文成公主从长安请去的释迦牟尼佛像。文成公主自己又修建了小昭寺，这些事实也证明，文成公主当时从内地带到西藏的大批汉族工匠中，包括建筑工人和裁缝工人。
松赞干布对于汉族人民的先进文化，非常羡慕。为了向汉族人民学习，他派遣“酋豪子弟”到长安，“入国学习诗书”，并请汉族的文人学士到拉萨去，“典其表疏”。吐蕃贵族子弟在长安学习汉文的情况，唐时其他书籍中也有记载。
文成公主嫁到西藏以后，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源源不断地传入青藏高原，如《旧唐书·吐蕃传》中载称，唐高宗时，松赞干布派人到内地“因请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并许焉”就是一例。
可以肯定，自从文成公主到西藏以后，汉族地区的谷物种子、优良畜种和各色工匠，源源不断地被送到青藏高原。这对当时西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给西藏广大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实际幸福，这就是西藏广大人民到现在还怀念文成公主，并对她抱有深厚感情的原因。
由于汉藏两族在经济文化方面产生了广泛交流，这就必然导致汉藏两族在政治上的联合。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事实也正是如此。自从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结婚以后，他不仅“以子婿礼”恭敬地对待江夏王李道宗，而且对唐太宗自称为“臣”。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太宗派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出使天竺（今印度），在途中遇到叛军的劫掠，玄策派人去西藏向松赞干布借兵，松赞干布即发精兵1200人，又调泥婆罗（即今尼泊尔）兵7000人助之，平定叛乱，这对加强当时中印友好关系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太宗李世民逝世，松赞干布派大臣到长安吊丧，“并献金银珠宝十五种，请置太宗灵座之前”，唐高宗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赐物二千段”。松赞干布致书当时的唐朝宰相长孙无忌，信上说：“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愿勒兵赴国共讨之。”这说明松赞干布珍视汉藏友好，把保卫大唐帝国的安定作为人臣应尽的职责，因而唐高宗很“嘉许”他，并且由“西海郡王”又晋升其为“宾王”。松赞干布向唐朝皇帝称“臣”，以及接受唐朝皇帝的历次封号等历史事实证明，唐朝时期西藏地方已经和唐朝建立了亲密的政治关系。
永徽元年（650年），松赞干布逝世，其孙芒松芒赞继为赞普。他遣使到长安报丧，唐高宗派右武卫将军鲜于匡济“赉玺书往吊祭吊”。松赞干布死后，文成公主继续致力于汉藏两大民族友好团结的伟大事业，和西藏广大人民一起，又生活了30年，到永隆元年（公元680年）才逝世。在这30年当中，虽然汉藏两族的上层统治者之间，也曾发生了失和与战争，但友好仍然是主流，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全唐文》独孤及《敕与吐蕃赞普书》云：“金玉绮绣，间遗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赞普宁忘之乎？”正是当时的友好往来的准确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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