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发现“平夷长官司印”
近年来，在末代长官王泽溥的玄孙王厚鹏家中，陆续发现了长官司印信和粮税票证等实物，是研究土司制度的重要信物。
土司制度盛行于元明，清代又在明制的基础上稍加损益。土司官职分文官和武官，武官按等级分为宣慰、宣抚、安抚、招讨、长官诸司；文官（土官）分为总管、土府、土州和土县等。这些官职，除“总管”仅元代设置外（元代曾在今屏山一带设置过马湖路，所辖地较今日更广），其他官职名称明、清两代一直沿用。
王家后人发现长官司木印
元代，朝廷任命土官土司要正式赐予诰敕、印章、虎符、驿传玺书与金（银）字圆符等信物，作用在于“俾得以王官旌节，统摄其部落。”（《元史类编》四十二卷）诰敕就是朝廷给土官、土司的“任命书”；印章是土官、土司权威的象征，以此号令其民。据《明史·职官志一》礼部记载：“正三品以上官员为银印，从三品以下则为铜印”，土司最高一级的宣慰使为从三品，故只赐铜印；而铜印的大小、厚薄则按其品级不同而有所区别。《大清会典》卷十二载：“凡土官之职，皆给以印信号纸，土府厅州县则加以印。”印制效仿明朝，赐予铜印。新安平夷长官司因品级为正六品，所持印信仅为木质。这枚木印，是王厚鹏在整理家中柜子时，在一个暗格中无意间发现的，系清代遗物，刻有“平彝长官司印”（古代“彝”和“夷”通用，志书均写作“平夷长官司”，本文均从志书），右边为满文，其义相同。
“当时的官印是放在一个木盒子里，随同一起的还有几个小瓶子，里面有些粉末状的颗粒。旁边是块小木板，仔细一看，是我曾祖的灵位牌。”王厚鹏一边打开木盒子，一边介绍说。他所说的木牌，的确是最后一任平夷长官司长官王泽溥的灵位牌，上面明确写有“皇清承袭平彝正长官长官司显考王公讳泽溥”“光绪丙午年八月十五日卯时系四川叙州府屏山县华家坝殁”等文字，并详细记录了王泽溥的生卒年，华家坝即现今新安集镇西边一公里左右的一块平地，王泽溥的直系后裔至今仍然居住在那里。这块灵位牌的发现，纠正了1998年版《屏山县志》中“1898年，平夷长官司长官病故，无人承袭”的讹误。而同时期的泥溪长官司、蛮夷长官司、沐川长官司等几大本地土司，均未见印信传下来，仅有民国年间的大型边疆研究刊物《边政公论》载有泥溪长官司和平夷长官司的印蜕。
硼砂警示“用权如用药”
在官印旁边发现的几个小药瓶却引起了大家的激烈讨论。经仔细分析残留的粉末，得知瓶内药品为硼砂。硼砂是一种有毒性的药物，如果过量服用，会对人体脏器造成重大伤害。一种观点说，药瓶是与官印同时赐下来的，在于提醒王氏长官，用权如用药，行事当谨慎。还有一种比较激烈的观点认为，这是皇帝对远在千里之外的土司的一种无形监督，见药瓶，如见监察御史。历史上因作恶不法的土司被褫夺爵禄的不在少数，因此，怎样管理一方“土皇帝”成了朝廷棘手的问题。王氏历任长官都是寿终正寝的，并无不法记载，五百多年的传承，从未出现被朝廷褫夺或责罚的情形，这也说明，在如何秉公用权这个最重大的事情上，历代都是极为谨慎的。
土司实行世袭制，一般由长子承袭。但是，若土司犯罪，则不准亲子承袭需另择族众拥戴之人；若土司没有子嗣，则上报朝廷后，再从族中推选一人担任，这叫“众族合议”，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选贤举能的优势，让有治理才能的人担任要职。
平夷长官司的义务除了负责辖境内的治安外，还要负责向朝廷输送马匹。一般是每年两到三匹，遇到困难年份减为一匹。虽然这个数字对朝廷来说微不足道，但是这种象征性的进贡却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表明朝廷对其拥有不可置疑的统治权。明初，长官司衙门不慎失火，王氏长官星夜上表陈述情况，并让人带了两匹良马进京，请朝廷问罪，朱元璋看完奏折后说：“远蛮能恭敬如此，吾不究其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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