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钧日前新华社记者发表了一篇报道指出中国贫富差距正
■ 唐钧
日前，新华社记者发表了一篇报道，指出“中国贫富差距正逼近社会容忍红线”，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普遍关注。其实，这个报道中所引用的数据早已是“旧闻”。譬如，基尼系数0.47，这是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用2004年的数据测算出来的。至于“基尼系数已远超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并逐年攀升”，更是老生常谈，有些人对此已熟视无睹。
其实，关于基尼系数，还有更惊人的数字。2007年的《社会蓝皮书》就说“冒”过一回：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按照严谨的社会调查抽样方法”得出的调查结果是：200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96。中国人民大学的有关调查数据称，中国2004年基尼系数已达0.561。当然，这些非官方说法被指是夸大其词，有哗众取宠之嫌。于是，后来的“分析与预测”就小心翼翼地避开了“禁区”。
近日，有记者问我，为什么会连续发生“校园流血事件？”我的回答是，当凶手持刀扑向那些素不相识的无辜孩子时，唯一的解释就是“报复社会”——借用我的同事的说法，“粉饰太平只会导致‘安乐死\’”。
“单凭市场不可能消除贫困，也不可能获得公平和平等”。虽然在中国，今天仍然有很多“学者”会不同意这个说法，但这却是1995年世界社会发展峰会通过的“哥本哈根宣言”中作出的历史性判断。事实上，当市场经济成为我们的发展取向时，因为这个选项“与生俱来”的马太效应，贫富差距的拉开是必然的。关键的是：贫富分化呈现的是“一极化”还是“两极化”？
两极化，意味着“富的更富，穷的更穷”，这种发展趋势终究是很危险的。
一极化，则有三个基本点需要把握：一是所有的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都在提高，当然，可能一部分人提高得快，另一部分人提高得慢，由此形成差距；二是有一个“底线的公平”，不会有人跌入贫困的陷阱；三是富裕阶层和中等阶层要负起社会责任，要在法律的框架内办事，要对社会知恩图报。有了这三点，贫富差距才会被认为是可以容忍的。怎样做到这三点，那就是要靠政府的治理和调节。具体而言：
一是要做好初次分配。首先是要保障就业，我们说就业是民生之本，其背后的潜台词实际上是，失业就意味着参与第一分配的资格被剥夺。其次是要增加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争取在3~5年内超过50%。第三是要建立一个关于劳动报酬的谈判机制，让劳动者在工资福利问题上有“集体话语权”。
二是要做好再分配，这就是要理直气壮地以“转移支付”的方式来“劫富济贫”。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现代国家存在并向公民征税最重要的“合法性”依据。要以公共财政、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既帮助每一个公民和他们的家庭从容应对养老、疾病、失业、工伤、生育、伤残和死亡等传统的社会经济风险，又保证每一个公民和他们的家庭都能得到住房、教育等现代社会中必需的生存和基本生活条件。以上种种，都应该被看成是公民基本的社会权利和政府应尽的义务。
近年来，各级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保低”方面的成效有目共睹。但站在普通公民立场上，似乎仍感到得到的实惠不尽如人意。这说明，我们的政策目标可能还有偏差。从上到下我们花了大力气调整“高房价”，终于使一线城市的房价呈现出下跌趋势。然而，以目前一线城市的房价，即使跌50%，一般人还是买不起。由此而引起进一步思考，必须弄清楚的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普通居民的住房问题，并不是“房地产”或“高房价”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保障性住房建设才是釜底抽薪之举。
（据《广州日报》）（唐钧，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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