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酒事：宜宾酒香飘旧金山
□凌受勋
民国时期宜宾白酒销售除本地市场外，主要通过长江、岷江和金沙江、南广河、关河河道将酒销往远方。抗战时期，宜宾酒杂粮酒甚至远销旧金山。为了降低运输成本，宜宾外销酒尽量采用优质曲酒，这样就促进了宜宾酿酒业的发展和名酒五粮液的诞生。
民间四时皆有酒
宜宾四时、婚丧、生辰、修建、处理人际关系皆有酬宴。家中有小孩出生三天办“三朝酒”，满月办“满月酒”，周岁办“抓周酒”；生日办“生日酒”；结婚办“起宴酒”、“花宵酒”、“整酒”、“复宴酒”、“闹房酒”、“交杯酒”；嫁女办“打发酒”、“回门酒”；丧事办“成服酒”、“烧香酒”、“题主酒”、“开奠酒”、“送丧酒”；正月摆“春酒”，清明有“清明酒”，端阳有“雄黄酒”，重阳节办“登高酒”，过年有“团年酒”；招待老师办“宴师酒”；置田办“立契酒”；开市办“开张酒”；安神办“安神酒”；修房办“封斋酒”，完工办“散斋酒”；傩祭办“傩傩酒”；无事而宴客叫“耍耍酒”。隆重的酒宴“往往数十席至百余席不等”。
在宜宾场镇有不少酒店，民国《南溪县志》记载，“乡农入市则酒店聚饮……有酒会，酒会必竞拳行令，不醉无归……”这显然是写的嗜酒者的情况。民国宜宾坊间刻本《当家书》专门对嗜酒者作了劝诫：“若上街去赶场，要紧之事切莫忘”，“或赊绸或扯布，莫要贪杯进酒铺”。还写了妇女劝夫少饮酒的方法，“如逢夫带酒，高高做枕头。酒醒善劝夫，推杯少忧愁”。
宜宾人还把酒引入了商业活动，《宜宾县志·习俗》：“县人嗜烟酒茶……逢年过节，喜庆宴会，亲友往来，雇工干活都以酒肉相待，并热情敬酒。元宵节习俗请春酒，聚亲邻会饮。平时故旧相逢，行商座贾洽谈生意，多相携进店饮酒，一般不讲究佐酒菜肴，俗称‘寡二两’”。
抗战期间酒消费激增
抗战期间，上海、南京沦陷，武汉、沙市、宜昌、万县岌岌可危，重庆等城市空袭频繁，外地单位和个人纷纷内迁来宜。长江航运陷于中断，香港、上海、广州及印度、缅甸等地的货物，皆改道经海防、昆明运至宜宾，再转运长江下游重庆、万县以至湖北一带。宜宾成了新的交通通道和转运大港口及空袭避风港。
新迁来的单位有中国畜产公司、中国桐油贸易公司、天原化工厂、民生公司，银行有上海商业、聚兴诚、华北开源、云南兴文、成都商业、四川农工银行等，宜宾成了川滇黔交界处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商业活动频繁，宜宾在抗战前就形成的云南帮、江西帮、四川帮等36个商业帮会异常兴盛，各帮在宜宾城内都有会馆，频繁聚会。
货物的吐纳加剧，在宜宾市场上食盐每年成交2600-3000万斤，棉纱每月交易1300-1400包；药材有几百种，其中天麻每年运出10万斤；花椒每年运出70万斤，土漆13万斤，桐油200万斤以上。栈房街、走马街的贸易中心完全形成。
抗战期间，黄炎培目睹这一景象，曾以“宜宾”为题赋诗一首：“宜宾古国西南，此地沧桑无极；剩岩穴深深，玉棺未蚀。征尘乍拭，又风动市民千百。叙昆一路通朝夕，料盐铁书成，桓宽未识。况牛鞹蚕丝，茶芽桐液，都合海疆贸易。司令红缨威武甚，听马哥头一声得得；偏愁昨夜泥溪，咫尺萑符不息。”频繁的商业活动和人际交往，使宜宾优质曲酒的消费激剧增加，从而使酿酒业的发展有了更大的空间。
宜宾酒远销旧金山
民国时期，宜宾的白酒主要通过长江、岷江和金沙江、南广河、横江河道进行销售，顺长江航道销至重庆、涪陵、万县、南京、上海；顺金沙江河道销至屏山、雷波、马边及凉山腹地；顺岷江河道销至犍为、竹根滩、乐山、洪雅、夹江；顺关河河道，销至昭通；顺南广河道销至高县、筠连、珙县少数民族聚居区。
四川彝族、苗族聚居区有嗜酒的传统，是宜宾酒重要的销售地。《新唐书·南蛮传》谈到少数民族风俗时说：“男女衣皮，俗好饮酒歌舞。” 光绪《叙州府志·风俗》谈到屏山、雷波、马边彝族“性尤嗜酒，易醉……遇大事或要盟誓，则必披牛皮吃血酒”。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宜宾住过很长时间的美国学者葛维汉也谈到川南少数民族“喜欢豪饮，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就连他们的头人也……向旅行者要钱买酒喝”。
民国时期，南溪纯高粱酒三分之二需外销，其中最有名的是被称为“肖大麻坛”的肖哲彬、万雨高、胡元成、秦伯祥等营销者。南溪高粱酒在屏山、雷波、马边及凉山腹地大受欢迎，被称为“老虎酒”（意为酒劲大）。宜宾杂粮酒（五粮液的前身）因品质优良而经上海远销美国旧金山。“德盛福”的“尖庄曲泡”大曲酒和“元兴和”的“提壶”、“提庄”大曲酒，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宴会专用酒。为了降低运输成本，宜宾外销酒尽量采用优质曲酒，以求以较少的运输成本换取更大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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