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安定同大，间接即增强国家力量”，3000人李庄与近万流亡学人守望6年、同舟共济 李庄：一个川南小镇的博大胸襟
罗萼芬看到书的当天就去世了。
那是2004年5月20日，似乎刚出版的《发现李庄》“杀”死了这位81岁的老人。九姐罗筱蕖跟随姑爷逯钦立离开李庄已半个世纪之久，刚好回乡探亲，姐弟俩捧着书整晚翻看，既笑且哭。小弟当夜竟一睡不醒。
次日，书作者岱峻闻悉噩耗惊痛不已，“以为自己做了一件错事”。但罗的儿子罗亚新在电话那头真诚地说，“父亲是高兴而去的”。
罗萼芬，四川宜宾李庄人，著名乡绅罗南陔的第10个也是最小的孩子，小名罗小陔。生于1923年，李庄同济附中毕业。在“发现李庄”途中与罗萼芬相遇，成都作家岱峻自称“冥冥之中若有神助”。《发现李庄》发现了被湮没的李庄历史，罗萼芬作为重要口述人，是打开尘封往事的关键钥匙。
成都商报记者 徐琼 章夫 （感谢岱峻先生、罗亚新先生、阚文咏女士对此文提供帮助）
抗战时期，外省籍人士迁川七百余万，硝烟驱赶之下，与民众流亡同步的是“文化迁川”运动。1940年，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辗转流徙来到李庄，终于寻得一张“宁静的书桌”，直至抗战胜利。
那是李庄人口与智力密度的高峰。傅斯年、陶孟和、李方桂、梁思成、董作宾、李济、梁思永……3000多人的李庄，人口最盛时增至12000人。据说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当时接收国际邮件只需写上“中国李庄”即可送达。
覆巢之下，得有完卵，如果说最耀眼的中国学术群星，照亮了战时的李庄，以罗萼芬父亲罗南陔为代表的乡绅群体以及李庄乡民，则是星空下岿然宽厚的大地。天空斗转星移，大地生生不息。
羊街8号的电文
“同济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
李庄羊街，狭窄的老街犹在，但再也找不到羊街8号了，能见的只是几户关门闭户的人家和一侧酒厂的高墙。羊街尽头，荷塘边的小院是罗亚新的家。父亲罗萼芬上世纪八十年代退休后回到李庄，当教师的儿子罗亚新也从外地调回李庄小学，父子俩就住在这里，紧挨着罗家老宅，聊作慰藉。
1940年8月的一天，羊街8号罗南陔府邸，聚齐了区长张官周、镇长杨君惠、宛玉亭、范伯楷、杨明武、邓云陔等全镇名流，商议“下江人”来李庄的大事。
自1937年起，同济大学已多次迁移，从吴淞到上海市区、浙江金华、江西赣州、广西八步、云南昆明，然而总也逃不过敌机轰炸。同济委托在川校友广为觅址，欲迁往四川宜宾，却被南溪县婉拒。
小庙里供不起大菩萨、怕外乡人多了抬了物价败了民风……南溪人担心的“坏处”在李庄人眼里倒成了好处。“绅等以同大系著名高级教育机关，政府非常重视，千里流亡，亟待整理。且该校迁来之后，对于地方文化、经济、卫生各方面均属裨益不小。”这份李庄32名乡绅1941年的签名呈词间接说明了当初接纳同济的用心。
很快，“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16电文就由李庄发出。这16字深沉厚重，力贯古今。因原件缺失，是否罗南陔亲书，难以确证，但说是李庄乡绅的共同智慧，自是无疑。
建镇上千年历史的李庄，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码头和粮仓，不仅水运便利，又有“九宫十八庙”等大批公共建筑可资利用。1940年10月，同济大学，以及同样几经辗转迁至昆明、饱经忧患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学术机构，历经五六轮迁徙，最后落籍李庄，从此结束了似乎无休止的颠沛流离。
“九宫十八庙”悉数腾出。同济大学校本部设在禹王宫（今慧光寺），工学院在东岳庙，理学院在南华宫，医学院在祖师殿……师生们的住宿靠租用大户人家的私宅民院来解决。
稍后迟来的中央研究院发现镇上已无处栖身。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安在了镇上张家祠堂，史语所远在离镇上几里路的板栗坳栗峰书院，即镇上望族张氏的祖宅，社会学所被迫分置镇外的石崖湾和门官田，中国营造学社在李庄月亮湾上坝的张家老房。
变得拥挤的李庄让人有些头痛。在《抗战时期的四川——档案史料汇编》（四川省档案馆编），一份罕见的史料记录了乡绅们集体为同济大学出头、要求政府当局让出房产的事。
“各公私处所均已不顾一切困难，先后将房舍让出，交付同大，而粮税分柜独延宕不迁……该祠既属公产，主权应属本镇全体人士……维护教育，繁荣地方，其责端在绅等，万难坐视。……当此非常时期，官民同有协助政府，完成抗战之义务。绅等之所以积极协助同大者，良以该校学子，对于抗建贡献甚大。盖安定同大，间接即增强国家力量。该局既为地方机关，对同大辗转流亡来此，究竟是否应当表示欢迎？ ”
在这份名为“南溪县李庄士绅为将孝妇祠依法由同济大学租定祈令南溪征收局转饬分柜迁让呈”的信函上，依次署着“南溪李庄镇士绅：张访琴、罗南陔、李清泉、罗伯希、杨君惠……”一共32人。时为1941年3月29日。
李庄乡绅的见识与担当并非偶然。高傲如傅斯年，在《李庄忆旧》也赞誉有加，“知今日西南之系于中国者，盖远过于巴蜀之于炎汉矣。晚来南溪（李庄），暂获栖止，益惊其一邑中人文之盛，诗人辈出”。
在南溪县县志办主任李梓林笔下，“李庄罗南陔，出生于1885年，自幼聪颖，勤功书史，擅长书法金石，性善交游，在家乡建有植兰书屋，约集诸诗友彼此唱和，故有‘小孟尝\’之雅号。”罗南陔将患肺结核的考古学家梁思永接到自家疗养，可见其急公好义。
张访琴是李庄张氏望族的族长，德高望重。张访琴、张官周为李庄捐建全县唯一的村镇初中。罗南陔则以推崇实业救国闻名，早在1918年就创办“期来农场”，引进意大利蜂、美国来航鸡、北京鸭，并专门送儿子罗莼芬到成都蚕桑专科学校学习。
李庄、同济本相去甚远，这批崇文重教、开明包容的乡绅，是两者在动荡年代不期而遇的前提。其间，张官周还被聘为中央研究院李庄办事处主任；李清泉则受聘为同济大学校办文书。恰如岱峻所说，“乡绅这个阶层亦儒亦民的身份，使他们在沟通民众与知识界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联系作用”。
栗峰书院
“吃人”谣言和李庄第一个展览会
从李庄镇上通向板栗坳的公路正在修。板栗坳的栗峰书院，这一大片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宏伟建筑，如今已破败不堪。2015年4月，著名语言学家李方桂之子、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文学教授李培德博士重返李庄，像小时候一样坐在柴门口旧居门前，“我8岁离开李庄，现在80岁了”。
1941年6月9日，中央研究院成立13周年纪念日，在栗峰书院上厅房，举行了一场具有国家级水准的文物科普展览会。
彼时资金奇缺，搞展览会不是出自雅兴，而是迫于下江人“吃人”谣言。李庄地处长江上游，同济来自下游，外来人就有了“下江人”的统称。
“吃人”谣言的来历有多个版本。最绘声绘色的是，当地泥水匠为祖师殿屋顶翻修瓦片，赫然看到同济医学院师生的人体解剖实验。另据当时中央博物院专员、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回忆，可能跟殷墟出土的头盖骨箱子一次散落在地有关。无论如何，“下江人到乡下捉人来吃”的消息传开，双方关系降至冰点及至敌对。傅斯年担心近20万册图书文物，专门将“善本书库”换成了“别存书库”。上头更加派军队加强了对板栗坳的防卫。
流言差点演变为血雨腥风。当局将谣言解读为汉奸滋事扰乱后方，宜宾专员冷熏南专程来李庄南华宫召集紧急会议，下令一有不测，立即镇压。
又是罗南陔挺身而出，“人骨头引起的事件，就应用人骨头去解决。他们认为很神秘，就把它公开，请他们看个究竟”。傅斯年大加赞成，认为“堵不如疏，展览会需尽快筹备”。
一流的展览会，甲骨、石器、青铜器;一流的解说员，吴定良、董作宾、李济、凌纯声、梁思永，历时7天，经《中央日报》《新华日报》报道，吸引了成都、重庆等地大小名流，包括江津的曹禺、重庆的郭沫若。李庄周边的父老乡亲更是倾巢出动，参观队伍排出10里之远。很快，附近农民又送菜上门了，当地人和下江人的孩子又在一起愉快地玩耍了。
总的说来，外来的先生们在这里感到了宾至如归的礼遇和世外桃源般的宁静。来访的费正清震惊于这里的艰苦，“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史语所在此出版的石印线装书《六同别录》即以李庄旧名命名，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也在这里得以完成。
同济大学在李庄得以生息壮大，新增法学院，德文补习班改为新生院，造船组扩为造船系，增设机械专修科，培养在校生1300人，毕业生700余人。生物系的童第周坚持在“沙漠”中进行“金鱼实验”，令1943年到访李庄的李约瑟赞叹不已。
李庄也得到反哺，乡绅们的远见被一一证明。当时，李庄及周遭子弟得到了最好的教育机会，拥有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直到研究生，完整并高规格的教育系统，中国乡镇仅李庄一例。比如罗萼芬就毕业于同济附中，农民子弟罗哲文则考上了营造学社的练习生，追随梁思成，成长为中国古建筑研究大师级人物。
小小李庄比南溪县城提早10年用上了电灯。同济大学工学院用直流电机发电，供应全镇照明和机器打米。同大医学院经科学化验，查出食盐中有氯化钡，导致中毒，从而根治了当时流行于川南的麻脚瘟（软病），造福一地。同济工学院王达生在李庄发明了适于川江行舟的浅水汽船，苦于无钱实验，罗南陔牵头集资创建股份公司，促成第一艘“达生浅水汽船”下水。
“一切需要，地方供应”，这样的豪言不是没有代价。罗南陔的曾外孙女阚文咏回忆，母亲罗铭丁生于1938年，外公是罗南陔六子罗季唐。因为家里腾房待客，多数儿孙都被打发到乡下农场，年龄尚小的罗铭丁因为乡下没有“茅斗”（方便用的卫生设施），甚觉不适。罗家长子罗伯威掌管农场，成天向镇上家里送鸡送鸭，不时喟叹“父亲太大方了，罗家要被吃空了”。直至1946年，罗家几兄弟分家，罗氏上千亩田地，屡经变卖，已不足百亩。
慧光寺
300余同济师生加入“十万青年十万军”
7月的慧光寺，正在修葺中，僧尼们为即将到来的重大佛事忙碌着。这里是尹家祠堂改建的湖广会馆，曾供奉大禹，也称禹王宫，同时也是同济大学2001年授牌的“四川李庄同济大学爱国荣校教育基地”。70多年前，后厢房的方丈室，曾经是同济三任校长的校长室，如今供着达摩祖师面壁图的墙面，那时贴的是爱因斯坦像。
1944年冬的一天，当时的慧光寺还叫禹王宫，一场大会正在举行，正殿上两边柱子分别写着“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当年日军占领贵州独山，威胁陪都重庆，时局危急。1944年秋开始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不可避免地感染李庄人。
据同济学子蔡祖欢回忆，同济大学教务长蔡其恕发表动员演讲后，德国留学归来的工学博士杨宝琳教授第一个上台报名参军。教务长的两个侄子，蔡祖欢和蔡祖德亦同时报名。同济全校总人数2423人，有师生近700人报名，最终365人入选从军。
跟随傅斯年多年的侄子傅乐德也在此列。傅斯年去信勉励，“你这次从军，实在的好事……只盼中国在你们这一代的手中，成一个近代的安乐国家”。
刚从同济附属工业高中毕业的罗萼芬，瞒着父亲报了名。罗南陔得知后，反倒手书“国难当头、吾儿从军……”以示嘉许。
1945年1月20日，同济学子参加青年远征军203师开赴四川泸县受训。当年8月迎来抗战胜利，十万学生军未及投入前线，全部复员。罗萼芬没能上到战场，便回到故乡。
前有中研院史语所吴金鼎等人投笔从戎，后有同济学子慷慨从军，印证了学人蛰居李庄但并不畏死的义气。正如胡适所倡导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真正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有用的人才”。事实上，同济大学师生最大的义务不在从军，而在“医工救国”、“教育兴邦”。比如同济毕业生大批进入军工制造业，在战时有“十军工、九同济”之称。
胜利之日，也是相濡以沫而相忘于江湖之时。1946年10月，小火轮“长远号”离开李庄，带走了“下江人”，也带走了罗南陔的亲人。同济回迁上海，中研院回迁南京，罗的九女儿罗筱蕖、外侄女张素萱从此随着夫君逯钦立、李光涛一路远行。
一段历史就此落幕。正如教育家罗家伦在《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所说，“敌人的称强，不是一方面，而是多方面促成的……我们抗日不只是我国的兵找着敌人的兵来抗。而且，要我国的农找着敌人的农来抗，工找着敌人的工来抗，商找着敌人的商来抗，学校找着敌人的学校来抗。”
前方的将士在抗日，李庄何尝不是，李庄的乡绅们、先生们、乡亲们各尽本分、各司其职，促成了一段传奇。李庄，也写下了抗战史上不可忽略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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