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团的“入凉山手续”
□龚静染
科技考察团是个近代概念，是由西方带来的，但民国时期中国的科技考察并不成熟。
一般来说，在面对一个时间较长、路途复杂的项目时，除了在课题设计、考察内容、旅行装备、医疗保障等方面做好大量的前期工作外，其他野外发生的事情却非人所能定。因为在过去凉山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擅闯的地方，每走一处都是重重阻挡，不借助一个通途的力量，难免遭遇危险。
在这里，我们可以让时空稍稍倒回一下，跟随民国二十三年（1934）中国西部科学院对雷马峨屏的一次考察，去感受他们当时所经历的、难忘的小凉山之旅。
中国西部科学院是1930年由卢作孚在重庆创办的，是中国第一家民办科学院，也是我国西部地区最早建立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之一。其实，这个科学院叫“卢作孚科学院”也无妨，因为卢作孚这个人既为民族实业家，也是民间教育家，对中国近代的教育启蒙贡献不小，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而这个中国西部科学院就是他了不起的成就之一，它在研究我国民族科学的发展、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等方面有相当建树。
早在中国西部科学院成立（1930年9月）不久，即派科研人员组成“川康植物采集团”，赴小凉山边缘的地区进行植物采集工作，以“研究及调查华西产物”，回来后收获很大，他们由此对这一地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实际上，促成中国西部科学院诞生的还有另外一些因素，即另一个科学团体探索西部的成功深深地刺激了卢作孚，它就是1926年的中国科学社川康植物采集团。后来，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金陵大学川康木本植物采集团、中央研究院等科学机构纷纷派动植物专家入川边进行科学调查，让卢作孚更为心潮澎湃。他认为“吾国西部诸省物产丰富，幅员辽阔，不但为西南屏障，且与东北有同等之价值”，于是他考虑尽快设立科研机构，打开西部宝藏，而这也是中国西部科学院创办之始的动力所在。
卢作孚在强国富民上抱负宏大，他认为：“四川幅员广大，物产丰盈，千年以前，即有天府之称。迄于今日，整理开发，尚在萌芽……夫以幅员辽阔蕴藏极富之区，竟弃而无用，此诚吾国家民族之羞。民国十九年，创设本院诸同仁，以不能忍耐之情绪，不计成败之意志，毅然作科学之研究，发地下之蕴藏，以求有助于国家。”（《中国西部科学院概况》）
也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1934年，卢作孚果断派出了“中国西部科学院雷马峨屏考察团”，由常隆庆、施怀仁、俞德浚三人分别作为项目组的领队，分为植物组、动物组和地质组三个小组，每组4人，一共12人前往小凉山区。
考察团是1934年5月11日从北碚的总部出发，他们在重庆置办好了医药用品和旅行用品后上路。在上路之前，考察团要有详细的考察规划，而其中对行路的考虑非常重视，因为他们知道行路的安排是否妥当也决定了考察的价值大小。
但实际的情况是，考察团的人基本没有彝区生活经验，他们对彝区的认识主要来自前人的著述，在很多事情的判断上都受到前人的影响，而一临实地却感到是相差甚远，现实远比想象困难得多，常有措手不及之感。
凉山的道路除了险峻之外，还存在着彝区被大大小小的家支割据控制，这种情形比自然地理的险峻更为麻烦。不过，中国西部科学院的考察团早有准备，采用了不把鸡蛋装在一个篮子里的做法，错开几个小组的路线和行程，比如第一组走陆路先到马边，第二组搭船先到蛮夷司（今四川屏山县秉彝场），第三组先到龙华寺，翻老君山到蛮夷司，而三组人马汇合后同赴雷波。
但到了雷波之后，他们面临一个巨大的考验，因为他们要在那里办理“入凉山手续”。这个“入凉山手续”是什么？又为什么要办理“入凉山手续”呢？
所谓“入凉山手续”实际就是从清朝就有的“包由保路制度”，一句话就是汉人经过彝地，就得要留下买路钱。实际上，这个制度是朝廷为了安抚彝人，在边地设夷官，许以俸禄，让其负责保护当地村庄，此叫作“包由”；又将彝汉间的通商大道交于彝人保护，年给巨金，只求边疆的稳定而已，此称为“保路”。但如此一来，彝区变成了一个特殊的区域，而所有进入彝区的汉人都得给钱买路，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资源。
当时的情况是，无武力可凭的汉人要过彝地，必须要有保头带路，“凡汉人入凉山，自来即须请凉山中一剽悍之夷人，或亲仁善邻、冤家稀少之夷人为保头，率领同去”（《雷马峨屏调查记》）。如非这样，则可能在途中被劫为奴，终身不得出山。所以，在过去一般人都不敢擅闯凉山，“官绅士人，从未有作深入凉山之梦想者”。
中国西部科学院的考察团要进入凉山，也得办理“入凉山手续”，而且由于他们的动静很大，“此次考察团之人数既多，行迹又与一般商贾大不相同，故到雷波后，即引起凉山夷人之注意，因此更须格外小心”（《雷马峨屏调查记》）。
他们第一步要做的是“欲深入其盘踞之巢穴，常先使恩札等支投诚，并须使凉山各支夷人，了解考察团之目的，方可减少阻力”。
这里说的恩札家支，是小凉山地区中势力很大也非常强悍的一支彝族家支，先做通他们的工作，下一步才好行路。于是考察团按照彝族风俗举行了相关的仪式，许以各种好处，达成盟约，这才相当于办好了入凉山的手续。
但就在出发前的7月31日，雷波县府得到密报，说是有人准备要在行路中劫掠考察团。
一时间风声鹤唳。说来这事情非常蹊跷，里区毕初就是保头之一，还在和他们谈怎么进山的事情，难道中间生变？这个消息是否属实？难道考察团的行踪已经被凉山彝人悉数掌握，并虎视眈眈地等待着他们，是内部出了奸细？
就在众人疑虑万分、异常紧张的时候，8月2日这天，又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本来是谈好去护送考察团的恩札、里区两支的人，突然集体从城里失踪了。
消息果然是真的。形势大变之下，考察计划临时取消。后来的情况是，没有参与串通的磨石达夷答应亲自护送考察团进山，此人甚为和善，且家支冤家极少，磨石家支是“凉山中极有体面之支族也”。在经过了这一波三折后才终于重新启程。
实际上，每一个进入彝区考察的人都会面临同样的境况，即必须办理“入凉山手续”，任何人都没有例外，不能报侥幸之心，这是因为“其危险实有不堪言喻者”。1941年，青年学者江应樑的那次考察也是先要千方百计托人找保头，然后举行盟约仪式，饮血为盟，如非这样，他在彝区寸步难行。
1943年，人类学家林耀华到凉山考察走的路线跟西部科学院和江应樑大致相似，而面临的情况也几乎一样。当时，他也要先办理“入凉山手续”，但他显然仔细看过前人的一些考察报告和相关书籍，分析过如何与彝人打交道，所以他对饮血为盟这样的仪式并不感兴趣，认为它不是彝汉之间建立信任的有效方式。看得出这个在美国受过西洋教育影响的学者，对鬼神之类的崇拜是不赞同的。但是，对凉山彝地的复杂性，林耀华仍然有所担忧和顾虑，所以在进入彝区前，他还是给妻子和朋友分别写了两封信：“一封寄重庆内子饶毓苏，一封寄会燕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吴其玉兄，通告他们入山日程，黑夷保头的支系姓名，办理夷务的介绍人等等，以防意外事变的发生。同时上山的衣服食品、盐、布、银两，交换礼物等，都已备办妥当。”（林耀华《川边考察纪行》）
后来，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圆满完成了考察任务，准备返回重庆时，他们也深深感受到了如果没有一个得力的保头的带领，他们的考察将会面临完全不同的结果。所以，在庆幸的同时，他们也想到了为他们出力的彝族头人，心甘情愿地犒赏了保头。
其实，林耀华的考察团也在最后举行这样一个感激的仪式，只是相对简单一点而已，送保头一面红缎旗，中绣“汉夷一家”各字，下款燕京大学边区考察团敬赠，另外更以钟、表、刀、布匹等酬谢礼物。（林耀华《凉山夷家》）
应该说，“入凉山手续”这一保路制度是特殊时代的产物，这种封闭、隔阂的状况大大地阻碍了川边彝族地区的社会发展。但时代的潮流是挡不住的，考察团的来到实际就是在边地一次又一次的冒险敲门，而进入20世纪初叶，凉山的大门就快要被敲开了。
（龚静染，生于1967年冬，四川乐山五通桥人。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近年来关注小城叙事，出版有历史小说《浮华如盐》，非虚构随笔《桥滩记》《昨日的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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