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汪公路 深藏廉与正
四百多年前的屏山与安边厅（今乐山马边彝族自治县）交界，一群衣衫褴褛当地民工和来自永宁（今叙永县）的士兵，用火烧和钢钎铁錾的原始方法，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仅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开凿出沟通马边和屏山的一条通途，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叙马驿道”。三千永宁军，从几百里开外的叙永老家急急奔赴战场，平定了叛乱之后，又继续开山筑路，续写了一段令人动容的历史。
“三雄事件”成为导火索
如果不是因为发生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凉山的“三雄事件”，汪京恐怕一辈子与马湖府没有交集。
马湖府，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设置，下辖屏山县和安边厅等地，这一带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各家支势力错综复杂，加之明朝的苛捐杂税繁重和处理社会矛盾方式不当，导致朝廷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尖锐。
马湖府是小凉山的军事重镇，历来为朝廷重视。小凉山一乱，牵扯到朝廷在大西南地区的神经。《明史·卷一百三十五》记载：“邛部属夷腻乃者，地近马湖。其酋撒假与外兄安兴、木瓜夷白禄、雷坡贼杨九乍等，数侵掠内地……及建、越兴师，又藏纳叛人。元泰乃令都指挥李献忠等分剿。贼诈降，诱执献忠等三将，杀士卒数千人，势益猖獗。”
汪京正是在撒假、安兴、杨九乍等人作乱的情形下被徐元泰调往马湖，可以说是临危受命。他一面与叛军交战，试探对方势力，一面招抚反叛意志不强的安兴，在信中阐明官军的主张，力劝安兴趁早收手。汪京渐渐知道，真正为祸一方的毕竟只是几个头人，下面的很多百姓只是被裹挟，不得不听从头人的话，如果能通过和平的手段结束这场战乱，那么将避免成千上万的人牺牲，也为将来恢复生产留有后备劳动力。
《屏山县志·边防志》：“万历间，普书之子撒假踵恶不悛，僭称西国平天王，结党于本府黄螂。夷首安兴与结姻于雷波，夷首杨九乍号为三雄，横行边境，抄掠荣丁、赖因、烟溪（三地俱在马边境内）等处”，这三人纠结上万人，给边境百姓带来了深重苦难。“事闻于朝，命总兵李应祥讨之，以副使李公士达监军，征调汉土官兵四万，并叙南卫三所兵丁，分为三路”，经过一番艰苦地征战，采取能招抚的尽量招抚，把被裹挟的百姓解救出来。
万历十七年（1589年），局势平定。汪京不滥杀无辜的建议得到了李应祥的采纳，也受到当地人的称赞，他在地方上的威望逐步建立。朝廷给他任命了新的职务，责任更显重大。《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二百九》记载说：“吏、户、兵三部覆四川抚按，条议川南善后事宜：一议马湖府荣赖二乡添设安边通判一员……一议将见在军中任事通判汪京加同知衔，管安边知县。”汪京在历时近两年的战役中把马边的一山一水几乎走了个遍，底层百姓的艰难困苦他一一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因此，在修筑了赖因城（今马边县城所在地，平定叛乱后，朝廷改名新乡镇）的城防工事后，他再次请求四川巡抚徐元泰上书朝廷，希望能打通马边到屏山的交通要道，一是改变闭塞落后面貌，二是便于在紧急时刻调动军队。鉴于马湖一带崇山峻岭，森林密布，必须有一条贯通全境的大道，朝廷很快批准，还调拨了一百石大米和一百两黄金———对于如此浩大的工程来说，这点物资只能算杯水车薪。此时的汪京，已升任马湖府安边厅同知，加上平叛立了功，官至五品。他没有忘记身上所肩负的重任，平叛只是手段，安定社会和发展地方经济文化才是目的。真正要改变马边地区的贫困，唯有打通千百年来阻碍人们与外界交往的要道，才能让当地融入外部世界。
徐元泰的上书在朝中得到充分讨论，大多得到批准，有些是具有战略性的建议，很有可行性，如“一议雷波本属马湖亲管，一旦叛马湖而附腻乃，今既破巢，一切差粮依界种办；一议中镇一带地方委官丈出四千六百亩有奇，令土民开荒三年后照屯田籽粒分别纳米，其六牌村土民既入县籍，旧额马匹公费等项照数认办；一议大河坝复业流民二百余家，应在马湖府城中建立一县，设知县、县丞、典史各一员。其泥溪等司、里甲、钱粮皆属县管理；一议将叙马泸兵备移驻马湖；一议马湖大河坝逼近腻巢，设守备一员，建堡筑城，令其驻劄留兵三营，营各六百，仍于西宁水池各留兵一营，以为犄角……一议腻（腻乃一带）夷已平，将戍守班军撤回本卫；一议会川夷类杂处，守备责任匪轻，将指挥佥事张可大推补，得旨新设通判，驻劄（驻扎）镇名新乡新。设县名屏山，巡简司（本名巡检司，因避朱由检名讳，改为简）名龙源。叙马泸兵备官往来建武、马湖整理弹压，不得专驻一城，余各如拟。”大体说来，徐元泰的奏议有如下几条，一是划拨土地屯田，把流民纳入县籍，增加劳动力。二是在马湖府中划出一个新的县，这个县就是现在的屏山县，自万历十七年始置，把泥溪长官司等少数民族自治机构划归屏山县管理。三是加强军事驻防力量，将叙马泸兵备道移驻马湖，安边作为军事重镇的地位确立。
千锤万凿出深山
万历二十年（1592年）六月，工程正式动工。筑路工程浩大，且朝廷还在批复中定下了开工时间。形势不等人，在仓促与严峻之下，能利用起来的人，都要充分调动起来。赖因当地的百姓和平叛前从永宁调来的三千军士，成了主要的筑路力量。筑路所需石工、木工和民夫，即便是义务劳动，也要管生活问题，朝廷下拨的一百两黄金早就告罄。汪京毅然把自己的俸禄捐了出来，在他带动下，当地很多士绅也踊跃募捐，屏山和马边一带的百姓，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夷（古代对彝族的通称）汉人民在陡峭的山崖上，没有炸药，就用最原始的架柴火烧，再浇冷水的办法，使石头迸裂。利用简陋的工具，硬是在陡峭的悬崖上凿一条路来。几百上千斤的石料，利用铺圆木滑动或者杠杆撬运，及时运到工地。汪京利用中间几处同时开采石料，往两边同时砌筑的方法，大大节省了人力物力，又可以使工期缩短不少。
他始终关注筑路的进展，并亲自参与监督。第二年九月，一条三尺宽，长三百五十里的大道穿过悬崖峭壁，从叙府（今宜宾市）沿金沙江到石角营（今新市镇），再沿中都河而上到达野猫溪，经荞坝、石丈空、靛蓝坝，最后到达马边。叙马驿道的开通，为马边铺平了对外联络的大道。山里的特产源源不断地输送出去，带来的财富又加速了马边的建设。外面的丝绸和先进文明，随着石板路上的马匹，进入了马边后，又与其他运输要道相连接，可以从云南出国。
正是因为这条路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改变了他们落后的生活方式。所以，汪京的上级马湖府官员命人在几处岩石上分别刻下了“汪公路”三个大字，以示对其功绩的肯定和褒扬。在今屏山县和马边县境内，当年的石刻还清晰可见。在中都和马边，分别立有指路碑，指示到各地的方向。
汪京知道后，一时踌躇万分，“汪公路”三个字带给他莫大的压力，一来他只是个小小的同知，更重要的是，这条路是三千永宁军和新乡镇百姓拼了老命才修完工的，如果把成千上万人辛辛苦苦筑路的功劳一人揽在头上，那是贪天之功。思索再三后，他终于找到一个能平衡各方的策略：提笔写下“永赖同功”四个大字，命人用糯米和石灰捣匀混合，放大书写在中都河对岸的火烧岩石壁上。“永赖同功”的含义，应是三千永宁军将士和赖因城百姓共同的功劳。
“为政之要，唯在得人。”人才乃治国之本，治理国家需要敢担当，有奉献精神的人。合理地选人用人，可以减少许多迟滞，也能发挥人才在职位上的能力。从今天的角度来讲，用人要有胆识和魄力，站在政治的高度上，向优秀人才倾斜，要合理发现人才、挖掘人才、配置人才、使用人才。像汪京这样的人，一是心系百姓，苦百姓所苦，病百姓所病，才能踏踏实实地把一件别人看似难于上青天的任务完成。他的廉洁与自律，也成为当代廉政教育可资借鉴的一笔财富。
“汪公路”上忆汪京
清代至民国年间，叙马驿道一直在使用。除了传递官方文书外，也极大地方便了当地百姓的出行和商贾的往来，路上行人络绎不绝。
如今，四百多年过去，屏山和马边境内的公路四通八达，对外交流畅通无阻，叙马古道已经废弃，但是不能磨灭它在历史所起的巨大作用。一个敢于担当的地方官员，在险恶的环境下把别人不能做、不敢做的事情办好了。他带头捐出俸禄，组织当地军民开凿道路，具有大公无私的精神。汪京凭着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不畏流言谤语，在偏僻穷困的地方做出惠及百姓的政绩，确实是当时官吏中的“异类”。比起那些任期一满，就拍屁股走人的官吏来说，其人性的光芒是可贵的。况且当时的马边，处于地理要冲，民族事务繁杂，地方官的工作千头万绪。汪京心里装的是替马边百姓办实事的谋划，他迎难而上的精神，给身边的同僚做了榜样，也受到上级的重视。放在今天，也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地方官员若是想干出一番事业来，必须深入群众中，把老百姓的殷切希望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以一身正气做后盾，做好新时代忠诚有担当的好干部。马边县已经在县城塑起了汪京的铜像，供后人纪念。下一步还要打造一个以汪京命名的广场，弘扬廉政与爱民的文化主题，也算是若干年后叙马驿道的文化价值得到另一种意义的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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