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永前年我曾写过一篇走失的藕花洲简叙了藕花洲的前世
□ 邹永前
2005年我曾写过一篇《走失的藕花洲》,简叙了藕花洲的前世今生。文中也对这桃坪的王小二郎将军墓做了考据,但遗漏颇多,一直想写,因找不到角度,搁着。近年有一哥们在那儿任乡长,多次前往混伙食,就又认真研究了下桃坪,又有了点为桃坪写点什么的冲动。结果就有了以下这些考据样的文字。只是要特别声明:以下文字是写桃坪的,但绝无半点贬抑桃坪的意思,如文字中有些文字表述不妥,还望我那哥们及桃坪的乡亲们原谅。更千万别把我当做一“既要吃,又要扰”的主儿。
先正写。就像时下的公文,先得把成绩摆够。
记述的第一人是苏济川和他《虫虫歌》。苏济川,名怀浚,字济川,号作舟,醴泉,绍眉,榜名少泉,长宁桃坪乡人氏。生于咸丰五年,光绪十一年考中秀才,一九三三年卒于桃坪。济川先生世代躬耕,家庭清贫。民国时期在乡村以教书为业,学识渊博,天性孤傲, 为人正直,怀才不遇,好打抱不平,为官场所不容,为百姓所喜爱。性喜幽默,犹长俗语,善言辩,作巧对,洞幽察微,悉人间百态。自述晚年在家“携小孙孙作儿歌,使吟诵”。一共写了好几十首,对象涉及天上飞鸟、山中走兽、田野昆虫、农家禽畜。笔下动物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作者借物拟人,托物言志,歌颂真善美,赞扬勤劳、德美、纯朴、正直的劳动人民,鞭挞假丑恶,针砭旧社会的时弊。语言通俗活泼、幽默风趣、绘声绘色、维妙维肖。川南乡土风味浓郁,音韵和谐,琅琅上口,十分合适儿童记忆传唱。作者呕心沥血的结晶,获得广大川南人民的认可。在上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的县境内,无论走到田间地角、街头市井,男女老幼均能随口背诵几首。一传十,十传百,一直传到毗邻各县,加之民间手抄本的流传,促进《虫虫歌》响遍川南,传至川滇黔广阔地区,至今也不绝于口。在旧社会,一位乡村塾师的作品有如此魅力,确非易事。《虫虫歌》已于2007年正式列入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再考据。桃坪场镇乃古街,场镇建于清中叶,老街同许多川南古街一样,街由青石铺成,房为木结构、青瓦房,铺面一色的镶板门。然此街特别之处在于,街道古建筑按牛形设计,牛鼻子、牛脑顶、牛背脊等建筑齐备,据说,因这就形成了回音共振的物理现象,赶集,远至几里,可听到场内如千军万马的嗡嗡声,这是其他场镇所没有的。桃坪古街虽说也如许多古镇、古街一样,也有民房改建为了冷冷的水泥房,但至今仍还算保存较完整。故吁请我那哥们及桃坪的居民们好好保护好这一遗产,现在无钱,不是修缮或开发的时候,就留与后来人吧,就像今之钓鱼岛,留与后人吧,后人肯定有办法解决的。
只是于这完整中,我也有些许遗憾,这遗憾来自场内那块“捍卫闾里”的石碑。碑石右上为“琨琳委员长德政”七字,左下刻着“桃坪场全乡公民等恭颂”,无立碑年月。字怎样?我不懂,所以不加评论。石材较差,想那树碑之人是个凡事都喜欢大而化之之人,因此,才会把这这样严肃之事作得这么草草。当然,我更关注的是此碑因何而立?琨琳委员长又是谁?
“公民”一词,民国才有的。那么,公民所颂琨琳之德政“捍卫闾里”之事应是发生在民国时期了。民国时期这桃坪发生了什么值得“公民”们勒石铭记恭颂呢?1992年编撰的《长宁县志》载中华民国18年“8月,毕朝周率匪众1700余人驻老翁、桃坪两地,骚扰民众。吕镇华拟招其为部属,阻止安宁桥团务局出击毕部,令其出县。”吕镇华为川黔边防总指挥吕超部的旅长,据此,此碑记述的应该是这一事件。
只是这琨琳又是什么意思呢?查80版《辞海》及其增补本均无“琨琳”一词,那么“琨琳”当是人的名或号了,但查了下《民国长宁县志》第七、第八卷人物传记及名录,没有名为或号为“琨琳”的人,是指驱走土匪毕朝周的吕超或吕镇华?吕超名平林,字汉群,“林”与“琳”虽同音,但显然要挂上钩,有些难。而吕镇华,名启疆,与“琨琳”一词相去甚远。那么想此“琨琳”该是这桃坪乡的乡贤或乡长也,在抵御毕匪中有功于乡民,于是乡民们“恭颂”之。
至于委员长一词乃专有名词,是政党或政府高阶官职名称。中华民国时,委员长此一头衔都是指曾长期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中正。吕超乃同盟元老,亦是国民政府之上将,是懂规矩的人,估计他断不敢去冒用“委员长”的头衔了。吕镇华虽说有匪气,但跟着吕超也混了那么些年,估计也还是不敢顶那委员长的名头。那么,由此妄推,想此乡之“琨琳”称为委员长,大约是坊间玩笑称谓罢了。坊间玩笑称谓,你就将他称作玉皇大帝也无妨,只是这歌功颂德的碑石也堂而皇之地把某某“委员长”刻于上,果如此,就实在有些让人哭笑不得了。
当然,我们也可作这样的揣测。中国的乡民们素来喜顶礼膜拜于“大救星”之类,“琨琳”让乡民们免于匪患,当是乡民的大救星也,那时节的中国四川正处于军阀们的“防区制”时代,尚未完成川政的统一,但毕竟那时的中国已是民国,蒋中正先生已经主政于南京,虽然蒋中正先生不自称“眹”之类,但在草民眼中,那委员长就是皇帝,皇帝自然圣明,自然是草民们希望的大救星。只是,因了那时的蒋中正先生在国民中还说不上如前者,或如来者那样让草民们惶恐,有那么多的避讳。所以,桃坪的乡民们把自己的救星呼为“委员长”也是有可能的。
于此,想到的是这文脉会否阻断的问题。有宋,长宁因了苏轼、黄庭坚、寇瑊、王象之、虞杭孙等的影响,川南一隅,侵淫于宋文化的恢宏的气势、绚丽的色彩,至明初、中期,已成川南文明的翘楚。然而,明末清初那场劫杀,文庙、佛寺、塔楼,亭、台、阁、榭等等都毁于一旦,长宁人口由“十三里”而“三里”,(明清时期人口统计方法,一百户为一里),门第显赫、耕读之家想必在这劫杀中在劫难逃,“舟行数日寂无人声,仅存空山远麓深林密箐而已”(载康熙《四川总志》),积近千年昌达起来的文明几近阻断。文庙、佛寺、塔楼,亭、台、阁、榭也许又重建,但在没有根的儿孙手里,可以因为一根梁、一餐饭,一个“伟人”的一声呼喊,轻描淡写,弹指间予以毁弃。加之我们那些占据庙堂文化高地的还常以“某某大帝”“某某王朝”之类东西忽悠百姓。甚而还要屏蔽许多历史的东西,于是这许多历史和文化上的事儿,庄重的,比如这勒石之事,我们可以如儿戏。
该说翰林府了。翰林府,位于蜀南竹海龙吟寺山下桂溪畔,我去所谓翰林府是在去王小二郎墓和藕花洲那次。看了觉得这翰林府,其实就一殷实人家之老宅,只是虽已破败,但依稀仍可看出些规模,不想去考据这老宅怎么会有“翰林府”一说,也就未在《走失的藕花洲》一文中涉及。最近去桃坪,见乡上弄的文化墙有关于翰林府的文字,查看一些资料,得见2008年的《长宁年鉴》在关于桃坪旅游资源也赫然载着:“翰林府:位于蜀南竹海龙吟寺山下桂溪畔,相传明清年间刘姓后生高中后,受翰林,朝廷拨款修建翰林府,并赠匾额“海阔天空”。另一匾额为甲戌翰林赵真容题赠 ‘克迪光前\’。”等文字,也就是说这翰林府的说法已得到了官方的采信,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于是来了番考据。
翰林,《辞海》释为:翰林,最初指文翰荟萃的所在,唐玄宗初置文学侍诏,即文学侍从官,唐德宗时职掌撰拟机要文书,明清两代则以翰林院为“储才”机构,从新科进士中选拔。这也就是说,唐玄宗设文学侍诏时,的确,只要你有一技之长,不管你是吟诗作赋的文词之士,还是饱读典籍的经学之士,甚或是一算卦者、杂耍者、司棋者、论道者、念佛者、求仙者、书画者,吹拉弹唱,三教九流,你便可入选,在翰林院里随时等候皇帝的召见。但到明清则不一样了,这入翰林的最基本的前置条件就是你必须是进士才行。也即,这桃坪的翰林府的人所具功名当是进士出身才是。
桃坪,自长宁唐久视元年,即公元700年有建制以来即属长宁所辖。历朝进士,凡邑人,民国27年由蜀中名宦梁正麟主持编撰的《长宁县志》都有传。那么,我们来查考一下长宁历史上曾以进士及第者。
长宁一县有汉以降,于宋始有刘谅、刘谊、黄仲良、郭齐年、王俊、刘寅、刘孯七进士,史志中没有他们任过翰林一职的记载不说,就年代而言,七进士与《长宁年鉴》所述刘姓子孙也隔着上百年,略去不计。有明,周洪谟、李永通以榜眼及第,沈华、李鲸、侯启忠、刘景寅、李仕清五人为进士。史载中李永通曾为翰林编修,官至待讲学士,也即这李永通当为正宗翰林。而清代除杜关、刘昌仁两人以进士获取功名外,其他,好像均无进士出身这个入翰林之最低条件。明清两代长宁有两榜眼、七进士,只有两人姓刘,符合《长宁年鉴》中所言翰林府刘姓子孙的条件。
那么刘景寅、刘昌仁有怎样的传记呢?民国《长宁县志》载:“刘景寅,字仰山,入南溪学籍,遂为南溪县人,弘治己酉举人,癸丑进士,为户部主事,政廉谨,进员外郎。……”,后来开罪于刘瑾,贬为庶民返回故乡,刘瑾伏诛,起用,任陕西参政,卒于任上。也就是说这刘景寅没有被点过“翰林”。“刘昌仁,字伯杨,上安乡人,……癸卯年进士……旋补授禄劝县知县,光绪三十年履任。……”但刘昌仁在任仅一年零五个月即因病去世。从民国《长宁县志》所载,我们看到刘景寅很显然不符合桃坪翰林府刘姓子孙之条件。刘昌仁为上安乡人,桃坪为属中安乡,两乡虽一为上安,一为中安;但上安即安宁桥,也就是今天的长宁县城。而且,关于刘昌仁的家庭,县志中也说得很清楚,刘昌仁的父亲贸易营生,住在安宁桥上街,“与沈孝廉毓新为邻”,以此,刘昌仁也不应是桃坪翰林府的刘姓子孙了。
再就是那朝廷拨款,也实在值得怀疑。旧时科举仕进,并不是马上就大笔收入,朝廷更不会拨款给你修建房子之类。而且,明清两代的翰林官员工资十分低微,。那么这钱从何来呢?在于“边际效应” 一个人一旦入仕,就成了一支极具投资价值的潜力股。新科进士翰林公,前途实在不可限量。混得最不济也是个知县,混得好的,部堂总督大学士,也都在意料之中。所以捷报传出,前来攀附者立刻络绎不绝。正如《儒林外史》所描写的,范进在未中举前,借碗米都借不到,中举当天,他岳父就拿着数千钱赶来,邻居们也送米的送米,送肉的送肉,让他顺利地打发了报喜的“报子”。在那之后,更“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环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所以,即是这桃坪翰林府真的有刘姓子孙点了“翰林”,修房造屋等等,钱的来历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海阔天空”语出唐?刘氏瑶《暗离别》诗:“青鸾脉脉西飞去,海阔天高不知处。”宋?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三十引《古今诗话》谓:唐代大历年间,禅僧元览在竹上题诗:“大海从鱼跃,长空任鸟飞。”后改变为“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以此题匾,估计题赠者是祝愿这刘姓子孙,从此可以充分自由地行动,或无拘无束地施展才能。所以,倘这匾额为朝廷题赠,那这玩笑也就开大了。
再查民国《长宁县志》遗迹、建筑、山水游观及其考据中均无关于“翰林府”的记述。
那么,此老宅怎么会是翰林府呢?我认为答案在已成为房屋夹壁的的那块匾额上。匾额为翰林赵真容所题,匾额上字迹还可辨析,为“克迪光前”。 “克迪光前”就是努力光耀祖宗的意思,由此可知此匾额是翰林赵真容写给刘姓后人的,与“海阔天空”匾额一样,有勉励、祝愿之意。这赵真容何许人,实难查考,但老宅成为翰林府的路径却有了:
中国人素来重门庭,重声望,更有喜攀龙附凤者,甚或还有“炫耀小脚”者。翰林为谁,翰林乃圣上钦点,已经沾了龙气。虽说这翰林还没多少直接的实惠,但那绝对是潜力股。所以,无论是装门面也好,还是捧这赵翰林的场也好,这匾额都值得挂在门厅里向乡里们炫耀一番;不仅如此,这匾额的主人还必是,言必讲这匾额的故事。乡里门呢,不管是艳羡者也好,还是嫉妒者也好,刘家有匾额为翰林题赠,心中也必认这是件了不得的事情。谈及,先还是翰林为这刘姓人家题了“克迪光前”匾额,一代、两代、三代,是翰林为这家题匾,还是这家有子孙是翰林,谁也说不清,刘家当然也不想去厘清。于是口耳相传,以讹传讹,这老宅便就成为了翰林府。于是,在编撰年鉴中,当地撰稿人提供了关于老宅传为翰林府的资料,年鉴的编撰者亦采信了这一说法。翰林府正儿八百进入了官方史志。2005年我曾写过一篇《走失的藕花洲》,简叙了藕花洲的前世今生。文中也对这桃坪的王小二郎将军墓做了考据,但遗漏颇多,一直想写,因找不到角度,搁着。近年有一哥们在那儿任乡长,多次前往混伙食,就又认真研究了下桃坪,又有了点为桃坪写点什么的冲动。结果就有了以下这些考据样的文字。只是要特别声明:以下文字是写桃坪的,但绝无半点贬抑桃坪的意思,如文字中有些文字表述不妥,还望我那哥们及桃坪的乡亲们原谅。更千万别把我当做一“既要吃,又要扰”的主儿。
先正写。就像时下的公文,先得把成绩摆够。
记述的第一人是苏济川和他《虫虫歌》。苏济川,名怀浚,字济川,号作舟,醴泉,绍眉,榜名少泉,长宁桃坪乡人氏。生于咸丰五年,光绪十一年考中秀才,一九三三年卒于桃坪。济川先生世代躬耕,家庭清贫。民国时期在乡村以教书为业,学识渊博,天性孤傲, 为人正直,怀才不遇,好打抱不平,为官场所不容,为百姓所喜爱。性喜幽默,犹长俗语,善言辩,作巧对,洞幽察微,悉人间百态。自述晚年在家“携小孙孙作儿歌,使吟诵”。一共写了好几十首,对象涉及天上飞鸟、山中走兽、田野昆虫、农家禽畜。笔下动物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作者借物拟人,托物言志,歌颂真善美,赞扬勤劳、德美、纯朴、正直的劳动人民,鞭挞假丑恶,针砭旧社会的时弊。语言通俗活泼、幽默风趣、绘声绘色、维妙维肖。川南乡土风味浓郁,音韵和谐,琅琅上口,十分合适儿童记忆传唱。作者呕心沥血的结晶,获得广大川南人民的认可。在上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的县境内,无论走到田间地角、街头市井,男女老幼均能随口背诵几首。一传十,十传百,一直传到毗邻各县,加之民间手抄本的流传,促进《虫虫歌》响遍川南,传至川滇黔广阔地区,至今也不绝于口。在旧社会,一位乡村塾师的作品有如此魅力,确非易事。《虫虫歌》已于2007年正式列入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再考据。桃坪场镇乃古街,场镇建于清中叶,老街同许多川南古街一样,街由青石铺成,房为木结构、青瓦房,铺面一色的镶板门。然此街特别之处在于,街道古建筑按牛形设计,牛鼻子、牛脑顶、牛背脊等建筑齐备,据说,因这就形成了回音共振的物理现象,赶集,远至几里,可听到场内如千军万马的嗡嗡声,这是其他场镇所没有的。桃坪古街虽说也如许多古镇、古街一样,也有民房改建为了冷冷的水泥房,但至今仍还算保存较完整。故吁请我那哥们及桃坪的居民们好好保护好这一遗产,现在无钱,不是修缮或开发的时候,就留与后来人吧,就像今之钓鱼岛,留与后人吧,后人肯定有办法解决的。
只是于这完整中,我也有些许遗憾,这遗憾来自场内那块“捍卫闾里”的石碑。碑石右上为“琨琳委员长德政”七字,左下刻着“桃坪场全乡公民等恭颂”,无立碑年月。字怎样?我不懂,所以不加评论。石材较差,想那树碑之人是个凡事都喜欢大而化之之人,因此,才会把这这样严肃之事作得这么草草。当然,我更关注的是此碑因何而立?琨琳委员长又是谁?
“公民”一词,民国才有的。那么,公民所颂琨琳之德政“捍卫闾里”之事应是发生在民国时期了。民国时期这桃坪发生了什么值得“公民”们勒石铭记恭颂呢?1992年编撰的《长宁县志》载中华民国18年“8月,毕朝周率匪众1700余人驻老翁、桃坪两地,骚扰民众。吕镇华拟招其为部属,阻止安宁桥团务局出击毕部,令其出县。”吕镇华为川黔边防总指挥吕超部的旅长,据此,此碑记述的应该是这一事件。
只是这琨琳又是什么意思呢?查80版《辞海》及其增补本均无“琨琳”一词,那么“琨琳”当是人的名或号了,但查了下《民国长宁县志》第七、第八卷人物传记及名录,没有名为或号为“琨琳”的人,是指驱走土匪毕朝周的吕超或吕镇华?吕超名平林,字汉群,“林”与“琳”虽同音,但显然要挂上钩,有些难。而吕镇华,名启疆,与“琨琳”一词相去甚远。那么想此“琨琳”该是这桃坪乡的乡贤或乡长也,在抵御毕匪中有功于乡民,于是乡民们“恭颂”之。
至于委员长一词乃专有名词,是政党或政府高阶官职名称。中华民国时,委员长此一头衔都是指曾长期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中正。吕超乃同盟元老,亦是国民政府之上将,是懂规矩的人,估计他断不敢去冒用“委员长”的头衔了。吕镇华虽说有匪气,但跟着吕超也混了那么些年,估计也还是不敢顶那委员长的名头。那么,由此妄推,想此乡之“琨琳”称为委员长,大约是坊间玩笑称谓罢了。坊间玩笑称谓,你就将他称作玉皇大帝也无妨,只是这歌功颂德的碑石也堂而皇之地把某某“委员长”刻于上,果如此,就实在有些让人哭笑不得了。
当然,我们也可作这样的揣测。中国的乡民们素来喜顶礼膜拜于“大救星”之类,“琨琳”让乡民们免于匪患,当是乡民的大救星也,那时节的中国四川正处于军阀们的“防区制”时代,尚未完成川政的统一,但毕竟那时的中国已是民国,蒋中正先生已经主政于南京,虽然蒋中正先生不自称“眹”之类,但在草民眼中,那委员长就是皇帝,皇帝自然圣明,自然是草民们希望的大救星。只是,因了那时的蒋中正先生在国民中还说不上如前者,或如来者那样让草民们惶恐,有那么多的避讳。所以,桃坪的乡民们把自己的救星呼为“委员长”也是有可能的。
于此,想到的是这文脉会否阻断的问题。有宋,长宁因了苏轼、黄庭坚、寇瑊、王象之、虞杭孙等的影响,川南一隅,侵淫于宋文化的恢宏的气势、绚丽的色彩,至明初、中期,已成川南文明的翘楚。然而,明末清初那场劫杀,文庙、佛寺、塔楼,亭、台、阁、榭等等都毁于一旦,长宁人口由“十三里”而“三里”,(明清时期人口统计方法,一百户为一里),门第显赫、耕读之家想必在这劫杀中在劫难逃,“舟行数日寂无人声,仅存空山远麓深林密箐而已”(载康熙《四川总志》),积近千年昌达起来的文明几近阻断。文庙、佛寺、塔楼,亭、台、阁、榭也许又重建,但在没有根的儿孙手里,可以因为一根梁、一餐饭,一个“伟人”的一声呼喊,轻描淡写,弹指间予以毁弃。加之我们那些占据庙堂文化高地的还常以“某某大帝”“某某王朝”之类东西忽悠百姓。甚而还要屏蔽许多历史的东西,于是这许多历史和文化上的事儿,庄重的,比如这勒石之事,我们可以如儿戏。
该说翰林府了。翰林府,位于蜀南竹海龙吟寺山下桂溪畔,我去所谓翰林府是在去王小二郎墓和藕花洲那次。看了觉得这翰林府,其实就一殷实人家之老宅,只是虽已破败,但依稀仍可看出些规模,不想去考据这老宅怎么会有“翰林府”一说,也就未在《走失的藕花洲》一文中涉及。最近去桃坪,见乡上弄的文化墙有关于翰林府的文字,查看一些资料,得见2008年的《长宁年鉴》在关于桃坪旅游资源也赫然载着:“翰林府:位于蜀南竹海龙吟寺山下桂溪畔,相传明清年间刘姓后生高中后,受翰林,朝廷拨款修建翰林府,并赠匾额“海阔天空”。另一匾额为甲戌翰林赵真容题赠 ‘克迪光前\’。”等文字,也就是说这翰林府的说法已得到了官方的采信,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于是来了番考据。
翰林,《辞海》释为:翰林,最初指文翰荟萃的所在,唐玄宗初置文学侍诏,即文学侍从官,唐德宗时职掌撰拟机要文书,明清两代则以翰林院为“储才”机构,从新科进士中选拔。这也就是说,唐玄宗设文学侍诏时,的确,只要你有一技之长,不管你是吟诗作赋的文词之士,还是饱读典籍的经学之士,甚或是一算卦者、杂耍者、司棋者、论道者、念佛者、求仙者、书画者,吹拉弹唱,三教九流,你便可入选,在翰林院里随时等候皇帝的召见。但到明清则不一样了,这入翰林的最基本的前置条件就是你必须是进士才行。也即,这桃坪的翰林府的人所具功名当是进士出身才是。
桃坪,自长宁唐久视元年,即公元700年有建制以来即属长宁所辖。历朝进士,凡邑人,民国27年由蜀中名宦梁正麟主持编撰的《长宁县志》都有传。那么,我们来查考一下长宁历史上曾以进士及第者。
长宁一县有汉以降,于宋始有刘谅、刘谊、黄仲良、郭齐年、王俊、刘寅、刘孯七进士,史志中没有他们任过翰林一职的记载不说,就年代而言,七进士与《长宁年鉴》所述刘姓子孙也隔着上百年,略去不计。有明,周洪谟、李永通以榜眼及第,沈华、李鲸、侯启忠、刘景寅、李仕清五人为进士。史载中李永通曾为翰林编修,官至待讲学士,也即这李永通当为正宗翰林。而清代除杜关、刘昌仁两人以进士获取功名外,其他,好像均无进士出身这个入翰林之最低条件。明清两代长宁有两榜眼、七进士,只有两人姓刘,符合《长宁年鉴》中所言翰林府刘姓子孙的条件。
那么刘景寅、刘昌仁有怎样的传记呢?民国《长宁县志》载:“刘景寅,字仰山,入南溪学籍,遂为南溪县人,弘治己酉举人,癸丑进士,为户部主事,政廉谨,进员外郎。……”,后来开罪于刘瑾,贬为庶民返回故乡,刘瑾伏诛,起用,任陕西参政,卒于任上。也就是说这刘景寅没有被点过“翰林”。“刘昌仁,字伯杨,上安乡人,……癸卯年进士……旋补授禄劝县知县,光绪三十年履任。……”但刘昌仁在任仅一年零五个月即因病去世。从民国《长宁县志》所载,我们看到刘景寅很显然不符合桃坪翰林府刘姓子孙之条件。刘昌仁为上安乡人,桃坪为属中安乡,两乡虽一为上安,一为中安;但上安即安宁桥,也就是今天的长宁县城。而且,关于刘昌仁的家庭,县志中也说得很清楚,刘昌仁的父亲贸易营生,住在安宁桥上街,“与沈孝廉毓新为邻”,以此,刘昌仁也不应是桃坪翰林府的刘姓子孙了。
再就是那朝廷拨款,也实在值得怀疑。旧时科举仕进,并不是马上就大笔收入,朝廷更不会拨款给你修建房子之类。而且,明清两代的翰林官员工资十分低微,。那么这钱从何来呢?在于“边际效应” 一个人一旦入仕,就成了一支极具投资价值的潜力股。新科进士翰林公,前途实在不可限量。混得最不济也是个知县,混得好的,部堂总督大学士,也都在意料之中。所以捷报传出,前来攀附者立刻络绎不绝。正如《儒林外史》所描写的,范进在未中举前,借碗米都借不到,中举当天,他岳父就拿着数千钱赶来,邻居们也送米的送米,送肉的送肉,让他顺利地打发了报喜的“报子”。在那之后,更“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环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所以,即是这桃坪翰林府真的有刘姓子孙点了“翰林”,修房造屋等等,钱的来历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海阔天空”语出唐?刘氏瑶《暗离别》诗:“青鸾脉脉西飞去,海阔天高不知处。”宋?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三十引《古今诗话》谓:唐代大历年间,禅僧元览在竹上题诗:“大海从鱼跃,长空任鸟飞。”后改变为“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以此题匾,估计题赠者是祝愿这刘姓子孙,从此可以充分自由地行动,或无拘无束地施展才能。所以,倘这匾额为朝廷题赠,那这玩笑也就开大了。
再查民国《长宁县志》遗迹、建筑、山水游观及其考据中均无关于“翰林府”的记述。
那么,此老宅怎么会是翰林府呢?我认为答案在已成为房屋夹壁的的那块匾额上。匾额为翰林赵真容所题,匾额上字迹还可辨析,为“克迪光前”。 “克迪光前”就是努力光耀祖宗的意思,由此可知此匾额是翰林赵真容写给刘姓后人的,与“海阔天空”匾额一样,有勉励、祝愿之意。这赵真容何许人,实难查考,但老宅成为翰林府的路径却有了:
中国人素来重门庭,重声望,更有喜攀龙附凤者,甚或还有“炫耀小脚”者。翰林为谁,翰林乃圣上钦点,已经沾了龙气。虽说这翰林还没多少直接的实惠,但那绝对是潜力股。所以,无论是装门面也好,还是捧这赵翰林的场也好,这匾额都值得挂在门厅里向乡里们炫耀一番;不仅如此,这匾额的主人还必是,言必讲这匾额的故事。乡里门呢,不管是艳羡者也好,还是嫉妒者也好,刘家有匾额为翰林题赠,心中也必认这是件了不得的事情。谈及,先还是翰林为这刘姓人家题了“克迪光前”匾额,一代、两代、三代,是翰林为这家题匾,还是这家有子孙是翰林,谁也说不清,刘家当然也不想去厘清。于是口耳相传,以讹传讹,这老宅便就成为了翰林府。于是,在编撰年鉴中,当地撰稿人提供了关于老宅传为翰林府的资料,年鉴的编撰者亦采信了这一说法。翰林府正儿八百进入了官方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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