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社会劳动罚”值得推广
新闻事实
11月2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七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专项工作情况报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报告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检察机关开展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这是最高检首次就此项工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专项报告。报告中，最高检建议增设强制社会劳动等刑罚方式。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古今中外，从公共治理来说，罚永远是手段，威慑与悔改才是罚的目的。最高检在报告中提出，“会同司法行政机关推进社区矫正信息平台建设，完善社区服刑罪犯脱管漏管的发现、纠正和责任追究机制，实现社区矫正监督工作重心由定期专项检察向常态化监督转变。”据此，最高检建议完善刑罚种类，增设强制社会劳动等刑罚方式。
对轻微犯罪，刑罚予以强制社会劳动的罚单，这是一举三得。一来，定性为行政处罚的劳教，尽管在唐慧事件等之后，民间要求废除的呼声很高，但它比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阻力还大。劳动教育正遭遇着法理与现实层面的双重尴尬。当此背景下，刑罚的社会劳动若能落到实处，起码能缓解《行政处罚法》与劳教权力之间的尴尬。二来，刑罚分为监禁刑及非监禁刑，但目前非监禁刑并不常见，对轻微犯罪的罪犯实行非监禁刑的判罚，比如在社区劳动多长时间，由此可以代替在监狱中的劳动改造。这也是刑罚“宽严并济”的多元体现。三来，强制社会劳动若能成为轻量级刑罚的罚单常态，将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敬畏法律、尊重劳动的价值取向。伏尔泰说“劳动为快乐之父”，但在今天的社会氛围中，劳动的功能有被边缘化的趋势。刑罚将强制社会劳动纳入罚单之列，比之于当罚不罚、轻缓从无的乱象，显然更能彰显法律威严。
法不容情，但，法不外乎情。民众对刑法的敬畏，既在于严明的铁律，亦在于规则的公平。以强制社会劳动彰显刑罚之教化属性，是中国法治的自我完善，值得点赞，更值得期待。
——据《中国青年报》 邓海建/文
增设强制社会劳动罚并不是一项新的动议，十余年来，一些地方司法机关在强制社会劳动罚的引入上已有零星实践。如广东、福建、重庆等地的一些法院就对失火罪或破坏生态类犯罪的被告人，判令其通过种树来恢复生态。严苛的刑罚也不失人文关怀，这些个案还曾得到了舆论和公众的不少点赞。但咎于刑罚体系改革迟迟未予启动，这些局限于地方试点的“强制社会劳动罚”终归只具实验意义，而无法得到进一步推广。
自上世纪下半叶以来，强制社会劳动罚迅速发展起来，这其中以“社会服务令”最具代表性。这种强制社会劳动罚在减少监禁刑适用、促进罪犯社会化和降低行刑成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强制社会劳动罚概念相近的“社区服务刑”甚至与传统刑罚及保安处分被同称为刑罚新三元。2002年，香港艺人谢霆锋因一桩顶包案被法院判处240小时社会服务令。娱乐圈的这宗劲爆新闻，也让社会服务令在中国内地广为人知。
刑罚体系的变动需要慎重再慎重，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并不表明，刑罚一经确定，就要一成不变地坚守下去。从刑罚种类的组织与配置来看，我们的刑种远称不上丰富，与实现司法公正、提升司法效益，还有较大差距。
对强制社会劳动罚的引入，也有一个颇具代表性的担忧：即这一新刑罚会否成为某些群体逃脱刑责的后门。这一担心完全可以通过严格强制社会劳动罚的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来加以控制。同时，在强制社会劳动罚的执行中，也要强化监管，并疏通从劳动罚到自由罚的管道。这些具体的举措，除却更广泛的讨论，还需要更多的司法实践。一句话，“社会劳动罚”，这个可以有！
——据《广州日报》 王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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